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變後的東歐，被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形容為：“糟政府、爛社會、議會就像馬戲團；分企業、賣銀行、民族國家全賣光，到處是一派亂糟糟的無序民主”；但東歐人並不這麼認為。他們有牢騷、也有懷舊，認為新歐洲與老歐洲比仍有差距，但並沒有對“天鵝絨革命”感到後悔。
對於“亂糟糟的民主”，東歐諸國的國民看法與我們很不同，他們承認議會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開，這本身就是一種“常規化”的表現。比起舊體制 “高度一致”、報喜不報憂的傳統，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面無疑是一種進步。而且他們認為，民主從來就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民主最大的貢獻就是讓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群體在議會這個公共平臺上按照一定的規則來博弈，大家都玩兒明的不玩兒暗的。
在這些國家的議會里，常常可以看見議員們在打架，有人就說民主太亂了，其實這只不過是轉型國家政治發展的必經的過程。更何況公開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觀，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沒有陽光的角落不知道會滋長出什麼東西。朝鮮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沒有一個東歐人願意選擇這樣無選擇的“一致”。
至於分企業、賣銀行，只要分得公平、賣得透明，那就是工會和民眾的自我選擇，比過去蘇式計劃經濟的強制性合作要強得多，也比該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權錢交易強得多。賣掉，也許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而且批評聲音一直不斷，但這是全民參與的博弈過程，配合氣氛始終佔主導，沒有出現過倒退與動盪。
東歐的民眾說：“過去那種‘領袖們’向‘普通老百姓’指導應當如何生活的時代結束了，在20世紀，那些人打著‘幫助普通老百姓’的旗號，施行了最惡劣的專政。”這種家長式的管制方式，也許的確帶來過“需要叩謝皇恩”的福利，但是這種福利並沒有阻擋人們對自由的渴望。誰都知道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千百萬民眾自發參與的結果，儘管他們對經濟轉軌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儘管“劇變後沒有實現他們的所有夢想”，他們有抱怨，有懷舊，但是鮮有要倒退回去的意願。
總體來講，1989年東歐民眾反體制的四大基石：非蘇化、私有化、非軍事化、親西方化，是有社會共識的，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也就是說，東歐人不喜歡被“代表”，他們的選舉文化證明了自己對模式的偏好，這恐怕才是最真實的感受。
過去蘇聯模式在東歐是移植過來，從來沒有在本民族紮根。東歐各國內部本來就積蓄著長期的民主化衝動，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所以有心理準備。與獨聯體國家“從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那些國家的情況是，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說，隊伍解散了，你們自謀出路吧，於是政府稀裡糊塗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註定了它的空心化，後來出現的問題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社會共識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如果談到經驗，要說有什麼共性的話，那就是除了經濟轉軌適應具體環境要具體考慮外，東歐各國認為有幾點很重要：社會共識，社會建構，人文精神。
具有社會共識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會共識的重要性怎麼估量都不過分。有一個全民族認可的主流價值，直接影響著轉型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和社會穩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臺的，有共識國家就不會亂，有共識社會就不會散，有共識就有希望，而沒有了這一點就容易形成社會動盪和黑社會的“叢林化”局面。
反觀俄羅斯就有很大的不同，混沌的“國家思想”使他們整合難度加大，在傳統的意識形態垮掉以後，這個曾經“憑藉思想聯合起來的共同體”，至今沒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自從經歷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俄羅斯就面臨國家認同和“國家思想”重建的迫切問題，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先後提出過“主權民主、東正教精神、歐亞主義和帝國學說”等作為新的意識形態方案，但是因為缺乏共識，都沒有堅持下來。由於擺脫不掉“前帝國”的慣性，現在俄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目的性明確的“社會戰略”，整個俄國處在一種焦慮綜合症的狀態下，既有“身份認同”的焦慮，也有“向何處去”的選擇焦慮、安全焦慮、整合焦慮與人口焦慮。
所以俄羅斯處在一種搖擺當中，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發展的均衡性和持續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說白了就是社會共識不足。歸根結底一句話，有了社會共識再大的難關都能渡過，否則就會做成“夾生飯”。
千萬不能忽視社會建構
第二條經驗就是把“社會建構”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說，新中國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學蘇聯，後20年學美國的各種流派，現在正進入第三個階段，學歐洲。學習歐洲的多層治理，學習歐洲的社會保障，學習歐洲的和諧與道義，學習歐洲的社會現代化”。不管這個說法準確與否，但轉軌國家積累的社會轉型經驗值得借鑑。人們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經濟轉軌這些顯性的因素，而忽略社會建構，其實它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前者。
公民參與介入各種社會組織，調動全社會的力量解決社會保障和各類問題，最典型的是工會在轉軌後得到重生。工會經歷組織碎片化過程後目前徹底轉變，出現了工會多元主義。歐洲工會聯合會要求，僱員少於50人的，沒有工會代表的單位必須成立工人工作委員會。社會契約和三方機制協議在控制工作條件方面是有效的。社會機制與社會組織發育相對良好，成為國家與民間之間的橋樑，能夠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維體制中承擔相當的責任。教會、NGO、行業協會、利益成員組織各司其責，即監督政府又制衡市場，各種利益可以在社會的平臺上溝通，使政府養成在議論紛紛中執政的心態。
劇變以後東歐國家的NGO（不屬於政府、不由國家建立的組織）都在呈幾何數般地增長，且資金來源複雜化和價值取向個性化。國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強大，社會團體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它的自我建構、自我修復能力增強。別看今天遊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機，社會的彈性機制良好，決不是我們想象的天下大亂局面，形成了社會的有機性和天然層級結構。東歐的社會是一種複合性主體，每一個社會結構都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由於自治社會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難度和風險要小得多。
與國家層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會層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個特點，即政黨衰落，社會組織興起。政黨大多數黨員對黨內政治和決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政黨與政黨的差異在逐步縮小，有趨同的傾向；政黨改革的原始動力不足，黨內的領導怕政黨改革動搖自己的領導地位，政黨內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動中忽視了黨員的利益，開始走下坡路。而社區中依靠民間自身的力量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成為一種新氣象。人們不再像過去一樣靠參加某一個政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單一的核心價值已喪失魅力。
反觀俄羅斯，虛張聲勢的強大中有著脆弱的焦慮，俄國的強國家思維對社會結構的再造不利，長期以來被管制的社會是沒有自愈能力的，社會的能動性很差。
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以後，俄羅斯又對NGO嚴加控制，制約了公民社會的發展，致使政府與社會呈現兩種思維、兩種話語。俄羅斯的NGO組織單一，主要集中在環保、慈善、殘障方面，由於國家管制，它們在公信力、資源的使用方面都存在很大問題，這類政府操縱下的非政府組織只不過就是政府機關包裝下的資源轉換的機構罷了，都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官方對它的態度十分功利，只想通過它們賑災扶貧，吸引外資發展經濟，而害怕它橫向聯繫.
對後工業化時代文明的思考
劇變後的東歐總體來說並不太富裕，民眾滿意度也不盡相同，但是卻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質達到一定水平以後，鼓勵人們多花點時間思考：什麼是“較高的生活質量”？對人類而言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類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點，在權力與市場的夾擊下如何做到增進團結、消除矛盾、協調社會？怎樣提升公共道德？
對文明的思考說來也簡單，那就是重現“人文精神、人的自由發展和自然化的理論體系”，人不僅僅是物質的動物，它還追求意義，追求崇高，過度誇大和消費的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鼓勵貪慾容易對人類價值形成誤導；地球承載不了人類所有的慾望；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世紀黑死病都是對人類貪慾的懲罰。
東歐經濟發展速度慢於中國，但是比較悠閒和均衡。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過去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國家強力，從人民剝奪財富、資源和自由來獲取滿足國家行為的現代化是錯誤的。而現在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方式也將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們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大旗下，堅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類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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