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爭粉報道
胡昭廣：196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系，歷任北京市醫藥總公司總工程師、常務副總經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中關村科技園區）辦公室主任，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海淀區委副書記、區長，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北京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京泰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國家發明獎勵評審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1988年5月的一天，《北京日報》頭版刊登的一個招聘通知，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這個招聘通知，就是北京市要建立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要在北京市範圍內公開招聘，選賢任能。北京市醫藥總公司總工程師、常務副總經理胡昭廣看到這個消息後，決定去試一試。
通過層層選拔，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辦公室的第一任主任花落胡昭廣。1988年8月5日，試驗區辦公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正式對外辦公。由此也開啟了中關村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風雲30年。
“下海”闖蕩中關村
“當時去應聘，吸引我的主要有兩方面。”近日，北京市原副市長、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辦公室第一任主任胡昭廣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一是我讀了1988年3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調查報告》。”
“當時看了這個報告以後，觸動是比較大的。”胡昭廣告訴記者，這份報告很詳細地介紹了在中關村所發生的一切，中關村科技企業所創建的“不要政府投資、不要政府編制，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兩不四自的企業體制，和“以市場為導向、技術為依託、技工貿相結合”的企業運行機制，充滿了活力。“這對推動我們科技發展、推動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產品進入市場極為重要，因為我長期在國營大企業中做技術工作，所以感觸很深。”
“另一方面是，我到中關村應聘以前，曾經去過瑞典、美國、日本等國家考察、學習，感覺我們國家在科技上落後太多了。”胡昭廣說，中關村這裡有幾十所全國頂尖的大學和以中國科學院為主的上百所尖端研究機構，可以說中關村是全國智力最密集地區，世界上也少有，但是我們還處於一種非常落後的狀態。於是，胡昭廣思慮再三，辭掉國營企業裡的“鐵飯碗”，“下海”到了中關村。
“20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計劃經濟佔主體地位，對於以市場經濟為特徵的試驗區，有點格格不入。”胡昭廣表示。
當時，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初起，社會上對這一新鮮事物爭議很大、質疑很多。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科技人員由於長時間的壓抑，潛在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沉澱的科技資源沒有挖掘出來、束之高閣的科研成果不能為經濟服務。大學、大院、大所的大牆內外，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牆內依然悠然自得、書聲朗朗，牆外是牛車、馬車。
可以說，當時四季青的蔬菜比研究院所的科研成果更有名氣，北京市海淀區的支柱產業也是技術含量低的鍋爐廠。
“試驗區成立後，國家頒佈了18條優惠政策，除了稅收減免政策落實得比較好以外，其他條款的落實還有很多困難。高新技術改革發展的相關條件幾乎沒有，比如風險投資基金等。”胡昭廣告訴記者，試驗區辦公室成立後，當時北京市委、市政府，海淀區委、區政府對試驗區寄託了很大希望，希望試驗區高科技產業有所發展，能夠不斷地跟進到世界的先進行列裡，能夠推動科技轉化為生產力，能夠為國家的經濟服務。
胡昭廣回憶：“當時，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創新。”
在艱難摸索中前行
“試驗區是國家批准的全國第一家國家級的科技園區。一切事情都要從零開始，都要自己試驗和創新。”胡昭廣表示，當時，世界上有一些科技園區，像美國硅谷、日本筑波、我國臺灣新竹等科技園區，但這些無論在體制、機制、經濟制度上，和我們完完全全都不一樣，基礎也完全不一樣。所以在剛起步時，可借鑑的東西不多，只能自己摸索。
“那時候的輿論壓力也很大，可以說中關村的發展始終處在各種輿論壓力的風口浪尖上。”胡昭廣告訴記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剛剛起步，社會上對電子一條街爭議就很大。1982－1987年，中央先後4次派調查組到中關村來調查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直至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牽頭組成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聯合調查組，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深入調研，向中央呈報《關於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建議在中關村建立科學工業園。後經國務院批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成立。
爭議還沒有完結，有人給當時北京市主管試驗區的副市長陸宇澄寫信，說要一個平靜的教育、科研環境，請把“倒爺一條街”遷到別的地區去；也有人講試驗區的民營科技企業是培養資產階級的土壤，應該取消對試驗區的優惠政策。不少企業也由此離開北京到了南方。
胡昭廣清晰地記得他任試驗區辦公室主任後，第一次接受人大代表質詢時的情景。
“當時有些代表給我提出來的問題，就是要我說清楚，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究竟是不是倒爺一條街，騙子一條街？”胡昭廣說，我的回答是，這條街它不是倒爺一條街，也不是騙子一條街，但是這條街上它有倒爺、有騙子。
面對這些質疑，胡昭廣也逐步認識到，新生事物在它萌動出土的這個過程當中，並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到它未來的偉大。但是社會上的質疑、問題的提出，可能正是他們眼前工作需要注意的，對推動工作是有好處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試驗區正是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激烈碰撞的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胡昭廣回憶說，在這個新形勢下，黨中央果斷決定進行經濟治理整頓，重點是兩條：一是清理整頓公司，二是壓縮基本建設。
“這兩條對於試驗區來說都是致命的。”胡昭廣告訴記者，一要清理整頓公司，而試驗區是要大力發展公司，推動企業發展；二要壓縮基本建設，而試驗區剛剛建立，地無一壟，房無片瓦，搞些基本建設是必須。當時的情況非常嚴峻，試驗區在起步階段剛好趕上這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碰撞最激烈的時候，怎麼能夠在這個夾縫當中去求生存，求發展？這就是試驗區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面對“治理整頓”，1989年10月14日，試驗區辦公室第十次常務會認真討論了當時的形勢，並作出了應對形勢的決策。胡昭廣回憶，試驗區當時的決策就是，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事業，要保持清醒頭腦，認清試驗區新技術企業不是清理整頓的對象；要認真研究治理整頓的政策規定，保護支持企業，主動為企業服務，解決企業的實際困難。
當時，國家的政策和治理整頓的一些限定，重點是針對市場流通方面的企業，規定只允許銷售企業自己生產的產品。“這一條對試驗區來看是很困難的。”胡昭廣說，因為當時試驗區執行的是“技工貿相結合”的方針，好多企業都是從貿易起步。按照要求，這些企業都應該清理掉。後來，試驗區工商所研究了政策的空間和試驗區的實際情況，他們就把關於企業清理整頓公司的這段話稍微作了些變動，改成為“可以銷售經過企業開發過的產品”。“開發”兩個字的內涵很多，只要企業是把某些部件或經過研發改進的部件拿來裝到整機系統上，就認為是開發。
“由於試驗區受到各級政府的保護，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順利邁過了這個坎。到1988年底，試驗區擁有527家新技術企業，1991年治理整頓結束時，試驗區的企業達到了1343家。”胡昭廣表示，試驗區的企業在逆勢中得到了健康、快速、穩定的發展。
對於壓縮基本建設問題，治理整頓開始前，試驗區已經做了一個空間發展規劃，將沿著白頤路上幾條橫街搞了一個“節點戰略”，規劃了10個大樓，就叫試驗區“十大建築”。
胡昭廣介紹說，第一個建築就是在當時北京圖書館（1998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二期建設中暫時閒置了一塊地上，提出來建設科貿大廈。項目建築面積是15000平方米，整個投資是2500萬元。由試驗區立項，北圖出地，企業集資，不需政府出資。這在當時是沒有先例的。此後，1990年，北京市政府又批准了試驗區開發建設了1.8平方公里的上地信息產業基地。後來，陸陸續續，試驗區十大建築也都建起來了。
“有人形容，試驗區好像一個孤島，外面還是蓬勃發展的計劃經濟，裡面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試驗區等於在旁邊圍了一個堰，防止這種浪潮打進來，保護好企業，就像‘圍堰效應’，這也是後來一直影響到試驗區的指導思想。”胡昭廣說。
試水股份制改革
試驗區的企業究竟是誰的？大家都說不清楚。
“可以說，試驗區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問題是當時非常難的一件事。”胡昭廣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必須努力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不改革就不能激發企業發展的的巨大潛力，就不能發揮企業在市場的主體地位。對國營企業的歸屬和產權界定是十分清晰的。但是對試驗區的民營科技企業卻是嶄新和困難的。
1990年，試驗區在河北興隆召開了工作會議，為試驗區企業股份制改革劃破了堅冰。
“興隆工作會議上，就確定力爭要在股份制改革上有所突破。”胡昭廣說，為什麼當初試驗區的企業在股份制改造上這麼難呢？原因在於開始建企業的時候，試驗區企業都不樂意建私營企業。
胡昭廣介紹，私營企業從當時的政策上來看，大家覺得不太光彩。用友軟件服務社（用友公司）是當時試驗區惟一的一傢俬營企業，證書編號SY0001。像用友軟件服務社這樣一個軟件公司，當時因為是私營企業，按政策如他們參加工商局召開的會議，只能參加個體企業的會議。開會的時候，他們旁邊坐的就都是賣豆腐腦的、修鞋的。所以當試驗區成立以後，就立刻就投奔到試驗區來，建設高科技企業。
“除了用友以外，其他企業在進試驗區的時候都選擇了集體所有制。”胡昭廣解釋，集體企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屬性問題，集體企業形成的積累是集體所有，不能夠分，更不能劃分到個人的頭上，所以就沒法把它股份化。
另外，大家不僅選集體所有制，而且在當時那個背景下，還都希望戴一頂紅帽子，要找一個國營的合作者或政府部門作為上級主管，就存在一個初始投資的性質問題。所以像試驗區當時的知名企業“兩通”“兩海”都有這個問題。例如四通公司，跟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鄉合作，最初主管單位出了兩萬元。公司剛起步，好像還無所謂，但是等企業變大的時候，這兩萬元的性質是什麼？是投資還是借款？就非常重要。
胡昭廣告訴記者，四通創始人段永基比較精明，很快就說這是借款。但是對於很多企業來說，當時就不清楚，包括聯想都有這些問題。要是借款，那第一筆投資是什麼？說不清。所以在股份制的界定上就界定不了。還有中央給的18條政策中稅收的優惠，國家稅收的優惠所形成的政府扶植基金歸誰？此外，知識產權如何做價、如何入股也說不清楚。
“所以試驗區的股份制度改革，一直是非常艱難地在往前推進，大約進行了近十年，陸陸續續學了溫州的一些做法，才逐漸變好。”胡昭廣說。
比如，1988年8月，信通公司是試驗區最早一家試行股份制改革。由國家單一持股轉為國家、集體和個人共同持股。3次向職工售股票200萬元，由於沒有法規依據，最後視為職工集資行為。
1988年，聯想準備將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公司變為股份制的聯想集團，就因為原始20萬元投資的性質是“借款”還是“投資”？最後界定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投資20萬元，因此聯想公司的性質就是國有企業。經過漫長的努力，直到2000年，聯想的股份制改造才完成。
此外，1989年海威股份制改造夭折，四通公司股份制改造也於1989年夭折。“從根源上來說，當時仍然沒有突破‘誰投資誰所有’的基本原則，創業者創造的價值仍然沒有被承認。”胡昭廣表示，恰恰是硅谷在美國率先突破了“誰投資誰所有”的產權原則，通過股份期權或股票期權的方式，實現了創業者有其股，而且這種方式把創業者的價值與企業價值捆綁在一起，激勵創業者把企業做大，從而實現自身價值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的產權原則對傳統工業經濟產權原則的突破，是一場更深刻的制度性變革。
一顆小小的“鋪路石”
除了股份制改革問題，建立商業新秩序問題、財會制度問題、會議制度問題、公文處理問題、建立檔案問題等，一顆顆創新的種子在中關村的“圍堰”中發芽、生長，一個個問題在中關村迎刃而解。
“中關村30年的發展，始終堅持做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的勇敢的探索者和堅定的推動者，始終保持與國家改革的步伐‘同頻共振’。”胡昭廣表示，特別是在科技體制改革上，中關村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30年的風雨，中關村作出了貢獻、有了很大的發展，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試驗區剛成立的1988年，僅有新技術企業146家，技工貿總收入9億元。到2017年，中關村已有2萬家高新技術企業，技工貿總收入超過5萬億元；專利達到94.6件/萬人，是全國平均數的十倍。
“今年，中關村30歲，我80歲。”胡昭廣說，“中關村的30年，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縮影。在這條改革的路上，我們每個人大概只是一塊一塊在科技體制改革當中小小的鋪路石，正因為有了這許許多多的‘鋪路石’，歷史的車輪才會碾過一個個高光的節點，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新的‘里程碑’。面向未來，希望我們中關村人能夠緊緊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的發展趨勢，能夠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重大機遇，腳踏實地，為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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