如果我們盲目地跟著起鬨，也要把中國的“經濟結構”現在就提升到發達國家那樣水平，忘記了我們“能賣得出去”的東西主要是什麼，能“賺錢”的東西主要是什麼，也就是“競爭力”所在是什麼，忘記了我們還有數億農民等著就業，等著進城，我們的經濟就一定會在國際競爭中被擠垮。
（本文寫於2000年）
朱紹文教授在85歲高齡時，出版了《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一書，概括總結了幾十年研究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歷史的部分成果，對我們所有經濟學者來說，這是一份極為可貴、值得認真一讀的傳世之作。
在此書的封面上，印有朱先生最為推崇的三位經典經濟學大師的頭像，他們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德國的弗·李斯特和卡爾·馬克思。為了與經濟學中通常所說的“古典經濟學”相區別（那個詞特指斯密、李嘉圖、穆勒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朱先生用了“經典經濟學”的概念，來特指在經濟學發展的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但又有別於現代經濟學的種種理論學說，其中包括了李斯特、馬克思等人的學說。所謂“經典”，自然意味著“不可不讀”，同時也有“永恆價值”的意思——一切經典的理論，都因其包含著真理（在當時是新的理念）而具有永恆的價值，也因其反映了產生那種理論的時代所特有的烙印而永遠給後人以歷史和思維的啟迪。
在朱先生所著重分析的經典理論的現實意義中，以下兩點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第一，經典理論的反封建性；第二，經濟學研究的“本國立場”。朱先生特別批評了把“現代化”（嚴格地說應是“近代化”）等同於“工業化”的錯誤概念，指出現代化指的不僅是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社會關係的改變，是使過去在封建桎梏中受壓抑的、受制約的、存在於民眾當中的生產力解放出來。在這方面，斯密可以說是早期反封建的經濟學理論的傑出代表，他的代表作《國富論》的宗旨就是提倡“自由貿易”，要求打破中世紀封建勢力對生產活動和交易活動所設的各種障礙和限制，打破各種“控制”和“審批”，解放生產力，使人們能夠通過自願和自由的分工與交易，提高效率、增進社會的福利。在斯密的著作中，“自由貿易”一詞還不像現在往往特指的是國際之間的交易，而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交易的自由”，指市場經濟的發展，指市場活動所體現的新的經濟社會關係。
朱先生這些年一直在各種場合指出我們現在事實上還在進行的是許多“反封建”的工作，其意義就在於此，就在於要打破計劃經濟的種種“遺產”，打破中國兩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的種種“遺產”，使市場經濟的原則和精神，最終在中國建立起來。二十年改革開放，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比起這個任務所要求的內容與範圍，也就是比起那種種的“遺產”，我們已經打破了的還太少，還有大量的封建遺產在那裡頑固不化，有的甚至還在不斷地死灰復燃，它們不僅存在於我們的一些體制、規章、政策當中，很多情況下是深藏於我們許多真的熱衷於改革、真的希望發展市場經濟、真的想反封建的同志的頭腦當中，不時地冒出來“干擾我們自己”。由此可見反封建的任務之艱鉅、之複雜、之長期，可見朱先生其書的“現實意義”，恐怕還會持續很久，學習經典經濟學的現實意義，還會持續很久。打開斯密的著作，每每你都會想對自己和周圍的人說，“那正是在說閣下的事情”。我們現在寫的許多文字、做的許多努力、進行的許多工作，許多自己當做很“新的”觀點，其實都是當年人們已經寫過的、做過的、爭論過的、“玩剩下的”。這或許也是經典經濟學的魅力所在：即使在一些關係到歷史發展進程的問題上，它的理論仍然可以有長久的適用性。
朱先生一生極為推崇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不是簡單地照搬和學習當時先進的國家——英國的經濟學理論與經濟政策，而是從當時德國作為一個較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出發，“建立了從本國立場出發的‘國民經濟學’，特別強調本國創造財富的生產力……的重要性”（《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第111頁）。為德國的現代化進程、為德國追趕上英國等發達國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著作成為影響當時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美國和日本走向現代化的重要著作。
朱先生所推崇的這種經濟學研究的“本國立場”，對於我們所有的研究人員來說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所謂“本國立場”，不是要另起爐灶，置人類幾百年以來已經發展起來的知識和科學體系於不顧，井底之蛙，搞什麼“中國經濟學”，而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經濟學，充分利用哪怕是昨天別人已經發展起來的知識與成果；只不過，作為致力於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中國經濟學者，必須針對中國的特殊問題、特殊發展階段，由此出發，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才能真正使經濟科學為我所用，而不是人云亦云，跟著“別人的問題”走 ，不能對本國的發展起促進作用，相反卻可能起負面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家當前所研究的問題和提出的政策，多數都是針對他們作為先進國家當前所面臨的一些前沿課題，而我們作為各方面還都很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同時還是“轉型經濟”），則有我們的特殊問題，如果不認真地分析這種差別，就可能提出錯誤的政策主張。比如當前非常熱門的“新經濟、舊經濟”問題。“新經濟”的概念，本來是根據某些發達國家的新經濟現象提出的，與我們的現狀相差甚遠。即使是用“新經濟”“舊經濟”的概念特指一些新興部門和傳統產業，也會有很大的差別——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是“舊經濟”的一些部門，對我們來說還是剛剛開始發展的新興產業，如汽車、住房、家電等等；而對一些發達國家來說日益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一些“夕陽產業”，對我們來說則可能正是當前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如勞動密集型產業）。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到中國來大談特談“新經濟”，是因為那正是他們的“興奮點”，他們正在為其在全球“開拓新疆場”。而如果我們盲目地跟著起鬨，也要把中國的“經濟結構”現在就提升到發達國家那樣水平，忘記了現在我們“能賣得出去”的東西主要是什麼，能“賺錢”的東西主要是什麼，也就是“競爭力”所在是什麼，忘記了我們還有9億農民等著就業，等著進城，我們的經濟就一定會在國際競爭中被擠垮，自己內部的矛盾也會激化。 不能現實主義地冷靜客觀地分析本國的現實情況，在此基礎上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是發展中國家經常會犯的一個毛病。而這正是缺乏“本國立場”的一個表現。
其次，一個經濟學家，從“本國立場”出發，不僅能為本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也恰恰因此能為經濟理論的發展做出自己獨到的貢獻。比如，如果中國經濟學家能為解決一個至今人均GDP只有800美元（注：此為2000年的數據）的國家能夠一步一步改革開放，持續增長，最終實現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這樣一個難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方案，他們也就能對經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即關於落後國家如何發展的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經濟學的一般性原理都是在對各種特殊問題的分析中逐步形成的。落後國家如何發展這個特殊問題，同樣能為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增加新的內容。這也是李斯特為什麼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德國經濟學家，也是一位在整個經濟學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國際級經濟學家的原因。
《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以其清晰的思維方法，博大的理論基礎和翔實的資料考證，為我們晚輩經濟學者樹立了嚴肅治學的楷模。你只要翻開書本，就能對老一輩學者的嚴謹學風和大師風範肅然起敬。但我想它對我們大家最重要的警示和啟迪還在於它的“反封建精神”和它的“本國立場”。
摘自《經濟十八講》，樊綱著，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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