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這位前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曾因“723動車事故”發佈會上那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而從一個發言人變成新聞當事人，深陷輿論漩渦良久。
如今，七年過去，退休的王勇平現已是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師。4月11日，他為中國傳媒大學組織的一次某系統宣傳業務專題培訓班授課，將近三個小時，他始終保持挺拔的站姿，不坐，也不用講稿，拿自己發言人生涯最後那場發佈會作教材，笑稱自己是“反面教員”。
“我反正信了”曾是王勇平很長一段時間的一張標籤，近七年過去，遠離鎂光燈的王勇平曾選擇緘口不語，寫下20萬字的紀實文學《相信》，卻始終深藏箱底不肯出版。如今，王勇平漸漸放下以往的重負，越發豁達，自稱不會把當年說出那句“我反正信了”當成一生遺憾，而且由衷表達自己的願望，“希望我培訓過的發言人不要再有發言人成為當事人的經歷，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課堂上的王勇平
紅星新聞記者受邀旁聽王勇平的“新聞培訓課”，聽他講述走下發布臺之後的心路歷程。
講課三小時，不坐不用講稿
2015年11月，年滿60歲的王勇平宣告退休。
而在2011年8月，“723動車事故”發生後一個月，王勇平的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宣傳部長的職務被宣佈免去。隨後，他被任命為鐵道合作組織中方代表，並出任副主席，遠赴波蘭華沙任職，在歐洲工作、生活了三年。
退休後，他每天潑墨揮毫、寫詩作文，甚至跑到公園與大家一道引吭高歌。此外，他還是中國傳媒大學培訓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發言人研究中心聯合主任、中新智庫危機傳播中心研究員，常出現在培訓課堂上。
4月11日上午，王勇平在中國傳媒大學為某系統宣傳業務專題培訓班上課。穿著夾克衫的王勇平從位於西客站附近的家裡轉乘兩趟地鐵，趕到位於東五環邊的傳媒大學校園。
課堂上沒有長槍短炮，也沒有唇槍舌劍。將近三個小時，他從走上講臺到課程結束，面帶微笑，不用講稿，全程都保持一種挺拔的站姿，娓娓道來新聞發佈的規律、原則、方法技巧等，並穿插自己的那段發言人經歷。
王勇平不忘拿自己開刀，開場就用自己說過的那句“我反正信了”。在過去幾年無數次的課堂上，他不斷地提到這段旁人看來也許是傷疤的歷史作講課素材。
“我們誰都不是神仙，說錯一兩句話，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不敢站出來，不敢承擔責任，靜默無言，造成更大的輿論危機，這是不能原諒的。”王勇平提到，他並不希望在他之後，還會有其他新聞發言人因為說了一兩句話從發言人變成當事人。
他也反覆地提到一點，“發言人是代表政府發言，如果說了虛假的信息，賬是記在政府身上的，一經揭露，會被認為是政府說假話，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一定要說真實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東西。”
“現在的生活很通透，是我想要的”
七年前說出“我反正信了”的王勇平，曾一度成為被口誅筆伐的對象。
2011年11月，王勇平低調離開北京前往波蘭時，只有少許的家人和同事送行，他並不想告訴更多的朋友。當天，王勇平最後一個登機，在最後一刻，他對著將要離開一段時期的祖國舉起了自己的手臂，作了一個難以言表的告別。
王勇平如今的淡泊以對，放在幾年前還難以做到。後來，他的這些過往經歷都成為了他的講課素材，他享受他的老師身份。
去年，王勇平獲得全國領導幹部媒介素養培訓項目年度最受學員歡迎教師獎。這個由學員自己評選的獎項，王勇平開心地在朋友圈曬了出來，他打趣地寫道：“在職未曾有榮譽，退後卻得一證書。”“自己這是小朋友得小紅花。”
那些曾被輿論裹挾的日子早已過去，王勇平說：“現在的生活很通透，是我想要過的生活。”
對話王勇平
“講課讓我感到充實、很滿足”
紅星新聞：從退出新聞發言人職位到退休，再到發言人培訓師，您覺得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王勇平：最大的變化就是從風尖浪口迴歸平靜坦然。平臺定位不一樣，服務對象不一樣，對我的要求也不一樣——需不斷地學習、提升才能適應。總體上感覺，仍是在為推進信息公開、滿足公眾需求、發揮媒體作用在努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發言人和授課人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
其實，這是一個從臺前到臺後的過程。過去做發言人的時候，要在特殊場景下頂住各方面的壓力。現在不面對媒體，不面對鏡頭，不面對社會，變得雲淡風輕了。我對這種情況非常滿意。就拿接受採訪來說，以前代表政府發言，是大局，必須嚴謹。現在偶有記者採訪，也只談談個人的事，微不足道，相對可以隨意。
紅星新聞：現在的您身上有很多標籤，前發言人、詩人、作家、書法家，也包括老師，這些標籤當中，哪一個是您最喜歡的？
王勇平：這些標籤，都是別人放在我身上的。退休後，生活變得簡單，也豐富起來。寫詩、作文、攝影、唱歌、演講，都是我的興趣，都是在豐富自己的生活，都是在真實地表達自己內心，感覺特別滿足。其實，過去做發言人的時候並不希望大家關注我本人，而是希望關注鐵路的發展和變化。得不到別人理解的時候，我會很著急，盡一切努力希望大家理解。
而現在我說話做事，就沒有太多想法和壓力了。比如我想寫詩，靈感來了就寫，至於發不發，發出去後有什麼反響，就不那麼關心了。寫書法，可以寫半天不出門，自得其樂，朋友要字從不拒絕。上課時也是說真話，自己都不信的話是不會說給別人聽的。
紅星新聞：您去年被評為全國領導幹部媒介素養培訓項目年度最受學員歡迎教師獎，您如何看待這個肯定和榮譽？為什麼這個榮譽讓您特別高興？
▲王勇平被評為“年度最受學院歡迎教師獎”證書
王勇平：我這一生，並不太看重名利，過去在崗位上就沒獲得過什麼獎勵。但這一次中國傳媒大學給我評這個榮譽，我確實有些高興。這是學員對老師講課的認可，也是他們的真實反映。講課本身就讓我感到很充實、很滿足，學院又給了我這份驚喜，自然很開心。我把證書拍下來，在朋友圈裡炫了一下，不到半小時得到好幾百個贊。
其實很多老師也得過這個獎，他們講得都比我好。也許大家認可我，是我上課比較實在，熟悉情況，生活積累多，正反兩方面經歷都有，又能坦誠地說出來，情感上也容易和大家產生共鳴。加上我講課從來不坐，也不拿稿，因為我希望和學員朋友平等自然地交流，說的話是從心底冒出來的。
“'我反正信了'並非自己一生遺憾”
紅星新聞：為什麼退休之後會想到來做老師呢？
王勇平：剛退休時，對於做老師，我還是有顧慮的，心有餘悸啊。我不希望出來再次成為焦點，只圖一種雲淡風輕、揮毫吟詩、身心俱靜的生活。但國新辦、中國傳媒大學和中新智庫的領導對我做工作，說我的經歷是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應該利用起來。於是，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應允下來。第一次去中新新聞智庫培訓班上課，講的是“新聞發言人的責任擔當”，沒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現場掌聲熱烈，有人還現場寫詩遞到講臺上鼓勵我，課後學員們排隊來和我合影……
我有一種委屈後被理解，炒作後被信任的感覺。於是，開始打消疑慮，把過去的真實經歷和深層思考大膽講出來。不僅讓一個真實的王勇平站在大家面前，也讓我的經驗和教訓轉化為大家的財富。
紅星新聞：您老把自己作為反面教材，當年您說出的“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這句話，甚至被您當成是自己說過的“雷人雷語”來告誡其他的新聞發言人，您是出於什麼考慮拿自己開刀？畢竟，那是終結您發言人職業生涯的一場新聞發佈會。
王勇平：我確實說過願做一個反面教員。因為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裡，網友就這樣給我定位，而且很多專家教授在新聞傳播的授課中，也把我作反面案例進行剖析，我得順應一下大家啊。何況那場發佈會確實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處，直到現在還有專家們拿我舉例。我能理解，那是在新聞發言制度建設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件事，但現在理性多了。
不管怎樣，我希望我培訓過的發言人不要再有發言人成為當事人的經歷，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至於那句“反正我信了”的話，更多的應當考慮當時的心情和語境，也不排除有自我解嘲的成份。
紅星新聞：這句“我反正信了”，是不是您發佈會生涯中最大的遺憾呢？
王勇平：這句話可能要伴隨我這一生了，成了一個真正的標籤。恐怕沒有哪一句話會像我這句話一樣被媒體反覆解讀，乃至於後來一有人提這句話，我就格外敏感。我當時其實加重一下語氣，是很著急，是希望大家相信我的話，希望這件事對高鐵不要造成太大影響，出發點是在維護高鐵。但後來這句話被曲解為蠻不講理，一度，我也有些後悔，也想不通，這句話怎麼會產生這麼大的負面影響呢？當時有半年時間不願上網，刻意隔絕，經過歲月的沉澱，心情才慢慢地平靜下來。
心情平復後，我就開始解釋當時為什麼這麼說，語境是什麼。再後來，其實已經沒有太多感覺了，偶爾還會為當時自己敢於站出來感到很男人氣。客觀地說，這句話如果不說，對於當時的發佈會來說還是會更好一些，但我也不會把它當成一生的遺憾。
紅星新聞：您在國外寫了四本書，為什麼只出了三本書，還有一本一直沒有出版？
王勇平：我在國外的時候寫了四本書，一本是詩集《在詩的王國裡》，一本是散文集《維斯瓦河畔》，一本是紀實文學《行走在亞歐大陸橋上》，那本沒出版的書，是一本紀實文學，叫做《相信》，寫了20萬字，記錄了“723溫州動車事故”新聞發佈會前後一段時間的事。寫書的目的，是希望能向社會說清楚當時真實情況和自己的真實想法，但是現在該瞭解的事實真相大家都瞭解了，我也擔心出版後會再次引起炒作。再說不可避免要涉及一些人一些事，如果引起別人被抨擊不是我的初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這本書稿一直壓箱底。
“希望我們這代發言人成為一部紀實書籍”
紅星新聞：有人認為新聞發言人和記者的關係，就像是在較量，作為一個曾因新聞發佈會、因記者圍堵“栽了跟頭”的發言人，您如何看待記者和發言人的關係？又如何看待記者對發言人的挑刺？
王勇平：我在當發言人時，一直把記者當朋友，也收穫了他們對鐵路工作的支持和對我本人的友誼。即便在那個被猛烈炒作的時候，我也深深為許多記者朋友的理性真誠而感動。當時有記者確實說了一些過頭話，事後他們也在反思，甚至還當面向我道歉，他們同樣讓我敬重。
記者挑刺，那是他們職責所在，與蓄意炒作是兩碼事，應當尊重和接受。而且我認為，挑刺也是一種動力，能讓發言人更認真、更嚴謹，最終達到無懈可擊、無刺可挑。與媒體打交道，是一門學問，我提供給學員的建議是：以充分的準備與媒體打交道，以機敏的眼光與媒體打交道，以平和的心態與媒體打交道，以良好的形象與媒體打交道。
紅星新聞：您作為中央部委第一代新聞發言人，曾被稱為黃金一代。現在，當年的黃金一代很多現在都退出了發言人行列。而如今新聞發言人面臨的媒體傳播環境，特別是新媒體傳播渠道的變化，使得如今的新聞發言人面臨媒體和公眾更多的挑剔和審視，您覺得要適應這種變化，需增加哪些媒介素養，該如何應對網絡環境下的“放大鏡”？
王勇平：當年的發言人都退崗和轉崗了，新一代發言人在成長。江山代有人才出，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至於現在傳播環境是否更復雜，這要客觀分析。在新媒體、自媒體發展迅猛的今天，傳播渠道更多樣，受眾面也越來越廣泛，對發言人而言更具挑戰性。但從總體上講，由於上下的重視，發言人制度更健全，輿論環境更優化，受眾更理性，發言人本身素養也在前行者實踐基礎上提升，所以當下應該稱為新聞發言的“黃金時期”更妥當一些。
紅星新聞： 退休後，您還在繼續關注其他新聞發言人的表現嗎？當事人和旁觀者，區別在哪裡？
王勇平：會關注，但並不刻意，只是一種由過去職業延續下來的習慣。因為曾經的經歷讓我感同身受，所以特別能體會他們的壓力和艱難。挑毛病誰都會，但未必有益。我不願苛責別人，即使在模擬發佈會上做點評老師，必須挑刺，我也會特別注意自己的態度和措辭，唯恐言語不當傷害別人。至於當事人與旁觀者的區別，在我看來，當事人千鈞重擔一肩挑，還要面對眾人評判；而旁觀者氣定神閒揮灑自如，二者的壓力和責任不可同日而語，感覺當然不同。
紅星新聞：幾年前，您曾說過您對新媒體缺乏研究和了解。退休這幾年，您有什麼樣的研究結論呢？
王勇平：當初在新媒體迎面撲來時，由於自己缺乏應有的敏感和成熟的經驗，造成在發佈臺上和輿論場上極大的不適應，這是一個深刻教訓。應當看到，互聯網時代，在信息傳播方面，其速度、廣度、力度和複雜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學網、懂網、用網必然成為現代管理者尤其是新聞發言人的基本素質。我在培訓新聞發言人和政府官員時，提出新媒體時代傳播五要點：公開透明，及時迅速，客觀真實，誠懇真摯，堅定自信。也算是一家之言吧。我希望我們這一代發言人能成為一部紀實書籍，在敘述風雲跌宕的史實同時，也帶給後人們思考，去感悟一代人奮鬥的歷程，感悟一個群體、一項事業、一個國家崛起的艱辛。
END
紅星新聞記者丨趙倩 北京攝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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