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到漢口特別市黨部婦女部去時,裡面已是風平浪靜。辦公室裡只有兩個人,一個姓祝,大約有四十來歲,另一個姓郭,看樣子不過二十左右,比較熱情。我和她們通了姓名之後,她們急忙招待我。
我問她們最近是怎麼工作的,她們都小心翼翼地對我說:“劉部部長在此時已準備好了改組市婦女協會的計劃。這是很好辦的。因為原來會內的共產黨早已逃走,我們只消決定添上幾個漢口特別市黨部另有兩個青年,一個安徽人,姓鈕,我們都國民黨就成了。”叫他老鈕,還有一個陝西人叫王惠。這兩位對於時局滿腹牢騷,常常批評當時國民黨黨政的腐化。
他們滿懷壯志,要求進行新的組合,天天都到婦女部辦公室來談天,談的都離不開孫總理的遺教和當時蔣、汪政權反動的內容。其實,那時候在武漢,三人一堆,五個一團,到處都有人議論這些事。華商街有名的關公館,本是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工人部長陳公博住的地方。這時何先生在廬山,陳公博已去南京,裡面只剩下中央工人部的兩位秘書,一個叫梅哲之,一個是廣東中山大學的教授叫薛修。
他們都是留美回國的,梅哲之多半管陳公博的切雜務,薛修則負責工人部的工作。而這時主要的工作,就是改組原有機構。我們這一班人,過去既未深入群眾,現在哪能知道底下誰能真正代表工人,為工人謀福利?如貿然進行改組,還不是聽憑工廠內的強者出來把持。由此看出,這樣的改組,很可能會幫壞人抬頭,對革命無益有害。為此,我和陸娜君在關公館將問題提出來與梅哲之、薛修討論。
他們很同意我們的看法。薛修比梅哲之更為激動,他說:“我們應該多找幾個人談談,多集合一些比較進步的人研究更好。”聽了他們的談話,我心中覺得一亮,我想,國民黨中還是有要前進的人的。從這以後,我們的注意力就轉向團結同志方面。我們經常和人談話、周圍團結的人逐漸多了起來。我們談話的宗旨是接受孫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堅決實行三大政策。
我們只做精神上的團結,但不形成組織。我們還在武昌開過兩次座談會,到會的有十餘人,除薛修、王惠、老鈕和我外,還有湖北省黨部宣傳部長鄧希禹(鄧初民),武漢中山大學領導青年的劉弄潮教授,還有一個左派分子魯民三。座談會後,大家更加精神振奮,我又進步團結了原軍校女生隊的同學林秀石、余文玉、袁漁溪、陳湘英等。她們幾人後來都分別安排在特別市黨部婦女部或總工會女工委員會工作。
她們每天到工廠去了解工人的情況,漸漸地,我們與女工們也發生了親密的關係,我們也初步嚐到了接近群眾的甜味。不久,我們還組織了一次請願遊行。有一天,我們聽說中央委員顧孟餘到武漢來了。由於當時一般人還認顧為“左派”,所以我就急忙約了王惠、老鈕,趕到薛修那裡召開了個緊急會議。會後集合了一百多名女工和婦女協會的女學生前去請願。
大家一路上打著小旗,喊著“要求實行孫總理的全部遺教!”“要求實現孫總理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不能分割的!”等口號。請願的第二天,市面上就出現了一些反對我們請願的傳單。上面雖不敢說我們是共產黨冒充的,但儘量堆了一些無聊的形容詞來諷剌挖苦我們,說是幾個黃毛丫頭也要搖旗吶喊。這時候,武漢實際上情況很混亂,國民黨的一些派別都在暗中活動,特別是在工會內部,黨的內部,明爭暗鬥不休。所以,出現這類傳單是絲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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