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8月4日，北京音樂廳的舞臺上，在洞簫和“chén”等樂器的伴奏下，一群身著白衣的孩子發出長長短短、起起伏伏的聲音。這是由無聲合唱團表演的原創音樂作品《無聲三部曲》。
臺下的觀眾先是茫然，然後感動，有人悄然落淚。15分鐘的演出結束後，臺下掌聲雷動，觀眾們又紛紛舉起手，向臺上豎起大拇指，用孩子們的語言來表達內心的稱讚。
無聲合唱團是藝術家李博和音樂人張詠於2013年11月創建的，成員是來自廣西凌雲縣和福建廈門市的14位聾啞人。李博和張詠用5年的時間訓練聾啞兒童發聲，並教會了他們合唱。北京音樂廳是他們表演的第三站。
音樂家劉索拉看到無聲合唱團的演出後，形容這真是“天籟之音，是外星人或者海底的鯨魚發出的聲音，就不是我們人類能想到用這樣的聲音（唱歌）”。“無聲合唱團向我們證明了，（即使）我們人類本身聽不見，也可以發出非常單純、好聽的聲音。”
被一聲“啊”擊中了
《無聲三部曲》以古老的“南音”為基礎，並融合了廣西民歌、中國傳統樂器及西方流行音樂元素。演出時，李博站在前排指揮，而張詠則彈奏他倆自創的新型樂器“chén”——古琴與貝斯的融合。
張詠在彈奏“chén”
他們倆是多年的好友。張詠曾是搖滾樂隊“子曰樂隊”的成員，李博原本是個畫家，後來想用更多的藝術手段來進行表達。兩人都想“搞點不一樣的”。2013年，在做一首實驗性音樂時，他們突發奇想，“把聾啞人的聲音放在歌曲裡應該挺有意思的”。
張詠認為聾啞人是本能發聲， “突然‘啊’一嗓子，特別像森林中動物的一聲嚎叫”，原始、真實、震撼。相反，健全人，甚至歌手，聲音都是被文明馴化過的。修飾過了，就喪失了某種“自然”的質感。
他們決定去採集一些聾啞人的聲音樣本。在紅燭基金會的引薦下，他們找到了廣西百色凌雲縣的一所特殊教育學校。
從北京出發，坐飛機到廣西，然後轉了5個多小時的汽車，再加步行，才到達這所位於國家重點扶貧縣裡的山區學校。一開始，他們以為只是收集些孩子們的聲音，“應該不太難”，但事實並非如此。
“你會發‘啊’嗎？”孩子把小拇指放在腦袋邊劃了一下，用手語說“不行，我不行”。
剛到學校時，他們還特意問老師“孩子們會發‘啊’嗎？”老師說“會”，但在這兩個陌生人面前，孩子們根本不願意發聲。“當你有一個被別人認為的缺點，已經很多年了，突然有個人說，這是個優點時，你肯定不相信，你會覺得他這是忽悠我。”李博嘗試理解孩子們心中的疑慮。
他們倆想了很多招來啟發孩子們，希望他們放鬆下來，別緊張。“你們心裡有沒有想唱的歌啊？想發什麼聲啊？”但一提出讓孩子們發聲，他們就會連忙用手語說“我不行”。
“他們不知道（聲音）從哪兒出。”張詠說。健全人輕而易舉的事情，在聾啞人那裡特別難。讓他們發聲，他們會特別迷茫。舌頭是亂的，擺不正位置，有時候還會堵在嗓子眼裡，“他沒用過，不知道該怎麼使用這些發聲器官”。
折騰了兩週，也沒什麼進展，兩個人都有點洩氣了。“別再互相折磨了，走吧。”李博到學校和校長辭行。
但沒想到，這時候一個女孩跑了過來。一聲很長很穩的“啊”從她嗓子裡發出。這個女孩叫楊薇薇，當時只有四歲。“她就這樣向你撲過來，啊……”李博伸出兩隻胳膊、張開嘴，模仿楊薇薇當時的動作。
這聲“氨擊倒了他。“你感覺你就有責任了，她肯發聲說明我們之前所做的事已經在孩子心中產生影響了。”李博說，“你想想，當你相信一個人之後，他就走了，再也沒出現過，那你的心靈肯定會受到更大的打擊和創傷，那我們還不如不來，對吧？”
於是，他們決定不走了，留下來組建一個合唱團。張詠解釋說，對於只能發出簡單音節的聾啞人來說，合唱團是最合適的選擇，但具體該怎麼做下去，他們心裡也沒譜。
四年，一分鐘
最難的是如何進行溝通。“因為他們沒發過聲，對發聲沒有概念。舌頭要擺正位置，怎麼擺？你要一點點講。擺到位置後，你要告訴他，舌頭要挺住，要挺直，要用力。讓他們理解這些微小的東西特別困難，要想盡辦法，用各種比喻。”張詠說。
以“鞍為例，“你要告訴他，發‘隘的時候，要像含住一個東西一樣”，他們會拿一個小球讓孩子們含著，找一下感覺。“舌頭得縮，舌頭要圓潤，上顎要打開，才能發出‘隘的聲音。”張詠和李博一遍遍地重複。但“上顎”、“口腔”是什麼？“圓潤”又是什麼樣的？孩子們又糊塗了。前兩次去的時候，張詠和李博教學時，要藉助特殊學校老師的手語翻譯，但當解釋這些抽象語彙時，老師也有點無能為力了。
他們只好想別的辦法，比如藉助肢體感知，讓大家把自己的雙手放在臉頰上，感受張嘴時上顎和口腔打開的狀態。
光能發聲還不行，合唱團有高中低音的劃分。“你是a，你是b，你是c……”幫孩子們發聲後，張詠和李博又根據他們各自的音色，在他們最擅長的聲音附近，分配一個適合合唱的音。
一張嘴，要像鋼琴按下的某一個鍵一樣，就是一個標準音，這對專業音樂院校的學生來說，都十分不易。 聾啞人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只能用校音器監測音高。“張嘴，哎，到了”，張詠模仿孩子們邊發聲，邊盯校音器的表情，“大家就靠這種方法來訓練、記憶。他們每一點點的進步，都要成千上萬次的練習。”
一直到了2017年的夏天，“無聲合唱團”才完成了他們的第一首作品。這首無名的樂曲只有一分鐘。
剛開始，李博和張詠還是以健全人世界的審美要求聾啞兒童，要他們發出人們通常所能欣賞的聲音，“因為這是最便捷的”。相處久了之後，他們開始注意挖掘孩子們發出的原始的聲音，把它們編進曲子裡。
在《無聲三部曲》的表演中，有一段由陸成軍、何青東兩個男孩單獨表演的“rap”，這便是張詠在他們的語言中找到的。
有一天，張詠聽到兩個人在說話，“瓦吉吉，瓦吉吉，吉吉瓦……”他就問陸成軍：“你們唱的啥啊？”兩個人一起跑了過來，用手語說“去吃飯，去吃飯”。“我們覺得那個發得還挺酷的，搞了半天，原來是去吃飯。”張詠笑著?說。
劉索拉恰恰十分欣賞無聲合唱團的這種純粹性：“小孩們是靠他們自己身上發出的震動頻率來知道他們的音高是什麼。他們根本不知道發出的音高是什麼，所以這種震動頻率是非常單純的振動頻率。他們沒有想到我發出的聲音別人是不是覺得好聽或者我是不是能夠討好別?人。”
五年間，無聲合唱團的人員也歷經了幾次變化，有的孩子輟學，有的孩子回家結婚，就離開了。為了讓他們站在臺上“看起來不這麼孤單”，2017年，張詠在廈門的特殊學校又找到了幾個孩子，組成了現在14人的隊伍。
在北京音樂廳演出時，孩子們已能熟練地演繹節奏複雜、情感豐富的《無聲三部曲》了。
尋找藝術的本質
很多人認為是李博和張詠幫助了這些孩子，但他們認為，正相反，是這些孩子改變了他們倆的人生軌跡。
李博最初不是拿指揮棒的，而是拿畫筆的。2006年，從中央美院畢業後，李博就立刻簽了畫廊，他的作品個人色彩濃重，頗受策展人喜歡。他不僅是班上第一個籤畫廊的，也是第一個辦個展的，第一個一幅畫賣到6位數、7位數的。人生按這樣爬坡，似乎都是上升趨勢。
李博在現場指揮
生活過得挺躁的，李博說“形容為聲色犬馬也不誇張”。考慮的問題也十分形而上，社會、哲學、宗教……把這些問題都考慮一遍後，李博開始回過頭來想：究竟藝術能幹什麼？除了表達、賣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藝術做起來還是個挺自私的事的，藝術家需要表達，就會藉助很多工具來呈現自己的想法。”他們最初接觸這群聾啞兒童的目的，也是為了完成自己的音樂構想。李博說：“當你在表達自我的同時，是不是也能給予別人什麼？當然不是說藝術非要給予，但當你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拋開自我的時候，會發現藝術和自己之前的理解還是不一樣的。”
張詠也是年少輕狂，曾經一心要幹一番大事業，“來北京幹嗎的，就是為了出人頭地”。剛做音樂的時候，眾星捧月，拿起吉他，感覺像“拿起了愛情的衝鋒槍”，但現在他更願意找個沒人的地方，一個人待著，彈彈古琴。
成立無聲合唱團後不久，李博就離開了畫廊。張詠也在2014年從北京搬到了廈門。此後幾年，他們每年都會花2到5個月的時間，去廣西和孩子們待在一起。“就像大家每年去趟清邁、日本一樣。”李博開玩笑說。
這些年去廣西的路費、住宿費，還有請老師的費用和在音樂上的投入，都是李博和張詠兩個人自己掏錢往裡貼的。從畫廊離開後，李博主要靠之前賣畫的錢撐著。剛開始，好多人覺得他倆瘋了，“弄一幫聾啞小朋友去唱歌”。但李博覺得做這事特別踏實：“之前看著數字唰唰唰往上飆，但你還是被商業綁架了。現在挺好的啊，你自己快樂，還能給別人帶來快樂，為什麼不呢？”
這幾年，總有人問李博“你怎麼去做公益了？”但他並不把“無聲合唱團”定義為一個公益項目，“嚴格來說，這是一個藝術項目”。
藝術批評家慄憲庭看過演出後，認為這是“把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創造出來了”：“人在生下來以後，就不斷地受到文明和文化的汙染。我跟你交流發出來的聲音是跟文化有關係的。語言有表達的功能，同時語言也有遮蔽的功能。所有的藝術都在找這個世界上什麼是最真實的、最本質的東西。”
演出結束後，觀眾們紛紛向臺上豎起大拇指
但這次在北京音樂廳演出要40多萬的費用，壓力有點大。他倆最初想找一個慈善基金會幫忙，“我們專心地做專業上的事兒，別的事兒讓基金會來打理”。然而，他倆發現基金會是要拿孩子們“圈錢”。“寫方案的時候，他們就說能寫多大寫多大，我就覺得這事不對。我說我能力範圍就是這麼大，寫那麼大，不是忽悠社會嗎？解約。”李博毫不猶豫。被迫無奈，他們只好去談一些資源置換或者請朋友們幫助。
完成了北京音樂廳的演出後，李博和張詠又帶著孩子們在北京逛了一圈，天安門看升旗、歡樂谷、故宮、長城……“有意思的地方，都玩了個遍。”
李博，張詠和孩子們在學校
之前因為殘障，很多孩子都被人瞧不起，但這次來北京，個個都是“家裡放鞭炮送出來的”。不過，也有人擔心見過城市的繁華之後，孩子們如何重新面對大山裡的寂寞和未來的暗淡？
此前，他們就曾帶無聲合唱團去廈門演出，回去之後孩子們也並未覺得失落。李博覺得，無聲合唱團的價值不是要給孩子們的未來找一個出路，而是希望能帶他們看到更大的世界，以後有更多的選擇。“快樂就行，快樂自信最重要，然後是平等，對吧？別的都是次要。”李博說，“重要的不是臺上的那幾分鐘，而是他們回去之後，能更好、更有尊嚴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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