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9日晚9時45分，在東海道新幹線的 Nozomi 265次列車上，發生了一起震驚日本的慘案。
東海道新幹線是日本的高速列車網中，運載力最強的一條線路，地位大致相當於我國的京滬高鐵。它直接連接了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五個大城市，因此也被視作日本最重要的一條鐵道線路。
東海道新幹線開通於1964年，當時的時速為220km/h，東京到大阪所需4小時。近年來，隨著利用人群的多樣化，東海道新幹線也逐漸衍生出了三類列車：最快速的 Nozomi，較為經濟的 Hikari，以及大站必停、速度較慢的 Kodama。在每天的繁忙時段，每個小時都有28班列車，在東京和大阪之間忙碌地輸送著旅客。
在晚班的新幹線上，往往坐著許多“當天出差”的商務人士。而這一天的車上，卻多了一名不速之客。
21:45分，Nozomi 265次列車剛剛從新橫濱站駛出不久，在列車中後部的12號車廂中，突然傳出了慘叫聲。坐在11號車廂和13號車廂的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慘叫驚醒，都紛紛站起來看個究竟。
從12號車廂中逃出來的人個個都面色慘白，很多人都驚嚇得說不出話來。這時，一個聲音突然喊到：
“有、有人在那邊殺人了！！”
日本社會的惡性犯罪率，其實是相當低的。因此很多乘客聽到了“殺人”，立即便嚇得魂不守舍，根本不知如何應對。此時，一名乘務員也立刻趕到了與12號車廂相鄰的車廂。他勸說乘客們集中到較遠的車廂，並演示瞭如何將座椅的坐墊拆下來。
“如果有人衝過來的話，就用這個當做盾牌，先抵擋一下。”
說完這話，這名乘務員便隻身進入了發生慘案的12號車廂。
來到12號車廂中，乘務員發現，此時在車廂中僅有4個人。
離乘務員較近的，是一名年輕女性，手上的傷口還在不停地冒著血。由於過度驚嚇的緣故，她已經無法站立逃跑，而是在地上艱難地爬著。另一名女性也受了一定程度的傷，躲在座椅之間的空隙裡，一動也不敢動。
“快過來，這邊是安全的。”
乘務員小聲對這兩名女乘客說到，並上前幫助她們離開了車廂。而在車廂的走廊正中，一名男青年正騎坐在另一名男子的身上，兩人全身都是血。地上的男子已經一動不動。而那名男青年，則右手持砍刀，左手持匕首，呆坐在那裡，低垂著頭。
儘管這名乘務員手無寸鐵，但他還是鼓起勇氣，用手中提著的檢票用皮包，重重地砸向了那名男青年。隨後，聞訊趕來的其他乘務員們一擁而上，將已經停止抵抗的男青年手中的刀具奪去，把他控制在了12號車廂的尾部。
當乘務員們上前探查倒在地上的男子的傷勢時，發現已經為時過晚了：那名男子的脖子上咧開了一個碗口大的傷口，同時臉上、胸部也遍佈著深深淺淺的刀傷，瞳孔放大，已經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在他的身下，湧出的血液已經浸滿了地板。
21:55分，乘務員向小田原車站報警，說車上發生了兇殺案。原本應當甩站通過的 Nozomi 265次列車，在22:00駛入了小田原車站的月臺，實施了緊急停車。警方來到車廂中，將這名殺人現行犯直接逮捕。
上圖中這名穿著卡其色褲子，絳藍色襯衫，帶著眼鏡，留著學生頭的年輕人，就是警方以殺人現行以及殺人未遂的罪名，實施逮捕的嫌疑犯。他的名字叫做 小島一朗，現年22歲。
小島一朗為何要在這趟深夜的高速列車上，實施如此殘忍而恐怖的殺人行為？被他殺死的男性，與他又是什麼關係？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讓我們先了解一下小島一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青年。
小島一朗，1996年出生於愛知縣岡崎市，是家裡的獨子。由於父母的關係非常緊張，小島一朗在上小學時，便經歷了父母長期吵架、分居的生活。作為單身母親，小島一朗的媽媽工作壓力非常大。為了減輕生活壓力，小島一朗的母親找到了一份可以提供宿舍，在康復設施中的工作，便帶著剛剛升入中學的小島一朗搬了進去。
日本的“康復設施”，從服務目的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照料嚴重的精神疾患、身體殘疾的病人為目的的社會福利機構，而另一類是以幫助輕度精神疾患和殘疾人再次走入社會，實現自力更生的自立支援機構。而小島一朗母親所在的機構，便是後一種。
在康復機構中的工作強度，可以說是非常之大，因此一朗的母親幾乎無暇顧及兒子的成長問題。
另一方面，小島的語言和運動機能都比同齡的兒童發展得較慢，在母親的陪伴下，小島一朗前往醫院進行了檢查，並最終確診為“阿斯伯格綜合徵”，屬於俗稱的“自閉症”中的一種。
阿斯貝格綜合徵的患者，大部分智力正常，但在社交和非語言交際方面會呈現一定困難。根據病情影響的強弱程度不同，患者通常會出現一些強迫症、肢體不協調、不善於溝通等等表象。儘管通過一些強制矯正的手段以及康復性訓練，可以一定程度地消除或減弱這些問題，但社交與溝通障礙往往會伴隨這些患者一生。
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的社交溝通障礙，主要反映在這些方面：
1 缺乏與人相處的技巧；
2 無法與同輩建立朋友關係；
3 缺乏眼神交流、面部表情及身體語言
4 無法理解他人的非語言信息，例如表情、肢體動作等等
5 無法代入他人的想法，做不到換位思考
6 對社會規範不敏感
7 想法不易變通，或極為主觀
8 容易進入極端緊張的情緒中
9 注意力不足
10 內心極為敏感
具有阿斯伯格綜合徵的人，往往無法理解他人語言中“隱含的意味”，例如諷刺、暗示等等。有個著名的例子，反映的就是阿斯伯格綜合徵的孩子的思維方式：
當沒有按時交上作業的時候，老師會諷刺學生：“你的作業是不是被家裡的狗吃掉了？”
正常孩子一般會意識到老師在諷刺自己，不做爭辯。而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徵的孩子，會無法理解老師的諷刺，於是反問道：“老師，狗會吃掉紙嗎？”
阿斯伯格綜合徵並沒有治療的辦法，只能通過一些糾正訓練，來使患者更容易地融入社會。然而，近年來的一些學者也提出，阿斯伯格綜合徵並非是一種殘疾或缺陷，只是一種認知差異。
由於母親工作很忙，同時父親也搬離了他家，獨自居住，小島一朗的青少年時期是非常孤獨的。由於阿斯伯格綜合徵的影響，班裡的孩子們都認為他是個怪胎，完全沒有任何的同學與他來往。為了照顧他的起居，外婆有時也會把他接到家中來住。這樣一來，他能夠溝通的人，便只有外婆一個人了。
外婆的老伴早已去世，家中除了她自己之外，還有小島一朗的舅舅。舅舅對於小島一朗並不疼愛，反而認為他是個礙眼的怪孩子。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舅舅曾經與小島一朗有過這樣的對話：
“一朗，你長大了想幹什麼？”
“我想死。”
“哦？那你想怎麼死？”
“我想殺人，之後被警察逮捕，關進監獄。”
“殺人之後也不一定會死的。”
“那也不錯。不用工作也能活下去的地方，大概就只有監獄了吧。”
“你說來說去，其實還是想活下去吧？要是想死的話，就給我閉嘴吧。”
小島一朗的父親，對自己惟一的兒子，也並沒有任何的耐心。
在他的回憶裡，小島一朗的學習成績並不好。於是在他上中學時的一天，父親找到他，問了幾句學習上的事，提出他要好好學習。然而，小島一朗卻以“XXX比我的成績還差呢。”作為回答。這樣的回答立即激怒了父親，他打了一朗一巴掌後，便將他趕了回去。
到了初三這一年，小島一朗以“學習跟不上”、“跟同學相處不好”為理由，拒絕繼續上學。
中學畢業後，因為想要遠離自己的父母，小島一朗獨自從家中搬了出去，在政府設置的福利機構中寄宿。同時，他也報名了一家“定時制高中”，開始了為期三年的高中生活。
“定時制高中”是一種我國沒有的教育機構。在這種機構裡，學生不用在固定時間來上學，只需要在一定期間之內出席足夠時間的課程，通過考試便可畢業。
在定時制高中的三年時間裡，由於同學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普通學校中那樣密切，小島一朗的學習成績穩步上升，甚至拿到了全部滿分的好成績。根據他寄宿的福利機構負責人回憶，小島一朗那時是個安靜、老實的孩子，從未惹過麻煩。原本需要四年時間才能畢業的定時制高中，小島一朗僅用了三年便修夠了所需的學業。
2014年4月，小島一朗進入了一家職業培訓學校，學習機械維修。一年後，他在一家機械維修公司找到了工作。2015年8月，他被派往四國島的松山市。
僅僅三個月後的2015年11月，他從公司辭職，辭職理由是“與同事無法相處”。在那之後，他回到了父母居住的愛知縣一宮市，在市郊租下了一間公寓獨自生活。由於生活沒有任何來源，半年之後，他無法繳納房租和公共設施費用，公寓的水電煤氣都被掐斷了。
走投無路之下，小島一朗聯繫了自己的父親，提出“只想要一個有口飯吃，可以睡覺的地方。”然而，父親卻以自己生活拮据為由，拒絕了一朗的求助，反而將他推給了生母。母親由於也是借住在福利設施的宿舍中，無法安排他與自己一同居住，無奈之下，只好再次將一朗推給了他的外婆。
2016年6月，由於被父親、母親推來推去，內心敏感的小島一朗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於是便憤然離家出走，只偶爾通過電話與外婆聯繫。在這幾個月裡，小島一朗成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漢，夜宿街頭，撿拾便利店和超市丟棄的過期食品為食。
在2016年10月，一朗的外婆終於下定決心，將一朗接到自己家來住。然而此時外婆家的境遇也並不樂觀：舅舅長期單身，沒有工作，全家人都靠著外婆的養老金和低保過活。因此，一朗的到來，對於舅舅來說自然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來到外婆家後，小島一朗變得更加消沉，甚至整日閉門不出，躲在自己的房間裡上網。在舅舅多次表示出“要將他趕出去”的態度後，小島一朗也開始了反抗 —— 他選擇了離家出走。心疼外孫的外婆，在他離家出走時悄悄塞給了他一萬日元。幾天後，結束了離家出走生活的一朗回到了外婆家中，隨身帶著一個掛鐘 —— 這是他送給外婆的禮物，就是用那一萬日元的紙幣購買的。
可以說，在小島一朗的心中，唯一抱有好感的人，恐怕就是外婆了。
隨著小島一朗在家蹲守，不見天日的日子越來越長，他也逐漸出現了一些精神上的異常。於是在家裡人的安排下，2017年5月，小島一朗被一家精神病院收診，住進了精神病房。
2017年9月，一朗給自己的父親寫去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
“我不想死在醫院裡，請救救我，求求您了。”
父親拿著一朗的信件，找到了一朗的母親進行商談。最終結果是夫妻兩人都不願將一朗接走，與自己同住。在萬般無奈之下，一朗的外婆提出，將一朗過繼給自己，和她一起住。
這一決定立即激怒了一朗的舅舅，他提出：
“老太婆你還能活幾年？等你死了，難道要我來照顧一朗不成？”
外婆雖然提出了收養一朗為養子，但是自己的經濟狀況也並不容許在飯桌上再增加一張嘴。由於日本的低保制度是以家庭中個體數量為單位發放的，同時規定只有兩代以內的直系親屬，才能夠被視作同一家庭，享受低保待遇。因此，外婆只有將自己的外孫收養成為“繼子”，才能夠獲得多一人份的低保。
2017年10月，小島一朗正式被過繼給自己的外婆。就這樣，儘管血脈上與自己的父母是無法割裂的，但名義上，小島一朗已經被自己的親生父母所拋棄。這對他造成的心理影響，恐怕是相當巨大的。
在這段時間裡，來到外婆家的小島一朗與自己的舅舅，發生了很多次的爭吵。對於小島一朗，他的舅舅是這樣評價的：
“每次跟他談到獨立外出工作的事情，他總是說自己有殘疾，推脫說只要向政府申請了殘疾人證，拿到證件就可以離家獨立了。但是，他總是這麼說，卻從沒見他行動過，說不定是根本行不通。一直在說著自己的權利啊，福利啊的事情，但是卻沒想過需要儘自己的義務。這樣的人，跟一個五歲的孩子沒什麼區別。”
之前我們說過，阿斯伯格綜合徵的一個特點，就是感受性很強，內心非常敏感。因此與舅舅的這些爭論，無形之中也為小島一朗增加了許多心理負擔。他在這一時期裡，在網上留下了很多“我活著毫無意義”、“真想趕快去死”之類的信息。
2018年1月，是小島一朗最後一次離家出走。
這次出走與以前不同的是，他只給外婆留下了一句話：“我想要去旅行。”之後幾個月的時間裡杳無音訊。
據推測，他這段時間應當是一邊打零工，一邊在日本各處流浪，最終來到了長野縣的松本市。在2018年3月，他從一家雜貨店，購買了行兇用的柴刀。
柴刀與匕首不同的是，普遍刀刃較為寬厚，適宜劈砍，當做兇器使用的話具有相當的殺傷力。
2018年6月8日夜間，他乘坐著遠途巴士，從長野縣來到了東京。在東京街頭遊逛了一天之後，6月9日晚20時許，小島一朗在東京站購買了 Nozomi 265次列車的12號車廂坐席票。在他背後的書包中，便裝著這把陰森森的柴刀，以及一柄水果刀。
列車緩緩駛出了東京站，在品川站停車了。
儘管東京站是東京市名義上的中心車站，但由於品川站交通更為便利，很多乘客都選擇在品川站上下車。從品川站駛出之後，Nozomi列車會停靠在新橫濱站，之後就會進入高速運行狀態，直到名古屋才會再次停車。
小島一朗購買的車票，是列車左側雙排座位中靠走廊的座位。在他的左側緊靠車窗一側，坐著一名20來歲的女孩。小島一朗坐在座位上，將書包緊緊抱在懷裡，雙眼無神地注視著眼前的座椅靠背。
列車駛出了新橫濱站，開始逐漸加速。窗外的景色也漸漸從城市的燈火輝煌，變成了郊外那一片片連綿不斷的住宅區。如果你曾經注視過這樣的窗外，在看到夜晚每家每戶點起的那一盞盞燈光時，也許會聯想到那迅速向後面退去的一戶戶房子中，一家人悠閒地看著電視，吃著晚餐，彼此談笑的情景。眼前的千家萬戶中，可能就有著千萬種不同的悲喜故事，也有著千千萬萬活在幸福或是不幸，熱鬧或是孤單，健康或是病痛中的人們。
然而此時的小島一朗，心中卻只有一個信念，就是用手中的屠刀，去了結無辜的人們的生命。
幾分鐘後，在黑暗的曠野中疾馳的這趟列車上，他拉開了書包，拽出了那把鋒利的柴刀，砍向了坐在自己身邊，毫無防備的那位女孩......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襲擊中，最先反應過來的人，是坐在小島一朗身後的一名中年男性，名叫梅田耕太郎，38歲，是一名居住在兵庫縣尼崎市的公司職員，剛剛與妻子結婚不到一年。
梅田耕太郎看到小島一朗站起身後，拿起兇器向身邊的女性砍去，於是下意識地直接站了起來，用雙手想要從背後抱住小島一朗，阻止他的暴行。趁這機會，那名女性得以脫身，從座椅的間隙中跑了出來，撿了一條命。
然而，情緒激動的小島一朗自然不會讓別人阻礙自己“想要殺人”的邪惡念頭，轉過身來對梅田揮刀便砍。梅田舉起雙手想要抵擋揮落下來的利刃，然而普普通通的手臂，怎能抵擋小島一朗充滿憤怒的劈砍。小島一朗的第二刀，便直接命中了梅田的脖子，一刀割破了他的頸動脈。
此時，其他的乘客早已嚇得四散逃跑。小島一朗為了達到他殺人的目的，便揮刀去追趕那些逃走的乘客，用刀重重地砍在了一名女性的後背上。由於列車仍然在疾馳，小島一朗一個站立不穩，摔倒在地，其他乘客這時也早已跑到了周圍的車廂。小島一朗爬起身來，環顧四周，只發現剛才受了致命傷的梅田耕太郎，正倒在地上拼命掙扎著。於是他爬上前去，騎跨在已無法站立的梅田身上，將自己的怒氣全部發洩了出來，用柴刀和水果刀對著梅田的胸部、頭部、腹部亂刺亂劈，梅田先生當即犧牲。
發洩之後，小島一朗的力量似乎已經耗費殆盡，他就這樣坐在梅田先生的遺體上，一動不動地似乎在等待著結束的來臨。
而這，就是開頭中那名隻身前往12號車廂，去制服小島一朗的勇敢的列車員，所看到的恐怖一幕。
被捕後的小島一朗，在面對警方“為什麼要殺人”的質問時，是這樣回答的：
“我只想殺個人，隨便殺誰都好。”
這句話令人不寒而慄，因為他的回答，與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中的罪犯的回答，是完全一樣的。
根據警方披露的信息，小島一朗在被捕後，在看守所內神態自若，似乎發生的慘案與自己無關一樣。警方給他提供的豬排咖喱飯，他狼吞虎嚥地在10分鐘之內吃掉了三份。之後他對警方說，如果不能判處自己死刑的話，在他出獄後還會繼續作案。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在此案中捨己救人，不幸犧牲的梅田先生。
梅田耕太郎，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部，在BASF日本分公司工作，性格溫和，在平時也受到許多同事和下屬的愛戴。慘案發生當天，他正從東京出差返回大阪。在他遇害後，BASF日本分公司的社長髮表了悼念他的社內公開信：
“對於梅田先生的死，我們除了感到強烈的憤慨和悲傷之外，也為我公司曾有過這樣一位為了他人的安危，不惜犧牲自己性命的偉大的英雄，感到深深的自豪。”
在之前我寫過的“秋葉原殺人事件”中，我曾經談到過一些我對於這類殺人犯的看法。在這裡，我想再整理一下。
隨隨便便就想到“不想活了”、“我恨這個世界”、“想殺人”的人，其實並不是什麼勇敢的人，正相反，他們其實是最卑劣的懦夫。對他們來說，自己一切不如意的根源，都是外界造成的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問題。在本案中，小島一朗的人生固然是不幸的，但這種不幸，絕不可能用“殺害他人”的方式，便可以得到解脫。
小島一朗是缺愛的，他的童年、青年期，都是在家人的嫌棄、拋棄中所度過。造成這一切的不幸，自然與他的家庭有著脫不開的聯繫 —— 父母的絕情和冷漠，周圍同學、同事的霸凌，是造成了他厭世的客觀原因。而他的主觀原因，一方面來自於他的性格障礙缺陷，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他自小形成的，將負面問題轉嫁給他人的思維方式。
然而，就是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年輕人，卻選擇了用極端的方式，殺害了一名勇敢、無私的無辜男性。梅田先生是一名英雄，同樣，那名教會乘客們使用坐墊當做盾牌，隻身挑戰殺人魔小島的乘務員也是英雄。但是，不稱職的父親和母親，沒有愛的家庭，沒有同情心的同事們所造就的這個惡果，為何要造成英雄的犧牲呢？
這是才是真正不公平的。
儘管這起案件發生在日本，但我們身邊，是否也有這樣潛在的危險存在呢？
缺乏有著親情、愛情的家庭，自幼遠離父母，感覺被拋棄的孩子們，他們現在仍然孤零零地活在那些不發達地區的土地上。父母為了謀生，只得外出前往城市打工。家中留守的老人們也沒有能力去為留守兒童們提供健全的成長教育環境。在這些孩子的心中，他們會不會覺得，是父母拋棄了他們，是這個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的社會，把他們和父母生生地拆散呢？
我們從很多紀錄片中，都可以看到這些孩子們眼中的渴望，那些與父母團聚的夢想。在這些夢想一次又一次的破滅之後，他們在看待我們的時候，心中是否會出現一絲恨意呢？
我不知道，但我不希望是這樣。
我相信很多朋友會留言說，日本高鐵沒有安檢，我們這裡坐火車坐地鐵坐大巴，都會有安檢，所以可以阻止這類事情的發生。
但我想說的是，人類的心，人類的情感，是不能夠通過壓抑和防止，便可以徹底阻斷的。如果我們不能帶給他們愛，而只是想著如何從手段上阻止危害社會事件的發生，那麼只能換來的是報復方式的隱藏、發酵和升級。
我在這裡提出一個奢求，希望各位讀者，不要把目光僅僅止步於這樣一起起駭人聽聞的殺人案中，而是能夠從這些案件中，聯想到一些我們如何對這個社會，這個世界負起一些責任的方式，讓它變得更好。
對於小島一朗一案，我想說的，就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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