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電視劇《風箏》的人都會對劇中很多角色印象深刻，比如主人公周志乾就是一個迷倒眾多觀眾，即使破衣爛衫，走路一瘸一拐依然抵擋不住渾身上下散發無窮魅力的角色；而袁農卻是一個不討喜的角色，遭到一些觀眾的吐槽斥罵，覺得他是一個虛偽，狹隘，道貌岸然，雖是正面角色卻讓人恨得咬牙切齒的人物。他們兩者按說都是信仰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都是忠於黨忠於自己信仰的我黨的忠誠戰士，可是為什麼人物的差距如此之大呢？美國暢銷書作家傑克·霍吉說過這樣一句話：“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從這兩者身上我們真切地看到了這句經典的人生哲理：性格決定命運，格調決定人生。
周志乾和袁農是兩個性格截然不同，個性鮮明的對比角色。從忍受著超乎常人想象的煎熬和艱辛，看淡生死榮辱的周志乾身上，我們感受到了濃濃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管風吹雨打，勝似閒庭信步”，在逆境中忍辱負重，憑藉過人膽識，鎮定從容中苦中作樂，且不乏詼諧幽默之舉，樂觀態度存在於他生活的每個細枝末節上。樂觀主義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行動。這種樂觀精神也是他人性耀眼光輝中的閃光之處，比如在在對待紅衛兵批鬥的態度上，周志乾用唱戲的辦法去轉移痛苦；然而袁農的人物特點，讓很多觀眾感到愛恨交織，一方面他忠於黨，忠於自己的信仰，是我黨經歷過嚴酷鬥爭和屠殺倖存下來的共產黨幹部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做事偏執，一根筋，認準的事不改變的較真性格的人，在紅衛兵批鬥他是叛徒時袁農告白說：“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我被國民黨渣滓洞看守所關了兩年零五個月，我被上過電刑，被灌過辣椒水，沾了水的皮鞭子都抽進了我的肋骨裡，可我，我對得起和我並肩作戰的地下黨的同志們，我沒有叛黨，到現在我的胃裡都有潰瘍，我的神經系統都沒問題。可我沒有背叛黨，沒有背叛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堅定信仰！”無論郭文志怎樣對他拳打腳踢，他對信念始終不渝。袁農經歷了幾十回這樣的批鬥後，在日復一日的絕望中不堪重負自殺身亡。無疑是袁農的性格中的悲觀主義思想特點使他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樂觀（optimism）這個詞源自拉丁語的optimum（意為“最好的”），它是一種精神態度，反映出的是擁有一種“期待未來會向著最好的方向發展”的信念。悲觀主義的代表人物叔本華卻認為：“人的生存就是一場痛苦的鬥爭，生命的每一秒鐘都在為抵抗死亡而鬥爭，而這是一種註定要失敗的鬥爭。”在哲學領域，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是哲學家們常見的研究範疇。在我們的生活中，性格決定成敗或者決定命運的也比比皆是。周志乾和袁農的人物性格讓我想起了讀過的一篇文章《平常的沈從文》，文革中有許多文化名人，因為不堪屈辱或是失去生活信心而自殺身亡。沈從文備受迫害卻活了下來，最根本的是他對苦難的態度，他能從苦難侮辱和不幸中發現生活中積極向上的方面，能在冰冷的境況中給自己找出溫暖的生活色彩，這是智者的生存之道，就如《風箏》中的六哥周志乾在苦難和磨礪中堅持信仰不忘初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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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身邊也不乏這樣的事例，拿我身邊的一位學生為例，他是我校中考錄取的第一名，然而今年的高考他卻棄考了。性格決定了未來。這位同學的性格和袁農很像，做事偏執，較真，對自己要求很高，認準的事不改變。學習上對自己定位很高，一旦達不到自己的目標就懊惱不已，心生怨念，感覺世界不厚道，未來一片黑暗。隨著高三學習壓力的增加，他越來越難以長時間坐在課堂聽講，時常焦躁不安，嗜睡明顯，學業難以為繼。經過醫院診斷為抑鬱症，需要藥物治療。即使這樣，高考報名後，這位同學還是沒能邁入高考考場，也許未來還有機會，但他性格中的悲觀思想是別人無法影響到的吧。希望他能意識到自我的性格偏差，適度調整，迴歸生活學習正軌。
《風箏》帶給我們的思考不僅是是親情，戰友情，兄弟情，男女情，更是信仰，人性，理性等精神領域的思考。“物質滋養肉體，精神食糧卻能滋養靈魂。”我想每個人都會從《風箏》這部影視劇中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角色與故事中體會領略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這就是一個優秀作品存在的意義。柳雲龍導演八年磨一劍，他不愧是文藝界一位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文藝工作者。而我們每一個人所追求的生活的理想不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嗎？要想有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顆樂觀躍動的心。雨果說：“笑就是陽光，它能消除人們臉上的冬色。” 從可愛的老周身上，從沈從文老人身上，我們學到了在逆境中也要堅持自己的信念，不忘初心，堅持信仰，微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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