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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年前，我一時興起，花了大半年時間，集中閱讀關於中東/伊斯蘭曆史和思想的書。當時能找到的有中譯本的此類書大都讀了，好幾個朋友開玩笑問我，讀完了是不是準備加入塔利班——那時候還沒有ISIS。儘管是玩笑，這種思路本身就很值得深思，似乎深入研究伊斯蘭教，或者更進一步，為之著迷，就意味著會極端化。
我第一次瞭解到帕爾米拉，就是在那次讀書期間，類似的讓我印象深刻的古阿拉伯城市，還有皮特拉。
帕爾米拉位於敘利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ISIS的戰爭劫掠。皮特拉位於約旦，至少目前還算安全。它們的相似之處，是都曾在公元前後的三四個世紀裡輝煌一時，都是羅馬帝國與波斯帕提亞帝國這兩大敵對勢力之間的貿易樞紐，都藉此富甲天下而後不甘屈居附庸，最後又都被羅馬帝國兼併。
實際上，它們的命運多少揭示了某種世界史的宿命，那就是貿易要衝上的商業城市可以繁榮一時，甚至掌握巨大的權力，卻難逃財富本身所引來的貪婪和爭搶，最終使它毀滅的，與當初令它輝煌的，始終都是同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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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上旬，在一支俄羅斯小分隊的支援下，敘利亞政府軍再度收復帕爾米拉。ISIS是在前一年年底，趁阿勒頗激戰正酣，突然襲佔帕爾米拉的。這一回，他們又破壞了古城中的四柱殿和羅馬劇院。
不知不覺中，時間已過去整整一年。2016年3月ISIS第一次被趕走之前，曾佔據帕爾米拉達10個月之久，城中的神廟、古塔、凱旋門均遭毀滅性破壞，包括著名的建於公元1世紀的貝爾神廟。當時全球媒體蜂擁報道，社交網絡上一片哀嘆之聲，憤怒聲討ISIS的“反文明”“反人類”行徑。
然而帕爾米拉當然不是第一次毀滅。它最早是一座猶太城市，《舊約》說它是所羅門王在沙漠裡所建。所羅門王的帕爾米拉早已湮滅無蹤。到了美豔絕倫又權慾薰心、簡直是克萊奧佩特拉轉世的芝諾比婭女王時代，帕爾米拉已經是一座典型的阿拉伯商業大城，融合了波斯、羅馬和阿拉伯特色，無論財富、疆土還是威望都達到了頂點。
可是轉眼之間，公元三世紀，它再次被羅馬皇帝奧勒良洗劫並焚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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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吉本在他那部剛好出版於美國和法國革命之間的煌煌鉅著《羅馬帝國衰亡史》裡，給了帕爾米拉和它的女王兩節半的篇幅。
對於芝諾比婭，他毫不吝惜地堆砌溢美之詞，說她“也許可算是唯一一位，其非凡的天才完全超越了亞洲的氣候條件和社會習俗加之於她們女性的奴性和無能”，並且其“美貌不在她的祖先克萊奧佩特拉之下，而在貞潔和勇敢方面則遠在那位女王之上”。
吉本大概夢見過這位1500年前的女王，以至他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繪出她的皮膚、牙齒、眼睛、聲音。但真正令吉本動容的，卻並非她的美貌，而是她的智慧：“她的不次於男人的理解力因刻苦學習而更形完美。拉丁文對她並不完全陌生，但她對希臘文、敘利亞文和埃及文都同樣十分精通。她為了自己使用方便，自編了一套東方歷史概況，並在崇高的朗吉努斯指導下自由地比較荷馬和柏拉圖的彼此不同的美。”而且，她“從不像一般女性統治者會因為一時感情衝動手忙腳亂，她始終在最明智的政策原則的指導下，把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條”。
極盛時期的帕爾米拉，統治地域從兩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整個埃及，並與波斯、阿拉伯和亞美尼亞結盟。芝諾比婭自稱“東方女王”，成為整個西亞事實上的霸主，而帕爾米拉則“在一段時間內成了可以和羅馬抗衡的國家”。巨大的成就令貪慾膨脹，即便聰慧如芝諾比婭也概莫能外。而就在她夢想進軍羅馬的同時，奧勒良皇帝也在一步步推進他“復興羅馬世界榮光”的征服戰爭。僅僅兩次大戰役，王國就只剩下了被團團圍困的都城。而在都城陷落，又短暫重樹叛旗之後，暴怒的奧勒良對帕爾米拉屠城，並徹底毀滅了它。
被俘的芝諾比婭，後來被押送到羅馬城，被迫參加了帝國曆史上最盛大的祝捷大典。隊列中的女王“步行推著一輛她曾夢想坐著它進入羅馬城的豪華的四輪馬車前進”，“苗條的身材戴著黃金做成的鐐銬；套在她脖子上的一條金鎖鏈則由一個奴隸用手舉著，沉重的珠寶的重量幾乎要使她站都站不住”。據吉本說，當時目睹這一“盛況”的，有“中國派來的使臣”。
而在萬里之外，“商業和藝術中心，芝諾比婭經營的王都，慢慢變成了一個無人在意的市鎮，一個不關重要的堡壘，最後更成了一個破敗的小村落”。到了吉本寫作的時代，也就是18世紀70年代，“現存的帕爾米拉市民，總共不過三四十戶，大都在宏偉的神廟的庭院中修築起了他們用土壘起的農舍”。
換句話說，ISIS毀掉的，只是奧勒良燒剩下的東西。這座城市——活生生的、有幾萬人居住營生的城市——是被當時最“文明”的西方帝國毀滅的，而野蠻的ISIS只是炸了半座博物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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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再也見不到那些宏偉遺蹟而痛心疾首之時，我們在哀嘆什麼？
你當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聲稱是對文明的哀思。但其實，如果不那麼自欺欺人，大多數時候就只是因為失去了實施我們自己的貪慾的機會而已，這機會來自：也許等我哪天錢足夠多了，可以去賞玩或擁有這些奇觀與玩物；它們怎麼能就這樣被毀掉，讓我沒法念想呢？
在阿萊霍•卡彭鐵爾的傑作《光明世紀》中，三個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富家子弟，因為長輩的去世，而自由自在地遊蕩於空曠的豪宅中，同時幻想著離開令他們厭倦的哈瓦那，去紐約，去巴黎，去威尼斯，去……
“他們在想象的旅遊中，觀看了聖馬可廣場鴿群和埃普瑟姆城的跑馬比賽，欣賞了塞特樂斯威爾斯劇院的演出，參觀了盧浮宮；從有名的書店到有聲望的馬戲團，從帕爾米拉廢墟到龐貝城遺址……他們什麼都想看，然而旅行的目標一個也沒有確定。”
這就是自私的古物與旅遊愛好者的貪慾。在這種貌似崇高和有文化的關懷中，只有國家地理式的風景美照，沒有人——既沒有2000年前被奧勒良圍攻的城市中艱難求生的人，也沒有今天以各自的生活理由支持或反抗ISIS的人。荒涼的遺蹟在照片上供人們從萬里之外憑弔、嘆息、咒罵，而這些照片就像時尚家居圖片一樣，必然是沒有人的——有也只是一些甚至不如瓶瓶罐罐重要的擺設。
究竟是什麼令到這些人要去加入ISIS，要去做人肉炸彈，要來到這古城對著石頭髮威？咒罵的人們大都懶得去理會這些問題，只要一言以蔽之“瘋子”“極端主義”“恐怖分子”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自己換一個時空，很容易就會去做同樣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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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既然懷古者不喜歡談活人，因為活人太卑微太零碎，而喜歡談文明，不妨就談一談。
文明，就是用來毀滅的，財富，就是等待被劫掠與瓜分的。思古傷懷或許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但歷史本身的鐵律卻是殘酷的。越是偉大的文明，越是隻能用廢墟來彰顯自身的成就，無論它的名字是金字塔、馬丘比丘、塔克西拉還是殷墟。“所有偉大事物都是因為其自身，因為一種自我揚棄的行為而走向毀滅的：這就是生命的法則，生命的本質中那必不可少的‘自我超越’的法則所追求的東西”（尼采）。歷代統治者（包括民主社會）都會做千秋迷夢，但事實卻是，毀滅與新生都是必然，正如同大自然的循環。
相比於其他文明，為什麼唯有所謂的“中華文明”能延續數千年？秘密並不在於大一統的強力皇權，而倒是在於這種皇權的週期性毀滅。並且由於農民戰爭或遊牧入侵的狂暴與無情，這種週期性的毀滅常常相當徹底。漢代要重新蒐集先秦典籍已難如尋寶，唐代的文明基本上是古今中外大雜燴，宋代要請求日本和朝鮮送回大批失傳的漢譯佛經，而繼蒙古和滿清兩次徹底征服之後，按照岡倉天心等人的說法，中華文明的“正脈”已在東亞大陸失傳，轉去了島國。
但只要我們不是死硬的原教旨“正統論”者，就會發現恰恰是這一次次毀滅弔詭地成為造出新血的契機。沒有火燒阿房宮，就沒有漢代的神仙宮闕；沒有“五胡亂華”，就沒有云岡和龍門，也沒有氣象宏大的唐構；然而今天你只能去京都和奈良體驗迷你版的唐構了，因為它們又把地盤騰給了《清明上河圖》裡那些樓閣與舟橋……
正是在毀滅的基礎上，一代代“新人”在最少傳統羈絆的情況下，憑藉充沛的創造力，將“中華文明”帶入一個個嶄新的生命週期。它當然與前此的文明有聯繫，但這聯繫因了毀滅的緣故而不至於強大到窒息創造力。
讓我們牢記尼采的格言：“不管對一個人、一個民族還是一個文化體系而言……其‘歷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會傷害並最終毀掉這個有生命的東西。”“由於過量的歷史，生活會殘損退化，而且歷史也會緊隨其後同樣退化。”
文明，就是活人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古蹟，只是這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標本，如果你不能透過這標本去想象和感受那種原初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那麼它們就是廢物、垃圾，徒然地以陳腐的“美”和“歷史”阻塞這個世界呼吸新鮮空氣的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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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帕爾米拉再次遭難，我當然也痛心，畢竟我也是一個古物和旅行愛好者。但是對於“世界史的宿命”，我們卻不得不接受，因為它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歷史的重力，以及在這重力之下，活人們究竟能夠做些什麼。一個任由貪慾主宰的世界，毀滅就是重獲新生所必需的，這是各種神聖經典早就告訴我們的，也是歷史一次次搬演給我們看的。
瓦格納在1850年（前一年，作為激進無政府主義者，他剛剛切身體驗了德雷斯頓起義失敗的幻滅）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說：
“如果偉大的巴黎被焚成廢墟，如果火焰從一座城市湧向另一座城市，如果他們最後在狂烈的亢奮中給這些無法清掃的奧基阿斯王的牛廄放上一把火，以獲得健康的空氣，那會怎樣呢？我極其認真地、毫不欺騙地向你保證，除了以燒燬巴黎開始的革命外，我再也不相信其他的革命了。”
今日阿拉伯世界的問題根源，在於失去生命力已久的陳腐宗教傳統，與西方以其強大的市場和傳播力量極度放大的貪慾（這種貪慾既關乎石油財富的爭奪，又關乎民族主義的內部與外部權力爭鬥），以貌似不可能的方式，化合成一種絕望的虛無主義。在這樣看不到任何前景的絕境中煎熬，比之瓦格納當年的幻滅，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極端原教旨和恐怖暴力，只是克服這虛無的“最終幻想”。
如果毀滅是必然的，或許助其早日完成，以便為新生騰出場地，也算是功德一件，就如索多瑪和蛾摩拉，就如大洪水——據說是諾亞方舟最後停靠地的阿勒山，位於土耳其、亞美尼亞和伊朗交界處，離帕爾米拉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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