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暴漲
消費降級
大城市對年輕人
似乎越來越不友好
而在雲南大理
有一對日本夫妻
租來兩畝八分地
種地、種菜、養雞
繡花、做衣服、釀造食物
依靠手工勞動自給自足
還養育了3個孩子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7年
故事的主人公上條遼太郎，來自日本千葉，“農民”，自由音樂人，80後旅者。18歲時，還在讀大一的上條決定休學去旅行。他曾兩次離開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國等地旅行。旅行中認識了妻子阿雅，兩人結伴到大理生活。
不喜歡和別人一樣
上條的老家千葉，是一個介於大都市和小城鎮之間的城市，那裡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從千葉出發，乘坐40分鐘地鐵去東京上班，朝夕往返。
他的爸爸在一家有名的內衣製造公司工作。爸爸年輕時特別愛玩，下班後總要去居酒屋消磨到很晚才回家，一副很疲憊的樣子，對家裡的事顯得漫不經心。他的媽媽是一家英語教育機構的教員，還兼任一些照看老人的工作，幫他們做飯、洗澡、換尿布，非常辛勞。
上條6歲時喜歡上足球，一直踢前鋒的位置。14歲左右，他的足球天賦展露出來，被千葉市中學足球聯隊選中，代表城市踢青少年錦標賽。教練給了足球隊裡最耀眼的球衣——“10號”。 優異的足球成績讓他成為市川中學的特招生，他在這所學校一直踢到十八歲。
如果沿著這條路往下走，上條也會上一個好大學，進一家大公司，但他從小就不喜歡跟別人一樣，不容易順服什麼人或規矩。他喜歡“像種子一樣自然的感覺。”
遊蕩在東京
初中，上條的哥哥到了叛逆期，經常逃學去東京玩。這讓上條很困惑——他周圍的同學個個是乖孩子，和哥哥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和行為方式常在他心裡打架，他嚮往哥哥那樣自由放浪的生活，或者乾脆說學校裡學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冬天到了，上條換了一頭髒辮，招搖又叛逆。正好碰上冬季訓練營開始，本應參加第一支球隊訓練的他，被安排到替補隊的訓練營——可能是這個髮型讓老師反感吧。上條討厭這種懲罰。出於十五六歲年紀所有的傲慢和浮誇，跟老師說：我不踢了。
他也開始攢錢去東京遊蕩，用逃離掩藏“去替補隊”的挫敗感。
“我們國家的文化很奇特，融合力很強”，上條說，“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很傳統的東西，但東京又是很前衛的地方。走在東京街頭，一個很平常的小店門，拐進去，哇，一個太不一樣的世界，很多‘地下文化’的東西。”
在東京，上條遇到很多年長的人。他喜歡上電子樂，想成為一名DJ。有人給他指路：你應該去澳大利亞，那裡有很多森林音樂派對。
休學去旅行
18歲時，上條考上日本成城大學的師範專業，但他清楚自己不是當老師的料。
在成城大學上了一學期後，上條就申請了休學，之後又向學校申請邊旅行邊學習的特殊方式。上條拿到澳洲的 Working Holiday Visa，帶著父母給的三千塊美金，出發去澳洲，用勞動交換免費住處和食物的方式在澳洲生活了一年。
最開始，三個月就換一個地方，搭車去不同的目的地。後來，在一個農場裡幹了半年，買了輛汽車，沒開多久車就壞了，又繼續搭車旅行。一路上，參加很多派對，遇見很多人。一些途中認識的藝術家經常帶他去免費的音樂節。
在澳洲旅行一年後，上條回到日本，依舊是落拓的模樣、不講究穿著，和周圍的氛圍格格不入。走在東京的街上，多次被警察盤問、檢查，不過他不再生氣了。跨越國境的旅行讓他懂得容忍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也教會他平和地面對不同的社會規則。
在大理當農民
在泰國旅行時，上條認識了阿雅。2012年，兩人來到大理，租了老百姓家的一個小偏房。朝南的房間很簡陋，不過陽光還好。他們把房子打掃乾淨，把牆和院子擦乾淨，開心地住了下來。房子雖然簡陋，不過院子很大，在這裡上條開始種自己的第一塊地。
現在住的上銀村的家，是他們在大理租住的第三個房子。上條從五位房東手上租下這個院子時，它已經荒置了很久，被雜草、蛛網和小動物的窩佔據。屋樑和椽子烏糟糟的，完全辨不出木頭本來的樣子；屋頂上的瓦松了很多，屋裡漏了很多雨，水漬斑駁，陰暗潮溼。
他先從第一個房東那裡租下西面的正屋，又向另一個租下北面的廂房。待房子陸續修繕完工，已是一年以後了。
一天上午，東面空地上的三個女房東一齊出現了。一個房東朝空地上一指，說了個離譜的租價，作勢不接受就把大門給封住。阿雅用日本女人特有的方式匍匐在地行禮，請求三位慢點兒動手。這個出於習慣的動作陣勢太大了，房東們大約以為這就是下跪，集體嚇蒙過去。
房東們回去後，過了幾天又傳話過來，讓了些租金。聽說當時村裡有些議論，房東的孩子們聽到了，替上條一家說了好話。這事就算和緩下來。但租房子的問題大概會一直伴隨這個漂泊不定的家庭。
“佛系”種地
上條先後向農戶租了四、五塊地，實踐“自然農法”。在大理定居之前，上條從未種過自己的地，都是給大農場打工，掙旅行的錢。
上條的自然農法種地，只在需要分割地床和挖水渠的時候用到鋤頭，他不翻耕土地，認為翻耕土地會打擾到地裡的蟲子和微生物、破壞土壤本身的生態平衡，“如果蟲子活得不安穩，稻穀也長不安穩。”
除去挖地床和挖水渠的時候，上條只用一把鐮刀種地——在秧苗小的時候，適當做些除草的工作。
用自然農法種地，淨化土地和留種子是最基本的兩個步驟。上條的兩畝地，採用輪種的方式，冬季種小麥，待暮春小麥收割後，不犁田也不鋤地，總之不進行任何形式的翻耕，只是把旱地裡的田鼠洞堵住，灌滿水就種稻了。
不經過翻耕的水田硬梆梆的，怎麼插秧？種稻的早上，過來幫忙的人站在田邊議論紛紛。上條把事先準備好的十多根30釐米長的細竹竿遞給來他們。這根竹竿既用來丈量插秧時前後左右的間距，又用來往泥土裡開孔——用一點勁把竹竿戳向土裡，大約10釐米左右深。再把稻秧塞進小孔，圍攏土、摁緊，一株稻秧就栽好了。
每粒種子都有性格
五月種稻，臨近八月稻田不再需要引水灌溉，地慢慢幹了，上條把麥子的種子撒到稻田裡，隨意地撒，“如果有經驗的話，撒得勻淨一些，不過怎麼撒都無所謂，每粒種子都有性格，能夠長出來的就是強壯的。”
一個月後，等到稻穗長成、收割時，收稻的人的腳步不經意地把麥種踩實，麥種和土地的聯結得更緊，這時麥種已經零星地冒出小芽。待稻穀收完後，過幾天再去地裡踩一遍，讓種子和土地的聯結再結實一點。整個秋冬，就什麼都不用再管了。
在大理種地的七年，上條留了大約五十多個適宜在大理播種的蔬菜和糧食物種的種子。他說，農民最快樂的時候，應該是把好的果實收回來，留下種子那一刻，“對真正的農民來說，農業不是種了、收了、一次做完就沒了的事，而是可以延續、循環，永遠會有的。”
我沒有錢 但感覺自己很富裕
上條對自己的身份定義是“農民”。他在紙上寫下“百姓”倆字，把便籤紙推過來，用中文解釋：“‘百姓’的意思是：農民不止會種田，還會蓋房子、染布和釀酒。”
“家裡如果經常釀酒、做發酵的食物，空氣中就有好的菌群存在，家裡的空氣和氛圍就會好。我們每個人都帶著細菌生活，交往的空氣裡有我們各自的細菌，這是看不見的東西，很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從做酒麴開始，上條試著自己在家裡做味噌，最初一年做四十斤，夠自家吃就好了。最近兩年，身邊喜歡味噌的人越來越多，上條就多做一些，做兩百斤左右，和朋友交換精釀啤酒、薩拉米和奶酪。這種相互交換物資的生活，讓他覺得自己是富裕的人，“在超市買這些好吃的得花很多錢，我不怎麼有錢，可是還是感覺自己很富裕。”他說。
做味噌、釀米酒、醃製鹹菜一般在冬天進行，此時作物停止生長，田裡的工作減少了。三個孩子的零食也在冬天製作，冬天年糕上市了，阿雅用它曬乾後再煎制，“它們消失得太快了，所以每次要做好多。”阿雅說，類似的零食在日本的便利店很常見。
過去的日本農村，每家每戶自主製作味噌或米酒，拿到村口的小賣部賣，每一戶製作出的滋味不同，一點點微小的差別卻能給吃的人帶來豐富的味覺體驗。這是上條的祖母一代的記憶。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小農戶手工被規模化生產取代，鄉村小賣部被超市、連鎖點取代，便利的生活帶走了很多生活趣味。
“我的父母一代，已經不做手工食物了，什麼都可以在超市裡買到，他們是‘喝咖啡的一代’，吃西式食物，不過到我這一代，聽說越來越多人又開始吃日本的傳統食物。”
回不去的故鄉
上條和阿雅有了第一個孩子時，也曾想過要不要回日本生活。但如果回日本，按照慣例他只能去一個公司上班，按步就班地生活。夫妻倆也曾為孩子上幼兒園的問題擔心，本地私立幼兒園的高額費用，不是他們所能承擔的，後來，鎮上的公立幼兒園可以招收外籍孩子了，一個孩子每學期的費用大約是四千元，這是他們可以承受的。
“孩子們長大了，也是和普通的人交往，上一個一般的幼兒園就很好。”阿雅說。
不久前，上條和家人去洱海邊玩，兒子和空忽然指著湖對岸起伏的山地問：“爸爸，那是日本嗎？“上條說：“那不是日本，你忘了我們回日本要坐很長時間的飛機。”
和空和弟弟還不知道區分日本人、中國人，還有爸爸的法國、墨西哥、俄羅斯朋友們，日本對他們來說，是爺爺奶奶在的地方。上條說：“我不會教他們怎麼區分這些，究竟你是哪裡的人、你的歷史在哪裡，是很自然的事。”
閱讀更多 流浪島書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