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歲的文懷沙，到底是國學大師，還是江湖巨騙？
作者丨書童
6月23日凌晨3點10分，“國學大師”文懷沙在東京醫院駕鶴西歸，享年108歲。
通過簡歷可以看到，這位百歲文化老人在國學、紅學、書畫、金石、中醫學等多方面均有所涉獵，尤其是楚辭研究領域的專家。
文懷沙生前性情活波、詼諧幽默，常以“公歲”記年，記者要採訪他，“她說長得不漂亮只給20分鐘，長得漂亮時間不限”，在熟悉的人眼裡“他就像一個老頑童”，
不過，比起這些生活細節，他的生命歷程就顯得更加多姿多彩——
他一生坎坷，蹲過國民黨的牢房，也被共產黨判刑；
他風流多情，能夠十年如一日紀念鍾愛之人，又在諸多公開場合表達對美女的喜愛。
他交往廣泛，既和錢鍾書、艾青等先生學者交遊甚密，也積極提攜包括范增、龐中華等後輩；
一百多年的光景，給文懷沙帶來紛繁複雜而又難以言說的人生經歷，他接觸太多的文化名流和官員領導，當然也被許多學者指出學術水平不值一提，基本是欺世盜名。
即便他業已身故，許多人對於這個“大師”還是不明就裡、霧裡看花——文懷沙，到底是國學大師，還是江湖巨騙？
這個質疑在他生前就爭論不休，曾經也算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新聞。2009年，著名傳記作家、《人民日報》資深記者李輝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
文中通過詳實的資料提出三點質疑，言之鑿鑿的論證讓這位大師的形象瞬時在許多人心中“崩塌”——：
1、年齡問題：文懷沙生年為1921年左右，而非他宣稱的1910年；
2、因何原因入獄：他被判刑的原因是“流氓罪”，放出來是因為勞改結束，而不是因為寫詩嘲諷江青，最後被國家領導人過問才釋放；
3、是否為楚辭泰斗：他算編撰的關於楚辭等文章不過“教員”水平，許多前同事說，當時編書目的是為了普及文化而非什麼學術著作。
因此，也談不上是新中國楚辭研究第一人，更不用說什麼大師。
針對這些質疑，文懷沙的回應顯得雲淡風輕，“誰年輕還沒有犯過錯！”但當記者問“您說的錯誤，是指自己還是李輝？”
他又開始含糊其辭，表示“但求無愧於心”，給人一種高風亮節的感覺，然而，人們始終也沒有聽到關於質疑的正面回應。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考證他的年紀是真實的，而文革造成的冤案不勝枚舉，不同的說法不僅沒有讓真相清晰，反而好像更加糊塗。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軒然大波發生期間，張賢亮、陶斯亮、高佔祥、沈鵬等文化和領導人紛紛對文懷沙表示慰問。
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在一次會議聲稱：“文老是我的老師，我永遠都是他的學生。”
很顯然，從別人的評判中要得出文懷沙的大師真相基本不可能，本來自古成功者就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一個文化名人亦是如此。
那麼辨別“國學大師”真偽的方式就只剩下了其著述了，按照中國學術的定義，凡國學大師，必在義理、考據、辭章三方面均有建樹。
可以看到那些公認的民國大師王國維、梁啟超、錢穆、陳寅恪無不是這樣踏踏實實做學問，並完成著述而影響世人。
細查文懷沙的涉獵範圍，早期大體包含楚辭、吟唱、魯迅研究；晚年包括“正清和”箴言以及據說有上億字的《四部文明》叢書。
楚辭研究的著作《屈原今繹》、《屈原離騷今繹》前文提到目的在於普及，筆者從京東翻看這些書籍不過是將《離騷》等文章逐句翻譯，有的句子甚至還不太通順，也印證了當時的一些說法，“前後無照應、非常不連貫”。
該書縱然在書籍的封面寫著“郭沫若、遊國恩、錢鍾書一流學者校訂，毛澤東、柳亞子、沈尹默、胡耀邦各界專業人士推薦”，但是依舊掩蓋不了內容的低水準。
針對文懷沙研究魯迅的著述《魯迅舊詩新詮》，有記者專門請教北京大學教授、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先生，他直言，“恕我孤陋寡聞，我在北大圖書館沒見過這本書，前幾代魯迅研究專家好像也沒有這個人名字。”
至於吟唱，他確實在一些公開場合公開表演，詩詞專家葉嘉瑩也表示肯定，但是因為沒有具體的學術著作，也無法判斷高下，我們只能將此作為一項受眾不太廣泛的興趣愛好。
到了晚期文懷沙引以為豪的“三十三字箴言”——正文就是“正清和”三字。
註釋卻有三十個字，寫著“孔子尚正氣，老子尚清氣，釋迦尚和氣。東方大道其在貫通並弘揚斯三氣也”，他曾經在各種訪談不斷演示這幾個的書寫，更說這是“長壽的秘訣”。
可是稍微對儒釋道有理解的話，這些所謂的箴言也不過是他一家之言，只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十分膚淺的認識和解讀，還夠不上能夠啟示後人的作用。
而皇皇鉅著《四部文明》的出版更是顯得滑稽，據知情人回憶，這部書是由一些高中生學歷的人針對一些古籍掃描，然後經過電腦PS處理，但是藉助文懷沙的名聲，竟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各部委領導和一些省長紛紛出席了首發式。
並且叢書要價8萬元，堪稱天書！不過這些只是滿足了這些文化官員的“意淫”，依舊沒有什麼學術水平。這就是這個文化大師的“全部家當”，當我們一個個分析完了之後，發現這個大師好像“毫無憑藉”。
既沒有“言為人師”，更談不上“行為世範”，到了晚年最驕傲的不過就是他的養生之道，比如“多吃肥肉多喝酒，多與異性交朋友，最少活過九十九”等言談都屬於這個範疇。
而且，文懷沙的紅學也沒有多少新的觀點，書法雖然取法篆書和章草，卻沒有什麼深的造詣，放在現在肯定連中書協都入不了，詩詞呢，基本上也就是一般水平，沒有什麼高妙的詩句。
難怪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文懷沙是否是國學大師根本不成問題，因為國學界和學術界從來沒有將其當成什麼大師。”
在中國知網搜索1978年到2009年期間，以“文懷沙”為標題的檢索中，博士、碩士論文庫為零，更從側面印證了上述的觀點。
這就是中國的奇怪文化現象，許多人空有其名、而難見其實，自稱或被人包裝成“國學大師”，但是其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
一些人笑稱，“談國學，必稱為大師”，類似翟鴻燊都是如此，他們背過經典的隻言片語，就大放厥詞，譁眾取寵，百姓見之卻驚為天人。
所以行文至此，文懷沙是否是國學大師已經呼之欲出，“他寫過幾部書，發現學術太難，後來也無心於此了”。
最後只能在官員和公眾的簇擁下，出現在各種場合，這時“真才實學是多少”已經顯得不那麼重要。
當然這樣說，只是說文懷沙夠不上大師的級別，也算不得什麼學者，但是至少還是有點本事的，尤其能造起來這麼大的名聲。
雖然他本身沒有學術水平，也沒有像他說的師從章太炎，但是觀察期人生經歷始終活在這個圈子或者說一些大師的周圍。
比如文懷沙的前妻青林與文懷沙離異後，在50年代嫁給的正是卞之琳，就是寫《斷章》的那位詩人；
1963年2月27日楊絳寫給文懷沙的信有一句：“鍾書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愛和你開玩笑”。錢鍾書曾經贈給文懷沙一首詩，詩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俠亦溫文”一聯；
據詩人艾青的兒子艾丹回憶：“我認識文懷沙很早，早年他來我們家，和我父親一起講楚辭，講李白，講書法，能把楚辭唱出來，沒有對古詩詞的領悟，誰能唱下來呢？”
有了這些經歷，就像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說的，“當大師死光了，你自然就變成大師了！”何況文懷沙既聰明又活得那麼長，被捧出來也是意料之中。
當然如果從這個國家歷史而言，文懷沙的成名之路還有更深層次文化土壤，本質而言文懷沙的“國學大師”頭銜來自“文化江湖”的需要。
我們知道民國誕生了很多大師，在西學東漸的形勢下，他們堅守一方故土，在不同方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整理和梳理，從而誕生了很多影響後世的大師。
這些大師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等——
第一等，就像陳寅恪先生所提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們對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鑽研，有自我的文化堅守，他們既能著書立說，又能影響時流，像梁啟超、胡適、蔡元培都是如此。
第二等，這類人能夠在一個領域進行深挖，並且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理論體系，他們知行合一，不論是遇到什麼困難，對自己的信仰都能一以貫之，比如顧頡剛、錢鍾書、傅斯年等；
第三等，他們能在單一學科等學術領域立一家之言，提出觀點進行系統闡釋，雖然他們的書籍普通人已經無法瞭解，但是在自己的領域足以影響後學之人，比如季羨林、饒宗頤等。
不過，對於那些大師，不論是哪個等級都是頗有風骨的人，不和權貴叫板已經是很給面子了，自然不能夠卑躬屈膝。
等建國之後，海峽兩岸思想都得到整肅和統一，思想只能有一種，大師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後來成長的大師也變得等而下之。
然而，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都需要一些精神的，權貴很顯然還是需要一些大師來賺點門面的，就像我見過的一些土豪，明明不讀書就要在辦公室放一套《資治通鑑》、《辭海》或者《辭源》，都是這種虛榮的心理。
如果要求苛刻一點，1949年厚第一等的大師在大陸是沒有的，原有的大師基本上被打壓，在牛棚中荒度歲月。當然在這樣的境遇下，才看到他們的情操，就像只沈從文在勞改的過程，竟然寫出《中國服飾史研究》。
而在臺灣的大師就只剩下李敖，就像他說的，“當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權力的走狗，只有他讓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給他們帶來了最後一縷榮光。”
然後，李敖之後，再無李敖！因為在這時，社會已經改變，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影響社會的時代已經遠去，我在“當代知識分子啞然失聲，遇到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提到的——
到了新時代傳統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知識解釋權已經不復存在，就像西方宗教革命，當教廷失去了對於聖經的解釋權，他們的地位自然岌岌可危。
到了今天，人們都能讀書識字，再也不用知識分子用新知和觀念開一代風氣了，更重要的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知識結構早已經改變。
原有的知識體系和道德觀念再也無法指導新時期的生存與發展，而社會的精英從紙堆走向商業，企業家接過知識分子的手杖重新開始引領時代。
所以，我說中國在此之後，再也不會有什麼國學大師，更不需要國學大師，所有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企業家學習。
就像李笑來、吳曉波等人，只有踏踏實實依靠商業的手段來傳播知識、為人帶來價值才能讓更好的適應未來。
本來逝者已矣，我們只有默默的紀念，但是從文化的角度，還是需要有人來正本清源。
所以我們固然尊敬一個長者，但是由此帶來的文化現象一定要正確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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