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式電視問政推動地方政府實行協同治理、開放式決策、完善對話機制，對提升城市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具有現實意義。杭州文化廣播電視集團《我們圓桌會》針對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構建了黨政、市民、媒體“三位一體”和黨政界、知識界、行業企業界、媒體界“四界聯動”的交流溝通協商平臺，形成政府與社會各界協商對話、互助合作的新型治理關係，探索出一條用協商式電視問政促進城市善治的新路。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的縮影，城市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興，則國家興；城市善治，則國家善治。為改進城市治理、創新治理體制機制，杭州一直在進行探索實踐。
2010年12月，時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黃坤明批示創辦協商式電視問政欄目《我們圓桌會》。該欄目以“溝通改變生活，對話推動進步”為宗旨，構建了黨政、市民、媒體“三位一體”和黨政界、知識界、行業企業界、媒體界“四界聯動”交流溝通協商平臺，成為探索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重要載體。截至2018年3月，欄目共播出1020期節目，涉及800多個城市公共話題，各界參與嘉賓近1萬人次。近八年來，《我們圓桌會》欄目在回應社會關切、疏導市民情緒、改進政府工作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社會轉型期城市善治和城市治理現代化提供了許多有益經驗。
一、電視問政的發展
“電視問政是藉助電視媒體以及其他多種傳播手段組織官民對話交流，對地方政務活動進行評點、監督的傳播活動。”根據北京大學俞虹教授的研究，最早的電視問政節目是廣州電視臺1997年創辦的《市民廣場》。“直接把政府主要職能部門和廣州市民請到市中心廣場上做直播，很讓人耳目一新。”
2002年，鄭州電視臺開辦類似於電視問政的節目《週末面對面》，將黨政官員和市民共同邀請到演播廳，就重大公共事務進行討論。2005年，蘭州電視臺開播了問政欄目《“一把手”上電視》，節目中“民問官答”成為主要形式。此後，各地陸續創辦一些電視問政節目，這些節目形式不盡相同，有直播也有錄播，節目讓官員直接站在聚光燈下，接受媒體監督和群眾質詢。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公民對於此類電視節目的參與度不夠高。“電視節目自身也缺乏連續性，使得它只是被知曉並沒有得到廣泛的關注，也沒有激發群眾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有將群眾問政、媒體問政進行有機的結合，問政的形式過於單一，人們的表達渠道也不是特別通暢。這與官員對於媒體的迴避、民眾較低的參與意識是分不開的。”
2010年12月，杭州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市委宣傳部、杭州文化廣播電視集團等單位合辦的《我們圓桌會》開播，欄目以主持人引導、不同身份背景嘉賓在演播室圍坐交流討論公共話題為基本形式，融合了“政治協商制度”“立法聽證”“基層民主治理”“公共論壇”等多種方式，成為電視問政全新的實踐。
從2011年起，電視問政作為一種新的問政方式進人繁榮期。湖北、浙江、四川、河南、山東、寧夏等省區的多地地方政府，都以電視問政的方式來迎接群眾對政府工作的“考核”。其中，武漢大型電視直播欄目《電視問政》的開辦，讓電視問政真正以欄目名稱而備受關注，它的問政力度獲得群眾認可，也激發各地的問政熱情。
“據不完全統計，至2016年年底，國內電視問政節目有20多檔。這些節目從風格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武漢市的《電視問政》為代表，屬於側重於監督的電視問政；另一類以杭州市的《我們圓桌會》和南京電視臺的《民聲》等為代表，屬於側重於協商類的電視問政。”
二、《我們圓桌會》：
協商式電視問政的新探索
《我們圓桌會》被一些專家稱為一張特殊的“城市圓桌”，它促進社會各界共同參與、交流溝通、彼此理解、形成共識，建構了一種協商對話、互助合作的新型治理關係。作為基層協商民主的創新，《我們圓桌會》受到各界關注。2017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派員專門到欄目組調研，瞭解欄目在促進基層協商民主方面的做法。這檔協商式電視問政欄目的創新特徵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01
話題選擇的公共性
《我們圓桌會》的話題選擇強調公共性。欄目討論的內容包括城市應急、公共安全、公共服務、環境治理、交通管理、公共設施、社區建設、安居保障、教育衛生、垃圾分類等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
以2013年為例，《我們圓桌會》2013年度綜合評估報告顯示，全年共播出節目116期，話題總體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公共治理與服務類，內容有媒體平臺與城市治理、官話套話反思、食品安全監督、養老、社工、小升初、兒童性侵、社區幹部權責、物業管理、門前新三包等;二是城市規劃與環境建設類，內容有新交規、地下水治理、中國式過馬路和城市擁堵指數、房改房、垃圾分類、公共自行車、發泡餐具、飲用水保護、公交專用道和路面泊車位、空氣重度汙染、垃圾焚燒、地鐵換乘等；三是文化保護傳承與教育科技類，內容有城市雕塑、美麗鄉村、民辦中小學問題、大學生創業安家、教育體制改革和遊學熱現象、文化產業和傳統產業升級等；四是社會民生與萬象類，內容有關愛保安行動、民工討薪、醫療保障體系、農貿市場改造、如何應對夏季暴雨不讓杭城看海、市民精神健康、廣場舞、社區養老服務、醫患關係、“謠言終結者”等。這四類話題都涉及民生和公共領域。
參與主體的平等性
02
現代化的城市治理，政府、公共機構、組織和個人要形成“我們”的理念。城市治理的重要內容是構建市民普遍認同的價值體系，體現對城市相關利益各方的平等和尊重。平等性是《我們圓桌會》開播以來一直堅持的基本原則。平等性具體表現在：一是談話場景設置的平等。圓桌會的形式展現民主討論的氛圍，參與嘉賓圍坐在一起，沒有臺上臺下的高低之分。二是參與主體身份的平等。《我們圓桌會》每期節目都會邀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媒體評論員、城市治理的利益相關者作為嘉賓參與討論。在圓桌會上，書記、市長、部門負責人、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行業代表、普通市民代表都是“我們”中的一分子，大家一起討論、辯論共同關心的話題。三是話語權的平等。欄目在話語比例設置上對普通平民、政府官員、知識精英一視同仁，希望官員避免說“官話”，討論時要積極回應質疑，不能表現出管理者的“強勢”；鼓勵市民從個性感知角度表達對公共政策與社會管理的意見，要從“抱怨者”發展成“協商者”和“共建者”;專家學者要從第三方角度理性解讀;行業、企業、社會組織代表要積極反映群體訴求，提出務實建議；媒體評論員要客觀公正，防止情緒化；主持人要堅持理性平和，注意掌控場面，鼓勵各方平等協商，尋求共識。
03
協商討論的開放性
開放是協商式電視問政的前提。開放性表現在：首先，《我們圓桌會》話語空間的設置是開放的，每一位落座的嘉賓都是重要的“意見領袖”或“觀點代言”，他們誠懇地把有爭議的問題拿到桌面討論，通過交流促進理解，通過溝通增進互信，而且協商討論的結果通過電視公開傳播，讓更多的人接受，讓各界監督落實協商成果。其次，選題(話題)的徵集是開放的，欄目通過微信、微博、杭州網、電子郵件、熱線電話等，向市民公開徵集選題信息。最後，開放性還在於市民提供的意見、建議和錄製現場節目中嘉賓的觀點被納人杭州市“人民好建議”徵集工作範圍，拓展了《我們圓桌會》的社會影響及輿論功能，切實提升了政府治理與公民參與的互動程度。
價值導向的建設性
04
現代城市治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構建在社會參與基礎上的有效應對和化解重大公共問題的理性協商機制，這要求協商參與者立足於建設性的公共理性。《我們圓桌會》最大的價值導向就在於建設性。節目對公共事務進行平和理性的討論，鼓勵參與者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即使在同一公共事件中發生利害衝突的雙方正面相見，也能開誠佈公。“觀眾在圓桌會里感知到的，是一種理性的‘觀點對立’，而非一種非理性的‘人格對立’‘利益對立’，這種‘對立’隨著話題討論的深人逐步走向建設、達成共識:政府為民眾的困惑提供解釋，媒體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建議，專家為意見分歧的雙方提供社會心裡分析、情緒疏導和國內外成功模式對比，普通市民則帶著問題到來、帶著解答離開。”
如2013年夏天，《我們圓桌會》關於“環衛工人避暑難”的電視問政，充分彰顯了欄目建設性民主協商的特點。針對高溫下環衛工人露天作業時間得不到調整的現狀，欄目不圖“一時之快”曝光批評職能部門，而是全面展示環衛工人避暑難背後的多重原因，主動請市城管委、市人力資源與勞動保障局等部門和環衛工人、知名學者、市民代表一起討論，從法律法規、行政作為、市民感受、現實操作等多個層面對環衛工人如何避暑的話題加以探討。通過電視“公開協商”，各方達成四點共識：發動市民參與夏日城市保潔；推遲環衛工人上崗時間的同時，城市衛生檢查標準應相應適度放寬；應恢復門前“新三包”，倡導沿街商家單位做好責任區範圍的衛生；進一步發動沿街商鋪奉獻愛心，為環衛工人設立臨時納涼點。這些共識最後都被採納並付諸實施。在理性互動中，一個城市治理難題被有效破解。
05
結果反饋的有效性
協商式電視問政如果只側重於信息發佈和解疑釋惑，節目就容易流於城市治理措施的公共宣傳。要真正達到治理的目的，實現社會和諧有序，關鍵在於形成共識並有效地解決問題。《我們圓桌會》欄目由杭州市委辦公廳牽頭，建立話題聯動機制、輿情專報機制、節目反饋機制、督辦追查機制等，實現話語平臺與後續治理的聯動。
一是話題聯動機制。為提高職能部門民主決策、廣開言路的意識，杭州市將參與《我們圓桌會》欄目作為部門政務公開的重要載體。
二是輿情專報機制。《我們圓桌會》每週三前將上週播出的節目主要內容和現場同期聲專報給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領導及分管領導，並抄送相關職能部門，供領導和部門參考。
三是節目反饋機制。節目播出後，將根據市領導批示或者相關職能部門反饋情況，製作相應的反饋內容在節目裡播出。呈現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針對節目嘉賓提出的意見建議進行回應，欄目將回應內容和整改落實情況做成短片播出;另一種是在某一意見、建議還有繼續深人挖掘深化的前提下，請具體職能部門的負責人走進演播室，與學者、市民等面對面交流，欄目錄製成常規節目進行播出。
四是督辦追查機制。根據實際情況，由杭州市委辦公廳督查室、市政府辦公廳督查室為主對城市治理問題進行督辦，欄目配合對督辦過程進行跟蹤，並及時將處理結果傳達給公眾，力爭做到“事事有迴音、件件有落實”。真正做到了復旦大學調研組在《從治理制度的建構到治理理念的塑造——我們圓桌會》報告中認為的，《我們圓桌會》體現了“桌面上的平等溝通”與“桌面下的有效治理”兩個層面的複合。
三、《我們圓桌會》
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作為一檔以城市管理為主體議程、以政府決策和施政行為的合理性為討論對象的協商式電視問政欄目，《我們圓桌會》對推動現代城市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
01
有利於形成公民積極參與的治理環境
城市治理的“治理性”體現在公民對所在城市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大小。“善治城市尤其強調對公民賦權，通過賦予公民的參與權力，提升公民社會的決策能力，進而逐漸改變城市權力的形態。”《我們圓桌會》搭建的社會交流溝通平臺並不僅僅靠媒體一家唱“獨角戲”，而是通過充分發揮黨政界、知識界、行業企業界、媒體界“四界聯動”優勢來構建。黨委和政府引導，專家學者支撐，廣大市民參與，媒體角色轉換，營造了良好的民主治理環境。
如2016年，《我們圓桌會》針對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籌備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在杭州大量基礎工程提升，時間緊、任務重，難免擾民的情勢下，先後組織了14次以城市建設為話題的現場討論，相關利益各方踴躍參加。其中，就“陣痛期我們如何度過”"G20峰會能給杭州帶來什麼”“道路顏值提升重‘面子’更要重‘裡子’”，“施工那些事兒如何和市民分享”等話題進行討論，及時化解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杭州市民不瞭解、不理解的局面，既讓G20工程建設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也促進政府職能部門在工作中多徵求民意，做到更加精細化。“在一個民主政體裡，需要做的正確事情恰恰是更多的參與，更多的參與有助於強化政府責任，改進公共政策質量，提升公共政策執行成效，增加對政府的信任度，建立一個新型合作的關係。”
《我們圓桌會》這個平等理性交流的平臺，激發了杭州市民參與共同治理城市的熱情和主人翁精神。這個平臺把不同利益群體間的被動磨合轉化為自覺互動，凝聚起推動城市發展的力量。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喬舒亞·弗裡德曼( Joshua Friedman )說的：“能讓普通民眾參與到決策制定中來，讓決策者聽到來自民眾的聲音，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嘗試，是一種進步，值得其他地方借鑑。”
有利於完善協商民主的對話機制
02
協商民主的過程是一個政府透明施政的過程。對公共事務建立一個利益協調和分享機制，可以讓代表不同利益的參與者審視相互的主張，集思廣益，形成共識，謀求共同的利益。協商式電視問政的主要手段是對話交流，《我們圓桌會》面對公共關心的話題或者問題，迅速找到其相關方，在合適的時間，按照一定的議程進行交流，並及時傳播協商結果。通過城市治理議題的“大圓桌”，在協商中凝聚共識，在協商中回應質疑，在協商中推進城市和諧有序。
如2015年10月25日《我們圓桌會》關於“湖濱降噪‘拉鋸戰’如何終結”的電視問政，是協商民主解決公共問題的典型案例。近年來，杭州湖濱公園因市民的唱歌跳舞聲音過大而投訴不斷，同時西湖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形象也受到影響。為此，2015年國慶前夕，杭州市園林文物局湖濱管理處向在公園裡娛樂活動的市民發出了“降噪令”，卻由此引出各種矛盾和摩擦，受到國內多家媒體的關注。《我們圓桌會》針對杭州西湖邊因噪音引發的衝突，邀請當事人、政府管理部門和城市各界人士圍坐圓桌，為尋求解決之道進行交流對話、協商探討。節目從瞭解市民為何不配合降噪開始，進而分析矛盾背後到底存在哪些問題，從意識方面到管理方面逐一解剖，最終引導現場所有嘉賓對於在公共空間裡該如何行為達成共識。一方面，娛樂活動者思想認識發生了很大轉變，不再排斥降噪而是積極主動參與降噪;另一方面，管理部門的管理思路也做了很大調整，不僅組建了文明監督員隊伍，而且還根據節目的建議，請娛樂活動者以及社會其他熱心人士共同制定了群眾自治公約《文明娛樂公約》。節目錄制一個月後，經瞭解，湖濱區域噪音降了十幾個分貝。這次協商對話對公眾參與城市管理、創新城市社會治理具有典範意義。
03
有利於建立包容性的城市治理結構
現代城市公共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看，所謂利益相關者是指與城市治理相關聯的利益主體。就整個城市看，它包括城市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社區組織、非政府組織、市民和在城市就業的流動人口等。從城市治理具體的某項公共事務看，它主要指與這項事務有利益關聯的公民個體和機構。城市治理要鼓勵和支持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實現政府、社會和公民個體等多元主體之間的良睦互動。因此，建立包容而非排斥的城市治理結構更有利於城市的善治。在這個包容的結構中，尤其要關注邊緣或弱勢群體，讓他們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決策的過程。《我們圓桌會》在話題的選擇上注重公共性和民生性，大量的問政內容照顧到普通市民特別是城市弱勢群體的利益。
如2017年5月《我們圓桌會》關於“能否讓外來務工者居有定所”的電視問政，欄目邀請反映問題的外來務工者代表、專家學者、企業代表、政協委員、媒體評論員、杭州市住房保障辦公室、城中村改造辦公室的負責人展開對話討論，提出有關建議。一是政府要重視農居點租客這一群體；二是政府要增加保障房建設用地；三是要引導各城區按照政策規定建設外來務工人員公寓，並在準人門檻上比如學歷職稱方面適當放寬；四是鼓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通過政府、市場、企業、個人的合力，走出一條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居住問題的杭州路子。
有利於改進城市治理的績效評估
04
績效評估對於提升行政部門的責任性、回應性和服務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績效評估的模式，根據其功能定位，有內部控制和外部責任兩種。內部控制模式以提升執行力為核心關注，通過自上而下的途徑開展目標責任制考核。這種模式注重效率偏向，但公眾參與不夠，外部責任缺失，容易使公共利益受到損害，影響政府公信力。外部責任模式以滿意度為導向，通過自下而上的公眾主觀評價展開。外部責任模式反映了政府追求公平與民主的價值取向，但由於公眾參與的有限性和聚焦性，這種公眾主觀評價的模式往往不能準確反映政府公共服務的客觀績效。“政府治理既要滿足產出和效率需求，又要回應公眾需求和價值偏好，提升公眾滿意度。”
因此，有必要增進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改進公眾滿意度評價，實行自上而下評估與自下而上評估相結合的複合型績效評估模式。《我們圓桌會》與杭州市考評辦開展的綜合考核評價工作聯動，實現了政府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主要的考核評價，一是杭州市直部門和區、縣(市)年度創新創優項目，在最後考核、驗收之前，必須到《我們圓桌會》欄目討論一次，接受各方檢驗；二是杭州市考評辦每年對一些城市治理重點在《我們圓桌會》進行電視問政，參與欄目錄制討論的政府部門納人年度綜合考評專項考核內容。2017年，《我們圓桌會》進行的專項綜合考評電視問政內容包括“公述民評——‘最多跑一次’痛點怎麼破”“公述民評—垃圾分類多年為何寸進尺退”“公述民評——城市交通管理如何更‘智慧’”，“公述民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如何更‘貼心’”，“公述民評——城市傢俱如何才能以人為本’”，等等。在《我們圓桌會》上，複合型的績效評估模式得到有效運行。
四、《我們圓桌會》
對城市治理的啟示
《我們圓桌會》建構了一個發現治理問題、討論和尋求治理路徑、提升治理方式的機制，為社會複合主體發展與參與城市治理提供了平臺。它對城市治理現代化具有啟示意義。
01
現代城市治理應
由單向式管理轉變為互動式協同治理
“現代社會由一種雙向運動支配著:市場的不斷擴張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運動。”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這種“雙重運動”理論表明城市治理不是政府單向度的行動過程，而是政府與市場主體、社會主體的互動過程。“面對市場機制的擴張，城市治理既要堅持政府主導，也要培育社會組織，提升居民自治能力。”過去，地方政府施政的傳統是黨政部門自上而下“單向式”管理。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實質大不相同。管理以“行政命令”“上級指示”的方式進行，其運作單向、強制、剛性。治理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協同的複合模式，它不是政府一個主體的行為，而是不同利益主體互動合作，以期實現共同目標。從管理到治理，最核心的變化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市病”問題也日益凸顯，大中城市都面臨著交通擁堵、環境治理、上學難、就醫難、住房難、安全隱患多等問題。治理和化解這些發展中的問題，涉及多個部門、多個利益主體，過去那種黨政一家說了算、政府大包大攬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對於我國城市治理來說，解決這些問題一條可行的思路是完善協同治理的制度安排。協同治理強調多元治理主體間的互動合作。推進協同治理，需要將公共事務涉及的相關部門、利益相關方納人政策議程，建立交流和協商平臺，彼此在商討中集聚共識，各方基於共識集體決策，並將決策內容付諸行動。
《我們圓桌會》在協商式電視問政過程中，建立了與市、區、縣(市)有關職能部門，與專家學者和研究機構，與省、市媒體，與行業企業，與市綜合考核評價工作，與市民代表工作機制，與市“人民好建議”徵集工作等多重聯動關係，讓利益相關各方各盡所能、廣泛參與，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顧，是互動式協同治理的良好基層實踐。
城市政府決策
應由精英決策轉變為開放式決策
02
在我國市場化改革中，城市治理也出現了“雙重聯盟”格局。一方是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力量形成的以城市增長為導向的精英聯盟，另一方是社會成員在自我保護中形成的以維權為導向的社群聯盟。改革開放以來，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導向下，城市政府制定政策從閉門決策走向精英參與。精英決策注重技術性知識的應用，提升了政府決策的理性和有效性。但是，精英聯盟主導的城市治理也存在公共服務偏向性、公共空間供給不足、城市房價高企、鄰避衝突凸顯等現象，引起社群聯盟對城市增長機器(the urban growth machine)的“任性”行為反制的行動，導致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現在中國城市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精英和社群兩大聯盟之間構建對話平臺。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善治既要發揮精英聯盟的作用，調動企業家和專家的積極性，又要傾聽社群聲音，尋求最大公約數。
杭州市注重用民主的方式和手段解決民生問題，提出了“民主促民生”的城市治理方略。《我們圓桌會》的話題聯動機制要求在出臺關係到廣大市民的重大決策之前，杭州市的相關部門必須在《我們圓桌會》欄目上邀請市民、專家共同討論，介紹政策背景和初步考慮，聽取意見建議。市政府每年年初確定的“為民辦實事”十大項目的牽頭部門，在實施過程中也必須到《我們圓桌會》欄目聽取意見。正如《光明日報》調研組調研報告中說的，“其角色定位與節目形式無不體現出鮮明的‘杭州色彩’—開放式決策，共識型治理”。
03
城市治理關係
應由利益相關方衝突對立轉變為協商對話
社會轉型時期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收人分配差距的擴大，產生了一些失衡的社會心態，如階層化相對剝奪感、普遍性仇官仇富情緒、對立化不信任情緒等。這些失衡的社會心態不僅導致市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也增加社會運營成本，甚至影響社會穩定，不能任其蔓延。現代城市治理就是在允許各方利益集聚的同時，通過對話、平衡或調解來凝聚共識，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行政官員負有傾聽公民聲音並對其話語做出回應的責任，在認真清楚的傾聽中，行政官員在一種相互反射的關係中使自我與社會結合在一起。”。在主體多元條件下，“城市治理最為重要的是改變‘中心一邊緣’治理結構，‘根除行政傲慢’”。
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充分的利益表達和互動協商，城市治理就會因利益聚合不充分而迷失方向;如果沒有討論與協商環節，城市治理就可能受到狹隘的偏見左右而偏離理性的軌道。因此，城市治理有必要打破政府本位主義，發展協商民主，在政府與社會之間構建協同治理的運作模式。在協同治理中引人對話、協商，就可以使政府和利益相關者在做出決定的時候能夠思考更為周全、選擇更為慎重。《我們圓桌會》通過構建傳播平臺，整合政府、民眾訴求，並在協商與溝通中改變過去政府官員與民眾對立起來的話語場，處理好維穩與維權之間的關係，有利於實現城市善治。
綜上所述，《我們圓桌會》作為協商式電視問政欄目，搭建了城市治理的協商交流平臺，承接了“民主促民生”的城市發展理念，銜接了政府開放式決策的包容精神，延展了城市治理中公共參與的渠道，是一個生動的基層治理實踐樣本。下一步，《我們圓桌會》需要把電視問政與微信、微博、手機客戶端等移動社交平臺相結合，通過新媒體空間與民眾形成更多的互動溝通，探索媒體融合時代城市善治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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