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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歌舒
纪胖说：1981，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3月，世界杯男排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以3比2力克韩国队，获得世界杯参赛权；4月，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一举囊括全部7项冠军，震惊世界；11月，中国女排以7战7胜的成绩，首次问鼎世界冠军，拉开了“女排五连冠”大幕。与这些相比，9月举办的首届北京马拉松赛事，似乎不值一晒，但它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至今依然在发生作用。
— 1981 —
奇迹从这里开始
当历史学家们寻找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节点时，1981年是一个重要年份。那一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国之后发生的波澜壮阔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肇始。
1981年，世界各国人均GDP为2536美元，人均GDP排名第一的国家是摩纳哥（44366美元）。中国，以人均197美元排名143位，仅比倒数第6名非洲马拉维多2美元；比倒数第1乌干达多94美元，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
以这样的人均GDP谈发展全民体育运动无疑是奢侈的，也是不现实。1981年的中国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温饱。
但体育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又决定了在“冷战”思维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不能不在体育领域中有所建树。
“虽然运动在自身的表达方式上是政治上的中立，没有明显可见的政治外表。然而，竞技的结果和成就却能被政治来解释和涂上政治色彩，运动在许多方面使自己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美国学者贝内特的观点与当时中国发展体育的初衷不谋而合。
于是“发展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运动”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体委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定下的方针。很快效果就出来了。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与韩国男排在世界杯男排亚洲区预选赛上狭路相逢，胜者将代表亚洲出战在东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注定这是一场血战。
比赛前，中国队在心理层面占据一定优势，因为之前几场对阵中，中国队都取得了胜利。但在3月20日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韩国队率先发难。15比5、15比12，韩国队以总比分2比0掌握了绝对主动。
中国队只能背水一战。从第三局开始，中国男排放手一搏，最终，中国队一鼓作气连扳三城，以总比分3比2逆转韩国男排，获得了世界杯参赛权。
多年后，当时的场上队长胡进依然清晰记得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比赛虽然异常艰难，但取胜后大家也没有特意庆祝。毕竟，战胜他们（韩国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胡进不知道的是，1981年3月20日，当他们逆转取胜的消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回北京后，在那个深夜，北大学生走上街头，喊出了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26天后，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6届世乒赛上，一举包揽男、女比赛项目全部7枚金牌，创下世乒赛奇迹。
在中国经济还在历史的车道上前进时，中国体育率先打响了崛起的第一枪。因此，在展示国家形象和“金牌思维”的双层牵制下，1981年9月，只允许职业选手参赛的首届北京马拉松在金秋时节鸣枪开跑。
首届北京马拉松，参赛阵容只有86人，虽然与现在动辄数万人的马拉松相比有些“寒酸”，但是它是中国马拉松产业以及现在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的源头。这从首届比赛起点和终点都设在天安门广场，就能看出它的历史意义。
有意思的是，1981年也是日后成长为全球六大马拉松赛事之一的伦敦马拉松的举办元年。与北京马拉松由中国田径协会举办不同的是，伦敦马拉松的举办者是前奥运田径冠军克里斯·布雷舍（Chris Brasher）和运动员约翰·迪司利（John Dieley）。他们举办伦敦马拉松赛事的消息传出后，有超过20000人申请报名，最终，6747人获得了参赛资格，6255人完成了比赛。
1981年，英国人均GDP为9599美元，位列当年全球国家人均GDP排行第25位。
— 1992-2001 —
感受澎湃的经济巨变
1991年，苏联解体，长达40年的美苏争霸格局结束，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何发展经济敲响了警钟。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此，市场经济浪潮席卷广袤的中国大地，从大漠到江南，从乡村到城市，从公有到私营，市场经济的火种点燃了中国的希望，释放了创业的热情，并催生了以陈东升、田源、冯仑、毛振华等为代表一批“92派”企业家。
1992年5月，《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的出台，让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毛振华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以前总在研究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现在谈论的是怎么去搞市场经济。”毛振华把两篇《条例》逐字逐句从报纸摘抄下来，下班后骑着自行车穿过长安街去找校友陈东升。
“我们相互启发，讨论怎么做公司，做什么样的公司，”那是一段让毛振华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心潮澎湃的时光，“我们俩一聊就忘了时间，从日暮到深夜，有时候干脆我连家也不回，就在东升家的客厅沙发上睡一宿。”当这一段彻夜长谈画上句点时，陈东升转身创办了嘉德拍卖、宅急送，以及泰康人寿等多家知名企业，而毛振华选择了信用评级行业。
1992年，毛振华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数年后，它成了全球最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也要入股的企业。
陈东升、毛振华等一批92派企业家的崛起，中国GDP总值在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间，以平均每年增长1.3万亿左右的规模扶摇直上。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200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尽管距离当年全球人均GDP5483美元仍有差距，但中国崛起，成了全球共识。
伴随着邓小平92南巡讲话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
1995年，国务院批准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并在全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中通过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强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全民健身大幕在1995年被徐徐拉开。
北京马拉松敏锐捕捉到了信号。1998年，北京马拉松率先对业余选手开放，这一年，参加北马的人数从1997年264人暴增至30000余人；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马拉松，还首次加设了半程马拉松、10公里跑和迷你马拉松赛事。
市场经济体制带给北京马拉松另外一个变化是，赞助商阵营在2000年首次迎来了国内赛事冠名赞助商：云南红河卷烟厂。这家自1993年开始涉足体育赛事赞助的云南烟草企业，在1998年确立了以“赛车文化”为平台的品牌宣传战略，2000年赞助北马是其为数不多涉足田径体育运动的赞助行为之一。
虽然红河只冠名赞助了一届北京马拉松，但它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经过20年砥砺磨练，北京马拉松已经成长为一项具备一定商业价值的体育赛事。或者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国内企业在塑造品牌形象、打开产品销路的层面有了质的变化，开始探索如何把企业精神与体育运动所传递的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借助体育赛事使企业品牌直抵目标客户。思维的转变，与体育在国内从专业向大众的过渡保持了惊人的同步。
— 2007-2018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其后的数年间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的决定，也间接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炸弹。
2007年2月13日，汇丰控股为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准备，触发了风险警报。一个月后，美国第二大次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宣布濒临破产，它欠了华尔街整整174亿美元。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倒，不过，谁也不曾料到，这张牌在2008年，直接推倒了全球金融系统。
和美国处于资本市场的深渊相比，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表现非比寻常。上证指数一路高歌猛进，在十七大召开当天冲上6000点，并一度升至6124点，迫使央行先后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5次调整人民币贷款利率，但截至2007年12月26日，沪深两市总市值仍达到了39.2万亿元。仅用了一年时间，中国A股市场总市值就增长了近4倍。2007年初，沪深两市总市值约为10万亿元左右。
中国A股市场的这一波牛市行情，源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援引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GDP为32180亿美元，德国GDP为31970亿美元，按美元计算中国是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６％，排在第四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巧合或者是冥冥中注定，2007年中国股市牛气冲天的同时，这一年北京马拉松赛场上，两名中国运动员，任云龙和韩刚也破天荒跑进了2小时09分以内，双双打破国家记录。其中，任云龙跑出的2:08:15的成绩至今无任何国内运动员打破。那一年，北马最好成绩获得者内法特·金亚珠，仅比任云龙早6秒抵达终点。
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的话说，“当历史学家们寻找21世纪关键节点时，他们会选定2008年夏末初秋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北京奥运；第二件，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破产。
菲利普·斯蒂芬斯在《西方失去的十年与中国挺进的十年》一文中认为，“对中国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是意外的好运。它标志着美国设计的国际体系以及贯穿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市场世界观都崩溃了”。
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动荡贯穿了此后10年，影响范围遍布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的各个领域：占领华尔街、欧洲债务危机、击毙本·拉登、非洲大饥荒、ISIS恐怖组织建国、中东难民潮、特朗普就职。
10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2.5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跻身2017年全球市值最高10大企业。2009年，中国轿车产销量达到136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消费者，10年间购买了全球70%的奢侈品。中国商品遍及全球各个角落。
2007年，中国人均GDP为2695美元；2011年，增长至5633美元；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8069美元，破8000美元大关。2017年，中国GDP首超80万亿，达到了827122亿元，全年人均GDP为59660元，以美元计算人均GDP为8836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
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着一条消费规律。
当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低于3000美元，物质需求型消费开始上升；当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享受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当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以体育、娱乐为代表的文化消费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这条消费规律在北马的参赛规模上得到了印证。
2009年，报名参加北京马拉松的人数为21491人；2014年，报名人数激增至63118人，北马于这一年开启了抽签参赛的模式；2016年，北马提高了报名门槛，但依然吸引到66576人报名；2018年，北马报名开放第一天，不到中午就吸引了8万人。据统计，今年共有111793名跑友报名参赛，相比去年增加了13106人，增幅达13%。
在线路设计上，北马的起点依然是天安门广场，终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场(鸟巢景观大道)。为了扩大北马的影响力，1998年北马比赛时间设定为5小时，为了让更多人业余选手跑完全程，2011年时间延长至6小时。北马的参赛选手也从过去的专业选手扩大至特邀选手、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选手和业余选手。
除了全马外，北马还设置了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4.2公里）。另外，近几年颇受欢迎的亲子跑、公益跑等项目也出现在了北马。
1981年首届北马，参与报道的媒体基本上都是主流纸媒，37年后，微博跑步、新浪体育、网易新闻、今日头条等新型互联网媒体成为报道的主力军。赞助商也从一家变成了数十家，并与国际接轨，细分为冠名赞助商、顶级合作伙伴、官方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赛事支持商五个层级。赞助商遍及房地产、保险、汽车、装备制造业、医疗、食品、餐饮、饮料、互联网健身、互联网电商、钟表、珠宝等数十个行业。
北京马拉松已经从一个地区性的赛事变成了马拉松爱好者们口中的 “国家马拉松”。从2008年北马经国际田联批准正式获得国际田联金标赛事称号以来，北京马拉松已连续十年获此殊荣。1981年到2018年，北京马拉松的38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38年。当我们站在这一届赛事的起点回望过去，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容乐观的国际环境和时下硝烟弥漫的中美贸易战，让北马发令枪沾染了潮湿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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