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80年代的中學生，生長於一無所有、卻又心潮澎湃的歲月裡。
1979年，攝影記者任曙林藉由拍攝高考的契機，來到了北京一七一中學，立刻被眼前的年輕氣息所吸引，興奮地捕捉下一幕幕畫面。圖為北京第七十五中學高考考場。學生間有說有笑，絲毫不緊張。
北京第143中學，堆在考場外的書包。
採訪結束後，任曙林再次來到一七一，提出拍攝學生的要求，並順利得到了校方同意，可以自由穿梭於校園 —— 這一拍，就是十年。
於是，在沒有手機和濾鏡的年代，整整一代人的中學記憶被印在了褪色的膠片上。
80年代的中學生無疑是幸運的，在最求知若渴的年紀，碰上了改革開放。彼時，新鮮事物湧進校園，遇到一顆顆年輕的心，“所有的毛孔、觸角都張開了。”
那日松是八十年代北師大附中的畢業生，他回憶 ——“那時候的我們喜歡詩歌，喜歡自己排話劇，喜歡電影，我們曠課跑到‘八一廠’，就為了看伯格曼的《處女泉》和《第七封印》。那時候，石康已經是個標準的文藝青年，開始狂寫約翰·克里斯托夫式的長篇小說；王胖子正在北京八中的校園裡彈著吉他，給他的小師妹唱情歌……”
正是如此，當任曙林步入校園後，他驚喜地發現，學生們的生活沒有被書本和試卷裹挾，反而擁有千姿百態的身影。比如，興趣班開始流行。這不是打著“興趣”旗號的課外補習，而是真真正正發展愛好的機會。
到了下午，副課變多，體育課還沒為語數外讓道。學生們有大把的機會離開書桌，去操場舒展身體。
上體育課的女孩。
打排球的女孩。
放學時分，人去樓空，教室往往只剩下一張張書桌，地上還有淡淡的水跡未乾 —— 這是女生在掃地之前往地上灑的水，如果是男生，肯定就烏煙瘴氣了。
儘管學校總是強調要早點回家，總有些同學不願離去。這時候，老師會叮囑幾句就先走了。圖為1984年7月，放學後的操場。
任曙林形容，沒有老師的校園，連空氣裡的味道都變了。只剩下零星幾個學生，分外安靜，卻能看到年輕的靈魂在跳動。
不過，逢年過節和放假前後的大掃除是個例外，同學們都自覺留在學校。擦玻璃是重頭戲，兩人分工，一裡一外，用乾溼抹布和報紙把玻璃抹得一塵不染。
膽子大的，二樓的窗戶也敢跨在上面擦。
這是一場百分百屬於學生的活動 —— 主題自己決定、教室自己佈置、節目自己策劃、小吃和裝飾品也是大家自行安排經費購買。初三的學生要比初一初二更自由些。老師會提前離開，把時間和場地完全交付給男孩女孩。
任曙林記得，一個初三班級的學生，將主題定為了十六歲成人禮，他被邀請過來拍照。教室裡的燈管不夠亮，他就把蠟燭集中在講臺上，映著一張張稚嫩的臉龐。就這樣，1985年的最後一夜，在相機的喀嚓聲裡靜靜翻篇。
拍攝時間久了，任曙林發現了一個小細節 —— 同學們的腿腳總是在動，不停地變換。
於是他乾脆坐在地上，仔細觀察。這一看不得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開始顯現。
“很奇怪，人的手還會有所掩飾，在腿腳上僅剩修飾了。”有腿腳就會有鞋和襪，男女、脾氣、秉性、心情、思想全部明晃晃地寫在離地三尺之內。
靠著舉一反三的能力，任曙林又發現了正臉之外的可能性。就像電影《一一》裡滿臉困惑的小男孩那樣，任曙林將鏡頭對準了學生們的背影。
操場上，一位女生的背影。
在任曙林拍下的無數背影中，最著名的，要數在北京總政游泳館裡的兩張。
有人調侃，任曙林專拍好看的女孩。他倒不這麼認為，再退一步，如果沒有同年男孩的輝映，那時的女生也不會這般好看。
八十年代早期，北京的中學生沒有校服，只有上體育課的時候才穿上相對整齊的運動服。教室裡，是各自花花綠綠的私服。女生的格子裙大多是的確良的，連衣裙則是晴綸料子的；男生們則喜歡穿白襯衫，捲起泛灰的袖角。
到了八十年代末，寬寬大大的校服才開始在學校中推廣，理由是上級領導擔心學生講究穿戴，影響學習。任曙林回憶，六十年代他上初中時，儘管老師鼓勵大家在一起做事情，男女同學之間還是沒什麼來往。而鏡頭前的這些中學生，觀念上的障礙打破了，不需要學校號召，男女生之間的相處已十分自然。有事就一起辦事，各自也有小天地，家長也不擔心。
一次放學後，任曙林走進一間教室，看到屋裡男生女生各一人，都在最後一排寫作業，互相之間隔了兩排桌椅。教室出奇地安靜，彷彿能聽見“夕陽移動的聲音”。任曙林卻敏銳地察覺到了異樣，拍下照片後，便悄悄退出了教室。直到後來，任曙林才知道，兩個孩子是真的在戀愛。他們聽到有人走過來，趕快分開，保持距離。2011年，《中學生》在798展出的時候，女孩去看了，見到多年前的這一幕，眼淚立刻就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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