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是1968年，我們縣城迎來了第一批“重慶知青”，他們是坐輪船來的，當這些響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領袖號召，來到我們縣“立志紮根農村”的中學生（紅衛兵小將）們揹著行囊走上碼頭的時候，受到了縣城人民打著紅旗、敲著鑼鼓、喊著口號的熱烈歡迎。對於閉塞的小縣城，他們無異於天外來客，倍受矚目。
小紅衛兵 圖by 紀錄片《中國》
他們到達縣城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到晚上大約七點過的樣子，這些被叫做“知青”的青少年就和本地搬運社的工人發生了械鬥。起因是幾個知青在他們下榻的紅星旅館旁邊的一個賣香菸的攤子上買菸，一人拿了一包卻不給錢，賣煙的女人拉住其中一個知青不讓走，彼此發生抓扯，而這個女人的男人正是一名搬運工。衝突先是發生在這幾個知青和賣煙的女人及其搬運工丈夫之間，隨後便擴大到整個知青群體與整個搬運工群體之間。
搬運工使用了他們的搬運工具，擔貨物的木槓；知青們一半赤手空拳，一半則拿出了隨身攜帶的三角匕首。從頭到尾，本地的搬運工均佔據上風，遠道而來的知青則處於劣勢。知青們被搬運工們追打著，滿大街的奔跑。我家的鄰居何叔叔就是一名搬運工，他帶著自己的木槓參加了與知青的械鬥，他的手臂被一把三角匕首刺了一道口子，回家時還流著血。
聽何叔叔說，也有一些知青被打斷了胳膊，打破了腦袋。後來是“縣中隊”的解放軍出動，才平息了這場械鬥。但從這一天開始，本地人對這些知青就沒有了好感，加上他們中的一些人（佔比應該是少數）插隊到農村後的所作所為（偷雞摸狗、摸包扒竊、打架鬥毆），“知青”便成了“惡魔”的代名詞，以至於大人在嚇唬小孩的時候，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別哭了，再哭，重慶知青來了。
但我記憶中的這場械鬥還算不上真正的“武鬥”。“武鬥”是兩派之間“文鬥”無果之後的升級，是有“派性”色彩的。比如“小河派”與“大河派”。我們縣城由兩條河環繞，一條叫鬱江，一條叫烏江。鬱江小一些，我們管它叫小河；烏江大一些，我們管它叫大河。
所謂“小河派”，就是生活在鬱江邊，以種蔬菜為業的居民（是的，他們是居民而不是農民，他們的組織不叫“生產隊”，而是叫“蔬菜社”）。所謂“大河派”，就是縣城裡隸屬搬運社、鐵業社、木器社、造船社以及曙光社（負責烏江航運的公司）的工人。兩派都自稱是“造反派”，而稱對方為“保皇派”。
印象中，小河派的人更多，打鬥起來也更兇悍；而大河派雖說是幾個社的聯合，但人數上並不佔優勢，打鬥起來的兇狠勁也不及那些種蔬菜的人。我那時才幾歲，當然也不懂他們為什麼而爭鬥。反正，隔段時間，就聽說小河那邊的人打進縣城裡來了，這邊大河的人便拿出傢伙反擊。那時武鬥雙方的武器和裝備，木槓、鋼釺和藤帽（用藤條編織，形狀類似鋼盔的一種帽子）是標配。
兩派也有過武器升級的想法，於是才出現了搶槍的事件，跑到解放軍的軍火庫搶槍支和彈藥。解放軍之前接到過要“支左”（支持左派，即造反派）的命令，因而一開始還表現得很剋制，勸說，鳴槍示警。但當這些人不聽招呼，不要命地往裡面衝的時候，解放軍只好開槍射擊，來真的了。我讀中學之後，學校有兩個瘸子，一個是教導主任，一個是我的數學老師，據說他們的腿就是那次參與搶槍而被解放軍的子彈打瘸的。
重慶來的知青也有參加這種派性武鬥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個外號叫“小天棒”的人。他插隊落戶到小河那邊的蔬菜社，自然就成了小河派的人，幫著小河派打大河派。所謂“小天棒”，翻譯成白話就是：小小年紀，天不怕，地不怕。再往細處解釋，“棒”即“棒錘”，是過去對強盜、土匪的俗稱，又稱“棒老二”。那麼，“天棒”就是頂了天的棒錘、棒老二，狠角色。“小天棒”之成為“天棒”，就是因為他的“狠”。
文革中的兩派武鬥非常厲害
傳說在一次與大河派的武鬥中，他當了俘虜，大河派的人給了他兩個選擇，要麼死（被槍斃），要麼活命，但得把一碗“屍水”喝下去。他選擇活命，喝了那碗“屍水”。這種狠勁讓他一舉成名，到了只要報出“小天棒”的名號，對方就會聞風而逃的地步。但後來他還是死了，死在另一次武鬥中，被一支鋼釺當胸穿過。奇怪的是，始終都沒搞清楚，這根鋼釺究竟是大河派的人戳進去的，還是小河派的人（即自己人）戳進去的？據說那是一場混戰，天黑，已分不清敵我。
還有一種武鬥，是一大群人圍毆一個人。我六歲的時候隨母親在離縣城15公里的一個小鎮上生活，母親是鎮上小學的老師。我當時已上小學一年級。那是1969年，“文革”開始三年了。鎮上的農民成立了造反派，學校裡也有老師參加了造反派，其中就有我的班主任吳德斌。有一天，鎮上來了許多人，要把吳德斌帶走，其他老師不同意，與之發生爭吵，最後還是被帶走了。這些人是鎮上的造反派，他們是要把吳德斌帶到鎮政府（當時已更名為鎮“革委會”）去批鬥。
我一直搞不明白，造反派為什麼要批鬥同樣是造反派的吳老師？事隔多年之後，我問母親，母親說，她也不記得具體原因了，那個時候很混亂。這些人把吳德斌帶走後，學校的老師們不放心，也跟著去了鎮政府，並一再聲明，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是領袖的最高指示。我也跟在母親的身後去看熱鬧。吳德斌被推上鎮政府禮堂的一個講臺，彎著腰，接受臺下一大幫人的批鬥。吳德斌的身高在那個年代是比較罕見的，一米八幾，又很瘦，像一根晾衣杆。那是夏天，他穿著一條西褲，上身穿的卻是一件白色的籃球背心，就是肩帶很窄的那種褂子。
他年紀輕輕，應該沒超過三十吧，卻已經有些禿頂，加上他的五官，細細的眼睛，很多人都說，他長得像蔣介石。那個年代，長得像“蔣光頭”可不是什麼好事。開始還只是言語爭執，算是“文鬥”。吳德斌雖然彎著腰，埋著頭，像只大蝦米，但嘴巴卻很硬，下面說一句，他就頂一句，這樣爭執一番之後，一個男人突然大喊一聲，吳德斌你不老實，從臺下跳起來，衝著臺上的吳德斌狠狠地打了一拳。這個頭一開，臺下那些人像打了雞血一樣，紛紛湧上去，對著吳德斌拳打腳踢。吳德斌抱住自己的頭，從臺上跑到臺下，又從臺下跑到臺上，嘴裡發出“哎喲哎喲”的叫喚聲，還想衝出禮堂的門，但被抓了回來，背心右邊的肩帶都被抓斷了，露出一個光膀子。他最後是被老師們用一塊門板抬回學校的。
吳德斌是我近距離接觸的第一個造反派，但他還不是我們縣城最有名的造反派，最有名的是“豬馬羊”。“豬馬羊”不是一個人，是三個人，即一個姓朱的（名字我忘了），一個姓馬的（馬康渝），一個姓楊的（楊彪）。三個人是我們縣城的風雲人物。姓朱的我沒什麼印象，但馬康渝和楊彪我在縣城是經常看到的。馬康渝文革前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楊彪也是文革前畢業於重慶大學水電系，一個戴著眼鏡斯斯文文，一個如其名字，身材敦實，一臉絡腮鬍。兩個人都很有才，是各自領域的業務骨幹，文革開始後，加入造反派，併成為帶領造反派“奪權”的頭頭。奪權成功後，兩人都被結合進了“革委會”。
我曾經在縣委大院裡看見楊彪手裡抓著一張大字報，攔住縣委書記（當時身份已是“革委會”主任）對他進行質問。縣委書記是我同學的父親，平常去他家都很怕他，很威嚴的，但在楊彪面前，卻一下變得那麼軟弱，完全招架不住對方言辭的進逼。而馬康渝，別看他樣子斯斯文文的，卻也是幹過驚天大事的人。據說他曾經騎著一輛摩托車，隻身前往北京告狀，受到了中央文革領導的接見。
1976年，所謂粉碎“四人幫”之後，縣城燈光球場外面的一圈圍牆上就開始貼出了一張連著一張的大字報，矛頭都是對準這三個人的，並創造性地將三人的姓氏組合成“豬馬羊”三個字。還有一些漫畫間雜在大字報中間，姓朱的就被畫成一頭豬，馬康渝被畫成一匹馬，楊彪被畫成一隻羊。大字報細說他們在文革期間的一條條“罪狀”，引來全縣城的人圍觀。楊彪自己也去看那些大字報，還跟旁邊的人談笑風生，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很多人因此更加佩服他，說他有膀子，承得住。
70年代，武漢地區的武鬥圖
但馬康渝的表現卻出人意料，他居然跑到鬱江大橋，從橋上跳了下去，很明顯是想要自殺，但居然又沒死成，被剛好在橋下的一隻打漁船將他從水裡救了起來。兩人的結局是，先是被逮捕，關了一年多，由於沒有命案，就放了出來。馬康渝回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當了一名老師，楊彪據說也回到重慶大學，也是當老師，後來還評了教授。
前面說過，偷雞摸狗、摸包扒竊的重慶知青，在整個知青群體中的佔比只是少數，像“小天棒”這樣的更是鳳毛麟角。大多數重慶知青是比較安分的，即使受不了那份苦，最多就是磨磨洋工，把日子混過去，主動惹事的很少。他們當中還有一些人，多才多藝，畫畫，唱歌，跳舞，搞樂器，打籃球，這些人都被作為人才，充實進縣裡的一些文體團體（縣文工團的大部分人員就是重慶知青）。
父親所在的文教局，也吸納了兩名重慶知青，他們從普通科員做起，一步步往上走，到最後，一個做了直轄後的重慶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一個做了重慶市教委副主任。另外，我的一個鄰居，兩兄弟都學拉小提琴，而他們的小提琴老師，就是一名重慶知青。
值班主編 | 董嘯 值班編輯 | 李星銳
這是第 41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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