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那是一個秋天的週末，我隨著班級秋遊活動來到蘇州，當時僅僅知道去了一個遊樂園、寒山寺和觀前街，卻不曾將這些與這個城市聯繫起來。後來很長時間，我甚至不曾記起這個城市，只會偶爾想到遊樂園裡不敢嘗試的冒險和寒山寺裡的唐詩。
也許是緣分，2011年在好友的介紹下，我與他一起報考了蘇州大學研究生。並沒有過多瞭解這座城市和這所大學的我竟然真的就走到了這座城市的歷史中……
臨時停頓的腳步，卻深深戀上了這片歷史悠遠的土地，並開始細細品讀這裡的故事。行走蘇州，遙想古人的故事就在我生活中慢慢展開。歷史系出身的我，自然容易對蘇州的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這不僅是對蘇州的愛，也是對自身興趣的回應。
工作在蘇州大學本部，經常不知不覺就會走到平江路，然後是臨頓路。有時候，我走在路上，想象自己走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否有那麼幾分瞬間，迎面會碰到幾件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而這種感覺只有一個人帶著“夢遊”的心境才能體會，所以我常常一個人走在歷史的路上。
臨頓路，多麼奇怪的路名，是人名還是史事紀念，曾今引起我的注意，而我卻總想在行走中去發現蛛絲馬跡，卻往往難覓蹤影。為了解這段不曾熟知的歷史，我走進了歷史長卷中，求諸歷史學研究的工具，臨頓路上發生的歷史故事在紙上投影到我的記憶中。我在閱讀中彷彿一個人行走在臨頓路的歷史長廊中，總能看到有趣的一個個故事和那些歷史名人。歷史曾在這裡停留：
歲月悠悠，流水悠悠，歲月沉浸在流水裡，流水浮漾在歲月上。走在歷史長卷的臨頓路上，我遇到了迎面而來的唐代詩人陸龜蒙。在與陸對話中，才知曉其落籍蘇州，早年遊歷四方，經歷了青冥垂翅的科名蹭蹬，厭倦了碌碌因人的僚屬生涯，陸龜蒙完全絕意仕進，不求聞達，退居鄉里，走上了讀書著述自娛的隱逸道路。臨頓裡地幽境僻，恰可容他度過閒適清貧的自由生活。陸龜蒙與皮日休，世稱“皮陸”，常以詩會友，往來頻繁。皮日休曾懷著羨慕之情這樣描寫逸居環境：一方蕭灑地，之子獨深居。繞屋親栽竹，堆床手寫書。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臨頓為吳中偏勝之地，陸魯望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墅。餘每相訪，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題屋壁》之一）陸龜蒙所隱居之處，後被明代嘉靖年間御史王獻臣所得。同樣仕途失意歸隱蘇州的王御史，將宅邸園林命名為“拙政園”：暗喻自己把澆園種菜作為自己（拙者）的“政”事。想來這也是數百年前陸龜蒙的心境吧。
臨頓路所在的姑蘇城隸屬江南，而江南的繁華故事卻是在宋明之間為盛，明清鼎革之際更是江南情愫最為紛雜之時。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曾猜想1642年前後，吳梅村曾與柳如是、陳圓圓、卞玉京、董小宛等聚會臨頓裡（拙政園恰在臨頓路上，旁邊還有獅子林）。卞玉京住在臨頓路，柳如是和錢牧齋遊姑蘇時，便捨棄拙政園的廂房，而跑去找卞玉京敘舊。吳梅村曾在此創作《臨頓兒》，描寫臨頓路上的貧困小兒被迫賣身豪門作歌舞男妓，想來是在暗喻晚明江南，作者追憶過往，身世浮萍。
在明代遺民的歷史哀嘆中，臨頓路早已沒有了處處笙歌鼎沸，也不見南渡之人的離亂，有的是太平盛世燈紅酒綠的繁華與車水馬龍的喧囂。這也在宣告著一個乾隆盛世的到來，臨頓路上蟄居許久的一位大醫生——唐大烈，他輯錄吳中四十餘名醫家約百餘篇文章為一書，名《吳醫匯講》，共11卷，刊於1792年，是我國出現最早的醫學雜誌。
古籍中的臨頓路故事吸引眾多的仍然是大人物的故事，而近代報刊資料上的臨頓路更多的眼光鄉下，關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1874年12月18日，那還是晚清時期，那一年同治帝病逝，而後來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出生，而這些宏大的歷史敘事雖然常常佔據歷史舞臺，而姑蘇城裡依舊上演著普通老百姓的微觀生活。那天上海的《申報》報道了蘇州一個正能量的新聞，題目為“沈芝泉善報”，講述這樣一個故事，蘇州城裡臨頓路上有一家“真野荸薺”茶食店，主人叫沈芝泉。主人家境並不富裕，但慷慨好義。有一王姓人因運氣不佳，無力償還沈的債務。沈卻不追究，當場焚燬債券。後來茶食店失火，殃及周邊，卻獨獨沒有燒到沈家，可謂上天庇佑施善人。
蘇州茶食業界的老字號在現在人看來似乎僅有稻香村、採芝齋等，而卻漸漸忘記了臨頓路上蘇州最古老的茶食業老字號——荸薺茶食店。據沈氏後人稱，荸薺茶食店始創於乾隆年間（1745年），店主為沈氏。經兩三代人的打拼，終於在臨頓路鈕家巷開設一爿茶食店。而店名得來更加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甚至有一些傳奇色彩。傳說，當時開店挖地基時，挖出一塊帶尖的扁圓形大石頭。這塊石頭的表面呈赭紅色，晶亮光潤，狀似珍寶。求之於道觀長者，曰：此石類荸薺，乃祥瑞之兆。於是，茶食店以“野荸薺”命名。沈氏族人以誠待人，善加經營，野荸薺茶食點成為茶食業界首席，曾特供朝廷貢品。沈氏族人的君子德行，如水至清，為臨頓路的文化底蘊注入了人文的氣息。
這種人文的氣質似乎一直都是臨頓路的內在底色。
我在紙上的臨頓路，遇到了老東吳大學的姚伯希先生，他告訴我1905年4月發生的一個故事：在臨頓路上的鈕家巷裡有一個胡鹹登棧，“蘇州放足會”與“吳門天足會”在客棧中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分為男女兩個分會場，男嘉賓由姚伯希接待。
我知道1901年，清王朝曾以“上諭”通令全省，勸導婦女不再纏足，可是傳統勢力因舊禮教約束，非但已經纏足的不肯解放，且對幼女依舊強迫纏足。開風氣之先的吳中大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謝長達認識到朝廷一紙具文不能起到作用，需做有組織的擴大宣傳，才能形成婦女放足的風氣。因此，翌年在十全街夫家王太史第發起組織“放足會”。這也就是姚伯希先生告訴我的故事，臨頓路見證了江南婦女解放運動的盛況，也增加了自身的歷史文化底蘊。
我走到新中國成立前的臨頓路，聽聞這樣一個有趣的人文故事：1949年2月，《申報》刊佈一條啟示：“李汝柏兄鑑，弟自汴來滬尋兄未過。見報速賜函——蘇州臨頓路59號山河書店蘇州分店——為盼。弟朱縉章啟。”原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宣傳進步思想，朱縉章、沈則誠等在河南汴州（今開封），開設“山河書店”。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節節敗退，山河書店主要受眾群——河南大學師生南遷蘇州。為了繼續宣傳進步思想和經營實際考慮，山河書店在蘇州開設分店，分店即開設在臨頓路59號，開封店由朱縉章負責。開封店負責人南渡尋友而不見，便在報上登啟示。
有時候想來真是奇妙，紙上那麼多的古人曾經走在這條我現在走的路，那麼多的故事曾經發生在這條路上。兩千多年的路又遠又長，臨頓路一直都在，而人事有代謝，不知多少年後又有他人想到此時信步其間的我，正如我信步其中，踩著了周瑜的腳印。
行走許久的臨頓路，讓我不得不興奮地去尋找她的源頭——那個傳說中的春秋故事。
吳王闔閭繼位後，曾命伍子胥建都城，時間在公元前6世紀（精準時間是公元前514年），而這一年傳說是孫武完成《孫子兵法》的年份。孫武、伍子胥是吳王闔閭成就春秋霸主的股肱之臣。公元前508年，來自黃淮沿海的東夷人侵襲吳國東面國境。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意氣風發，親自率軍出征。吳軍行軍至現在的臨頓路，這個停頓進食之處曰“臨頓”。於“臨頓”所建之橋，曰臨頓橋。今有臨頓路、臨頓河。蘇州人因古音讀作‘倫敦路’。一場春秋戰爭為蘇州留下來一條歷史人文的道路。
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D·拉斯韋爾在《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如何得到？》提出：“戰爭很少是‘絕對戰爭’；它只是由忠誠、希望和期待等各種相關因素組成的變化不定的整體中的一個側面而已”，“軍事目標依賴於總的政治形勢”。
臨頓路得名於一場戰爭，也因為一場戰爭而改過稱呼。
20世紀30年代以後，貪婪的大和民族侵略者一再進逼，中日戰爭避無可避。儘管南京國民政府囿於多種原因，遲遲不願“攤牌”，但嚴峻的形勢，還是迫使其對中日之間不可避免的戰爭做出了一定的應對。比如，這一時期，國內主要報刊也紛紛加強了激發民族精神的宣傳報道，如《申報》為“激勵民氣”，開始闢出專版，定期刊載介紹有關中外民族英雄事蹟的文章。此外，地方政府也開始著手進行愛國主義宣傳，並在民眾中普及戰時自救知識。在蘇州，這種戰前動員氣氛同樣十分濃厚。為“激揚民氣”，1937年2月，吳縣有關方面開始將蘇州主要街道改名，以“民族英雄”作為新路名。如將廉溪路、松鶴板場、獅子口合稱干將路；將護龍街改名為中正路；將觀前街改名為中山路；將景德路改名為中華路；將東西北街及婁門大街合稱則徐路；將臨頓路改名為繼光路；將駙馬堂附近改名為子胥路；將葑門大街改名為仲淹路。
而今，臨頓路依舊被大家親切地叫作臨頓路，只是不再是姑蘇城裡最繁華所在，地鐵在此設站，早已看不到馬蹄噠噠的石板路，路兩邊朱門綺戶早已沒了蹤影。臨頓路一直都在，一直等待行走在路上的我們去傾聽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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