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2046》劇照
他是香港文學一代宗師。
他的文字醉倒一代代文青，包括導演王家衛。
電影《花樣年華》《2046》分別源於他的《對倒》《酒徒》。
他說：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
於是，50-70年代的香港，那些蒙塵歲月，那些潮溼記憶，被一代大師喚醒了。
2018年6月8日下午2點25分，“香港文壇一代宗師”劉以鬯先生告別了他的百歲人生。同時，他在生命最後歲月裡審定的“劉以鬯經典”系列在內地出版上市，這套書系包括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長篇小說《酒徒》、小說集《寺內》和長、短篇小說合集《對倒》。一個生命謝幕，另一個生命誕生。這是巧合，也是一位宗師級作家必然圓滿的人生結局。
一百年，他經歷大時代，從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再到香港，靠一支筆，將紛紜歲月凝練成與眾不同的文字，在香港獨開現代主義文脈。
一百年，他寫作、出版、編報、編刊，以報紙副刊和文學雜誌為陣地，一手促成了香港幾代本土作家的成長。
一百年的文學人生已畫上句號，但屬於他的時代、屬於他的記憶、屬於他的詩意、屬於他的追求，早已留在了他的作品裡。而作品，是永恆的生命。
一、他的名字叫流水歡唱
香港學者孫立川說：“二十多年前，因文學之緣而認識了劉以鬯先生，總覺得他永遠都保持著上海文化人的習慣，西裝革履，梳著整齊的髮型，鐘意飲咖啡、吃西點、品嚐美食，談吐文雅，對西方文學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對內地、香港的文壇更是如數家珍。讀他的小說，似乎可以看出他濃濃的上海情意結。”
劉以鬯先生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劉以鬯是筆名。鬯讀暢，古時指香酒、祭器，亦與“暢”通，如鬯茂、鬯遂即暢茂，暢遂。這個古字如今很多人都不識得了。據劉以鬯研究專家梅子說，這筆名是劉以鬯父親取的。劉以鬯父親劉灝畢業於上海中西書院，曾任黃埔軍校英文秘書。梅子猜測，“劉以鬯”與“流以暢”諧音，取意水流通暢，寄予父親對兒子的美好祝願，願他的生命像河流一樣暢流不息。也許因為這份祝願，劉以鬯經歷了戰火、動盪、遷徙，活了一百歲，活成了人瑞。而刊登於香港《城市文藝》96期（劉以鬯紀念專號）封底的一首詩歌《他的名字叫流水歡唱》裡，作者柳岸對劉以鬯的人生和筆名作了更詩意的詮釋：“像青春年少鏖戰球場/斷了手指仍不言放棄/他的名字叫流水歡唱/跳著濺著直奔向遠方”。
生於殷實家庭的劉以鬯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興趣廣泛，喜歡集郵、砌模型、蒐集陶瓷，讀書時喜歡打籃球，是校隊健將，曾因球賽把手指打斷。受父親影響，劉以鬯也愛好文學，中學時便發表處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哲學期間，讀了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說，更從30年代聞名上海的《現代》雜誌上讀到莫泊桑、都德等外國作家作品，受穆時英、施蟄存等人新感覺派小說影響甚深。那時，劉以鬯便打定主意在文學上要“走自己的路”，寫“與眾不同”的小說。
1946年，劉以鬯在上海創辦了懷正文化社，出版施蟄存、戴望舒、姚雪垠、徐許等名家作品，1948年出版首部小說《失去的愛情》（中篇），年底離滬赴港，除1952年至1957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外，一直生活在香港，直至去世。在星馬和香港，他主編了《星島晚報·大會堂》《香港時報·淺水灣》《快報·快活林》《快報·快趣》等報紙副刊，持續三十年日寫八千字，最多每天應付十三個報紙專欄共一萬三千字。寫專欄被他歸入“娛人”的寫作，“目的在於換取稿費，不避俗，也不避熟”，同時，他還堅持”娛己“的嚴肅文學創作，力求創新，寫出了《酒徒》《對倒》《寺內》等一批開風氣之先的作品，奠定了他在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宗師地位。1985年，他創辦並主編《香港文學》雜誌，開闢了一塊堅實的嚴肅文學陣地。1994年，他受聘為香港臨時市政局“作家留駐計劃”第一任作家，此後，先後榮膺香港書展及文學節首屆“年度文學作家”、香港藝術發展局“傑出藝術貢獻獎”“終身成就獎”、香港特區政府榮譽勳章和銅紫荊星章等榮譽與獎項，可謂實至名歸。
梅子與劉以鬯先生交往四十年，他眼中的劉老，為人正直、低調、勤奮、親切、幽默，而印象最深的是富有童心和好奇心。作為“劉以鬯經典”系列的編輯，我有幸與劉老有一面之緣。我見到的是九十八歲時的他，面貌清癯，神情俊朗，像北京的秋天一樣爽利，一如他的文字，清爽、簡潔、靈動，沒有一絲多餘。他有著純粹的文心，有著孩童般的奇思異想，有著少年般的詩意，有著古典文人的風骨，有著報人的現實情懷，又有著現代作家的不羈靈魂，所有這些化成文字，便是他與眾不同的純文學觀念，使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寫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意義的現代主義小說。
二、他為一座城添加歷史的註腳
南來香港作家群裡，不乏在上海已成名的作家，如戴望舒、曹聚仁、徐許、張愛玲、姚克、葉靈鳳等，但他們的創作鮮有以香港本地生活為背景的，劉以鬯則自覺融入香港，把敏銳的目光和思維的觸角深入到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街道、巴士、店鋪、餐廳、咖啡館、電影院、舞場、修頓球場、賭馬、炒金、炒樓、炒股、住屋問題、治安問題、交通問題、物價問題……於是，上世紀50-70年代香港城市風貌、社會問題、庶民生活，都鮮活而精細地定格在了他的小說裡。
《對倒》由一個上海移居香港、在回憶中懷舊的中年男子，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們各自在香港街頭的遊蕩、見聞和感受，繪出70年代香港街頭生活：彌敦道兩旁，新樓林立，未拆卸的舊樓不多；照相館隔壁是玩具店，玩具店隔壁是眼鏡店，眼鏡店隔壁是金鋪，金鋪隔壁是舊樓，舊樓隔壁是士多，士多隔壁是新潮服裝店，服裝店的衣服上印著I IOVE YOU；年輕男子穿真適意牌牛仔褲，右手插在褲袋裡，褲子是藍色的，褲袋卻是紅方格的；年輕女人穿新潮裝，牛仔褲的褲腳好像用剪刀剪開的；餐廳放的流行音樂是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四個上海女人在唾沫橫飛議論樓價上漲……
《酒徒》借一位在文學理想和生活餬口之間掙扎的作家的醉言醉語，寫出50-60年代商品經濟盛行的香港，文藝也高度商業化的文壇環境。據說王家衛拍攝《花樣年華》時，曾專門請教劉以鬯，那個年代的香港副刊編輯，用的什麼稿紙，聽的什麼歌曲，去舞廳跳的什麼舞，談的什麼話題。這些時代印記在《酒徒》中都可以找到。主人公為報紙寫“四毫小說”，用的是25*20=500的原稿紙；他會去“手指舞廳”，喝拔蘭地、威士忌；十七歲的舞女嘴唇搽著杏色唇膏，抽“駱駝”煙，聽保羅·安加的唱片；文人去皇后道上的“鑽石”喝酒，因為它的滷味極好；那時的北角有上海霞飛路的情調……
劉以鬯小說之所以能成為經典，首先在於他對所生活城市的熱愛，並將這份愛轉化為寫作的養分，讓作品與城市水乳交融。他的文字雖沒有粵語的港味，卻比本土作家更寫出了香港的真實。也許，這份熱愛正源於梅子說的“童心和好奇心”。據說，劉以鬯愛好逛街、坐電車，散步時傾聽市井俚語、觀察行人衣著手勢，坐電車時也在觀察街景、思考人生。因此，他才能與所生活城市無縫對接，寫出這座城市的靈與肉。學者把這種融入當地的寫作稱為“貼地書寫”或“在地化寫作”。的確，劉以鬯總是關懷現實，貼地書寫。南洋六年，他寫《時代曲》《甘榜》《熱帶風雨》等南洋生活小說；定居香港後，他寫《酒徒》《對倒》《島與半島》《香港居》等香港生活小說。如今，要了解50年代的南洋，要了解香港，劉以鬯的小說都是繞不過去的。
香港學者林少陽說：“劉以鬯之所以被視為香港文學的代表，不僅是因為他的文學展開於香港，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記述了另類的香港歷史。”對此，劉以鬯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
三、 他重新界定了文學的可能性
除了“在地化寫作”，劉以鬯留給文學的更重要遺產，是求新求異的創新精神。他以畢生的文學實踐，重新界定了文學的可能性。
在《“娛樂他人”和“娛樂自己”》一文中，劉以鬯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說：“多年來，我一直在探索小說創作的新路。我覺得寫小說應該走自己的路，儘可能與眾不同，使作品具有獨創性。”接受訪問時，他常說：“我走自己的路。”“你不需要走別人走過的路，你走你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不是容易，千千萬萬的小說，好看的難有一本，所以你要與眾不同。”
正是“走自己的路”，“要與眾不同”的文學追求，使他寫出一批不合常規、另開路徑的實驗小說——沒有故事的《對倒》，沒有人物的《吵架》，沒有起點與結局的《鏈》，以物為主的《動亂》，重複敘述的《打錯了》……他用意識流寫長篇小說《酒徒》，用詩的語言寫中篇小說《寺內》，用內心獨白寫長篇小說《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用一正一負雙連郵票形式寫長篇小說《對倒》，用黑白相間的形式寫《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用視覺造型寫《盤古與黑》《副刊編輯的白日夢》，用故事新編寫《蜘蛛精》《蛇》《寺內》……這些小說以“求新求異”的文體實驗，彰顯現代小說的新銳與性靈，至今令人驚豔而掩卷慨嘆：原來小說可以這麼寫！
有人為了使作品獨具一格，喜歡用晦澀難懂的文字寫小說，劉以鬯卻用簡明易懂的文字探索不同的表現方式。他信奉老舍所說：“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淺簡練的著作。”他認為莫泊桑的《項鍊》、契訶夫的《萬卡》、歐亨利的《麥琪的禮物》等小說之所以成為名篇，在於兩點：1.精巧的構思將平凡的生活片段寫成不平凡的小說；2.文字簡明易懂。所以，他惜字如金，用高度自律的態度對待語言，用標新立異的精神探索小說敘述的多種可能性，力求將平凡變為不平凡。
劉以鬯經典系列
《酒徒》《對倒》《寺內》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經濟盛行，文藝也高度商業化。一位藝術良心未泯的作家，掙扎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不願典賣自我價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療飢，靠寫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責懺悔，借酒麻醉，沉淪為不能自拔的酒徒……
《酒徒》創作於上世紀60年代初，被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小說”，入選“20世紀現代小說經典名著百強”。2004年引發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攝電影《2046》。2011年由香港導演黃國兆拍攝成電影。
一個是上海移居香港，在回憶中懷舊的中年男子；一個是香港土生土長，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們互不相識，各自遊蕩在70年代的香港街頭，帶著各自的見聞和感受迎面而行，又背向遠去，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過……
“對倒”指一正一負雙連郵票，借用此形式，作者於1972年創作了長篇小說《對倒》，後又濃縮為短篇，本書為長、短篇合集。2000年，《對倒》引發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攝電影《花樣年華》。
《寺內》收入十四篇新穎多彩的中短篇小說，熔想象與詩意、古典與現代於一爐，或為故事新編，如《寺內》《除夕》；或表現香港現代都市之人與事，如《對倒》《鏈》《吵架》《赫爾滋夫婦》《龍鬚糖與熱蔗》《聖水》等；或探求生命哲理，如《蟑螂》……
這部結集於1977年的經典小說集，篇篇有創意，篇篇是佳構，以“求新求異”的文體實驗，彰顯現代小說的新銳與性靈，至今令人驚豔而掩卷慨嘆。
他引入詩歌和哲理，有效提升了小說的語言藝術和思想水準。他說，由於電影和電視高度發達，小說必須開闢新道路，其中，讓小說與詩聯盟，是《酒徒》《寺內》所探討的小說新道路。他說，“寫《酒徒》時，我故意使詩與小說結合在一起”，而《寺內》是以小說形式寫詩體小說，有別於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用詩歌形式寫詩體小說。他多次引用柯恩的話：“詩是使文學繼續生存的唯一希望。”
他追求創新的同時並不拒絕傳統，而是將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酒徒》的意識流，並非沒有邏輯的難懂的意識流，而是小說家探求內在真實的一種技巧。他說：“現代社會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只有運用橫斷面的方法去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理的幻變並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確實地表現這個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精神”，這是寫實主義所不能完全做到的，所以引入意識流……
香港作家董啟章說，劉以鬯除了是“讀者的作家”，也是“作家的作家”。他在寫作上的大膽實驗和創新精神，帶給一代又一代的創作者新的啟發和激勵，為香港文學起到了示範作用。沒有劉以鬯的示範、標杆，在香港這個文學不被重視、藝術價值模糊不清的地方，何謂好作品，是多麼難以判斷的事情。而因為劉以鬯，文學青年對於自己成為作家有了更確切的預期和把握。“作家的作家”，這是劉以鬯對於文學的深遠影響所在。
（原栽《文化月刊》2018年第8期，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劉以鬯經典”叢書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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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原名劉同繹，1918年生於上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著名作家、編輯家。著有長篇小說《酒徒》、長短篇小說合集《對倒》、中短篇小說集《寺內》等逾四十種文學著作。其中，《對倒》《酒徒》分別引發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成電影《花樣年華》《2046》。作品入選多種選本、鑑賞辭典和大學教材，被譯為英、法、意、荷、日、韓等多國語言。2015年以97歲高齡榮膺香港藝術發展局“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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