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9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第一次就單個艾滋病患者發表聲明：“羞辱和歧視是應對艾滋病戰役中最大的敵人。所有形式和情境下的羞辱和歧視必須要停止。羞辱和歧視是阻礙艾滋病防治進展和終結艾滋病的最大障礙：因為它阻止了感染者去接受艾滋病病毒檢查、獲得抗病毒治療。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違反了其最基本人權，同時也違反了國家艾滋病防治條例。”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在當年的12月1日艾滋病日，成都某電視臺報道了西充市8歲艾滋男孩坤坤的遭遇。7日，坤坤的爺爺羅文輝通知20多名村民代表在小組長家中開會，村支書、紀檢委員都參與會議。會上，村主任何正棋執筆寫了聯名信：“大家一致要求有關部門對坤坤進行隔離防治，離開村莊，保障全村群眾及兒童的健康。”次日，羅文輝帶著聯名信找群眾按手印，最終收到203個手印。
村民為何要聯手驅逐8歲的坤坤呢？而且其中還有他的爺爺。羅文輝說，12月7日，有兩名自稱是“成都記者”的人找到他，羅文輝向兩人提及希望坤坤能獲得收養的意願，“他們說能幫我想辦法讓坤坤得到外界關注，達成心願。”這兩名“記者”建議村裡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寫聯名信，一致要求讓坤坤離開村莊。於是就發生了這件轟動一時的事情。
羅文輝介紹，坤坤從小被兒子兒媳拋棄，兩人也已失聯近5年，坤坤只好由他和老伴撫養。自己已有69歲，患有心臟病，老伴李秀瓊68歲，患有白內障，一家人僅靠著種一畝田、養三頭豬和政府補助過日子。“我本意並不想拋棄我的孫娃子。只是希望有能力的社會機構能夠收留我的孫娃子，讓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和醫療。”羅文輝說。
事情導火索的兩位“成都記者”，其中一名是某網絡媒體的“記者”，另一名是某視頻網站的“拍客”。前者稱，他們在村中調查瞭解到，坤坤在村中遭到“冷暴力”，村民對坤坤非常恐懼，避之不及，而坤坤的爺爺羅文輝無力撫養他，強烈希望能把坤坤送給有撫養能力的社會機構或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言語上或許暗示過他爺爺寫聯名信。”該“記者”承認在方式上欠妥當，“但完全出於一片好心，希望坤坤能引起關注。”
坤坤的事情報道後，2015年新年後的正月十六，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紅絲帶小學的教職人員將他接到了學校，讓孩子就讀一年級，享受免費治療免費上學免費吃住的愛心培育。圖為該學校生活老師劉麗萍騎車搭坤坤。
紅絲帶小學是一所特殊的學校，在這裡上學的所有孩子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這也是國內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兒學校。在這裡，老師們把坤坤當成自己的孩子，給孩子買零食買鞋，喂藥蓋被子，讓孩子感受一份母愛。同時，老師們教他認字，做遊戲，學說普通話，感受集體的溫暖。坤坤在這裡生活的很幸福，已經從被遺棄的角色中轉換過來，喜歡跟同學們玩耍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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