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文章內容中，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在各國高度重視經濟發展與數據比並的時代，各國發展所仰仗的、建立在人性本惡前提下的經濟學已經使社會綱紀產生嚴重的混亂、社會道德面臨嚴重的缺失。
在為孔氏一脈中孟、荀二公人性善惡爭論的闡釋中我說過，萬物的進衍，雖然都建立在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基礎上，滿足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掠奪、殺戮的惡根性亦可視為萬物存在的基本前提。
但依此為前提，當各物種間既消除了生存壓力，又能夠在所處環境下獲得共同繁衍的基本保障，其彼此間關係自然將趨於平和、和諧。這一階段中，上至為國民亟盡劬勞的大仁者，義薄雲天的大義者;下至父母對子女的呵護、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為至愛奮不顧身、為親朋兩肋插刀等向善行徑亦同樣來自於生物本性。
所以隨著反覆經歷邁入文明、盛極而衰與民族融合的文明湮滅、推倒重建過程的人類社會發展脈絡中，人性的善惡本身並不是絕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夠在惡根性的基礎上激發人們向善本能，本身需要建立在對社會發展脈絡的充分印證以及眾多變量因素的相輔相成。也就是說達到人性向善本身是一種高度文明與時間積澱的產物，在眾多因素的影響下，人類邁向文明的興衰更易、循環往復中顯然也並非所有群體、所有地區、所有文化都完整經歷這個在觀念層面由惡至善的飛躍過程。
當然這種現象又引申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我說過人類邁向文明的標誌在於物質基礎保障下的觀念飛躍。而在人類文明的波峰谷底、盛衰更易中，處於不同觀念下的人們，自然存在著不同階段、不同層面的人生追求。國家、社會的發展策略與也自然需要相應去順應規律對人生的不同追求加以引導。
那麼建立在人們互相無法取信、各國間彼此對立環境下，以《國富論》、《資本論》以及後期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根基的經濟學，本著人們各為私慾的前提去擬定如何最大化獲取資源的策略本身毋庸置疑，也符合其自身的時代背景。但通過所強調人性本惡的觀念，我們也可以確定其亦僅僅是人類為邁向文明歷程中，奠定根基的階段性產物。
無論邁向何等文明的高樓大廈、亭臺樓宇，我們對於物質基礎的保障、經濟發展的方向都應建立在明確目標與方向下。而在結束冷戰的對峙格局後，全球軍備競賽式的基建建設至當下比並數據式的畸形發展，無論從社會整體對資源的過耗，還是社會內部對資源分配的方式都已呈無的放矢亂象。
全球這種過度執迷於並不符合當下適宜的發展建設方式，所形成國內絕大部分地區呈衣食無憂、生活安睹，小康者司空見慣、大富者不可勝數的環境下，包括家資鉅富的商人、手握重權的官員，依然通過手中權利、商業手段謀取完全過剩與無從應用的私利。以至這些違法官員、商人所謀求終身用之不盡的鉅額資產直到被抓捕尚“無福消受”。
而社會中絕大部分人們只視“日進斗金”的馬雲、王健林等企業家與一眾包括體育、娛樂等行業從業人員的奢靡生活為人生目標。人們對資源的侵佔、金錢的競逐也已達到一種有違常理、不合邏輯的畸形“病態”。
同時近數十載的發展歷程也使得全球誤認為，沿用經濟學理論、通過以市場化方式鼓勵競爭、國際經貿手段達到此消彼長的經濟發展策略是社會發展、國家建設的唯一方式。
而糾其根本原因，此類現狀乃當代人們虛無歷史觀下造就正常反饋。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有認識到拋開工具的進步，近數百年來現代歐洲人的崛起過程僅僅是與滿、蒙之於中華等民族融合相同的文明湮滅、推倒重建的往復循環。
在這次將整體規模擴大至全球的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現代歐洲人的開化過程是與此前眾多民族融合過程完全一致的。而歷經數百載的春秋，其亦從未完全經歷真正的和平盛世。所以所謂現代文化的核心只有反抗、爭鬥、破壞，而其對人類社會往復循環的發展脈絡與社會的長期發展方向卻是幾乎完全未知的。其建立在相對原始思維下人性本惡的求存觀念，對於真正由亂到治，又惡向善的清平盛世也是完全視而不見的。
所以其自然無法正視經濟建設僅僅是為人類邁向文明所奠定的物質基礎，也無法明確人類在邁入文明後的不同社會階段中所擁有不同的追逐目標。
所以在尚未獲得繁衍基本保障前，求存本能迫使我們在人人無法取信、相互對立的環境下不遺餘力的對資源侵奪、對金錢佔有本身無可厚非;但在今日全球環境已由“此消彼長”向“合著並存”的方向發展，物質資源的豐腴前所未有的環境下。
如果你的人生意義和人生追求僅僅停留在類似馬雲、王健林等當代商客;依然以求存本能下的人性本惡為準繩，甚至對人生的目的、方向尚不明確，那無論物質享樂與否，都不妨是一種失敗的人生。
而結合當下社會，在已奠定堅實物質基礎的環境下，網絡曝光著名商客馬雲退休後，社會真正需要的並不是下一個“馬雲”，而是一個擁有卓絕閱歷、運籌帷幄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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