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Evan Osnos歐逸文是《紐約客》作者，是道瓊斯的麥健陸（《十億消費者》）和何偉（《江城》、《甲骨文》）之後，接力寫作中國故事的西方記者，2005年被《芝加哥論壇報》派到中國，2013年回到美國華盛頓，中國文章結集《野心時代》。9月的《紐約客》雜誌上歐逸文寫了篇關於臉書和扎克伯格的長文章“機器之魂”，全文兩萬餘字。
譯者介紹：韓巍，媒體從業者，翻譯建議和交流請移步公眾號“新聞別動隊”(ID：media007)。（紐約客全文見原文鏈接）
譯者按：長文兩萬字，看點如下，
1.臉書的內憂：運用“增長黑客”挖掘人類心理學弱點的反噬。首任總裁肖恩帕克和長期負責用戶增長的副總裁對臉書“基於短期多巴胺驅動的反饋循環”的批評，Facebook在增長用戶時長和質量上的左右為難。
外患：境外勢力干預美國總統大選的實錘，臉書擴張可能高懸歐洲的重罰。
2.初心和好勝心的故事：為什麼Facebook會告別創業初期的工程師文化。Facebook 早年有個標語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深得Hacker人心。但後來隨著問題積累，move fast還會提，但break things已經不敢講了，因為規模太大了不能出事故。2014年，Facebook將其座右銘變成明顯不那麼有魅力的“用穩定的基礎架構快速行動”，Facebook變成了一家成熟企業。這也是潘亂力主把本文標題從“機器之魂”改為“move fast NOT break things”的原因，“他只有繼續擴張的慣性而沒有繼續偉大的方向。”
3.臉書和扎克伯格的價值觀。臉書和扎克伯格如何處理真相和言論自由，扎克伯格秉持的價值觀是“我不相信禁止一個人說出事實上不正確的事情是正確的。”如今內有瓊斯，外有緬甸，臉書內容審查的無力已成為（縱容）失察。
4.扎克伯格上升期的心態習慣正在對公司不利。臉書一路成長的過程，也是扎克伯格力排眾議無視批評的過程，既有06年拒絕10億美元賣身雅虎，也有12年10億美元購買instagram的最終拍板，文中描述扎克伯格早有“天選之子”的感覺，對羅馬歷史的學習讓他醉心於奧古斯都的故事。沿途被證實強化的自信與無視的批評，小扎一路失去同伴，昨天收購來的instagram兩位創始人也掛冠辭任，這成就了現在的臉書和扎克伯格，也正在讓臉書和扎克伯格陷入漩渦。
Move Fast, NOT Break Things
8月一個平常工作日上午10點，臉書主席兼C.E.O.馬克·扎克伯格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託推開他家的大門，面帶義務的微笑。他不喜歡採訪，尤其是經過兩年無休止的爭論之後。程序員習慣夜裡躬身編程，他也不是個早起的人。他走向廚房，廚房裡有一張長長的農舍桌子和森林綠色的櫥櫃，他說，“我還沒吃早餐。你呢？”
2011年以來，扎克伯格一直住在新月公園（Crescent Park）附近一個有著百年曆史的白色板房裡，歷史悠久的住宅區被巨型橡樹環繞，距離斯坦福大學不遠。耗資七百萬美元的房子給他一種庇護感。房子從大路上退下來，被籬笆，牆和成熟樹木遮擋。客人通過拱形木門進入，沿著長長的礫石小徑前往前面的草坪，中心設有海水游泳池。在扎克伯格買下房子後的第二年，他和他的長期女友普麗西拉陳在後院舉行婚禮，後院有花園，池塘和陰涼的亭子。從那以後，他們有了兩個孩子，並在夏威夷買了個700畝的莊園，在蒙大拿州買了個滑雪勝地，在舊金山的自由山上購置了四層住宅。但這家人平時住所就在這裡，這裡距離Facebook總部只有10分鐘車程。
有時候，扎克伯格會在後院或餐桌上錄製一個Facebook視頻，繼續“推動世界使其成為更加開放和透明的地方。”正如一個人將自身財富建立於此被期待的那樣，但他對開放自己的胃口有限。雖然扎克伯格是他這代人中最著名的企業家，但除了一小部分家人和朋友外，他仍然難以捉摸，他保護自己隱私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們的注意。當地媒體記錄了他與一位開發商的不和，後者計劃建造一座可以看到扎克伯格主臥室的豪宅。經過法律鬥爭後，開發商放棄了，扎克伯格花了四千四百萬美元買下他周圍的房子。多年來，他開始相信他將永遠是受批評的主角。 “這是技術與心理學的交匯點，而且非常針對個人。”
他帶著一盤香蕉麵包和一瓶水進入客廳，然後坐在海藍色的天鵝絨沙發上。自2004年共同創辦Facebook以來，他的制服從連帽衫和人字拖發展到現在的服裝，灰色毛衣，靛藍牛仔褲和黑色耐克鞋。三十四歲的扎克伯格的皮膚非常白皙，前額高聳，眼睛大大，比十多年前第一次成為公眾人物時更精幹。在前門旁邊的門廊裡，他保留著一輛Peloton固定式自行車，這是科技界最喜歡的配件，可以將私人教練帶到您的家裡。扎克伯格不喜歡騎自行車。幾年前，在他第一次嘗試使用帶有賽車踏板的公路自行車時，他忘了松踏板，翻倒並摔斷了手臂。他說除了在他的門廊騎自行車外，“從那時起就沒再騎車。” 比起看電視，他和他的妻子更喜歡桌面遊戲，在沙發觸手可得的範圍內，我注意到了一款名為Ricochet Robots的遊戲。 “它極具競爭力，”扎克伯格說。 “我們和這些朋友一起玩，其中一個是天才。和他一起玩真是生氣啊。“Dave Morin，前Facebook員工，作為創始人和C.E.O.創辦了一家尋求治療抑鬱症的創業公司Sunrise Bio，他曾經在辦公室與扎克伯格一起玩Risk桌遊。 “他不會在一場遊戲裡和你玩。每一局你都覺得他是在很多場遊戲裡和你對壘，“莫林告訴我。 “第一場比賽，他可能會把他所有的軍隊聚集在一個屬地上，而下一場比賽他可能會將他們灑滿整個盤面。他試圖找出在所有比賽中擊敗你的心理方式。”
在整個科技行業裡，扎克伯格對獲勝的深度渴望經常引發關注。 Dick Costolo，Twitter的前C.E.O. 對我說，“他是一個無情的執行機器，如果他決定來和你競爭，你會受到重擊。”LinkedIn的創始人裡德霍夫曼說：“硅谷有很多人，認為馬克非常具有攻擊性和競爭力。我認為有些人從這個角度對他有點不情不願。“霍夫曼是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感覺到扎克伯格在和他保持距離，因為他們都在建立社交網絡。 “很多年來，這就好像'你的LinkedIn會被幹垮，所以儘管我們很友好，但我不想與你親近，因為我要幹垮你。 “現在，當然，這已經過去了，我們是好朋友。”
當我向扎克伯格詢問他這種聲譽時，他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回應。任何社交媒體業務的生存都依賴於“網絡效應”，其中網絡的價值只有通過尋找新用戶才能增長。結果，他說，“有一個自然的零和。如果我們要實現我們想要的目標，那不僅要有最好的功能，還要建立最好的社區。”他補充說，“我關心成功。是的，有時候你必須打敗某人，才能幹接下來的事情。但這主要不是我前行的方式。”
多年來，扎克伯格以半開玩笑的“統治！”（Domination）來結束Facebook會議。雖然他最後不這麼做了（在歐洲法律體系中，“統治地位”指的是公司壟斷），但他對失敗的不適卻很明確。幾年前，他和朋友正在讀高中的女兒一起在公務機上玩拼字遊戲。她贏了。在他們玩第二場比賽之前，他寫了個簡單的計算機程序，可以在字典中查找他的字母，以便他可以從所有可能的單詞中進行選擇。當飛機降落時，扎克伯格的程序小幅領先。這個女孩告訴我，“在我和程序遊戲比賽時，我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站隊：人類組和機器組。”
如果Facebook是個國家，它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每月超過22億人，約佔人類的三分之一至少登錄一次Facebook。這個用戶基數在美國企業史上沒有先例。在扎克伯格的宿舍成立14年後，Facebook擁有與基督教一樣多的追隨者。
幾年前，該公司仍然熱衷於展示實力。通過收集大量有關用戶的信息，它允許廣告商精確定位人群，這種商業模式在一年內讓Facebook的廣告收入超過所有美國報紙的總和。扎克伯格花了大部分時間與國家元首商討並公佈了雄心勃勃的計劃，例如建造巨型無人機，將無線互聯網（包括Facebook）引入發展中國家。他非常喜歡控制他的公司;除了擔任董事長和C.E.O.，他還控制大約百分之六十的股東投票，這得益於普通股權力十倍的特殊股。他的個人財富增長到600多億美元。 Facebook是主導互聯網的四家公司之一（連同谷歌，亞馬遜和蘋果），它們市值大於法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
多年來，Facebook一直聽到有關其使用私人數據及對其塑造人們行為能力的擔憂。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公司麻煩顯現，宣傳洗腦人員利用該網站散佈錯誤信息助長社會反攻其身。有些人大賺特賺，他們操控利用了Facebook的自動系統，用“虛假新聞”釋放有毒的政治誘餌。有一個典型的例子，至少有一百個網站被追溯到馬其頓小城韋萊斯，他們發現發表親唐納德特朗普的Facebook群組流量總是時不時高峰。假新聞消息來源也向Facebook支付了“微定向”廣告，這些廣告面向的是過去曾被證明是易受影響的用戶。
據美國情報部門稱，其它行動罪魁是俄羅斯特工，他們想要製造政治混亂並幫助特朗普獲勝。今年2月，調查俄羅斯在選舉中的角色的特別顧問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指控13名俄羅斯人使用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進行“干涉行動”。互聯網研究機構（IRA ）是一家在聖彼得堡為克里姆林宮工作的公司，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用戶加入Facebook群組，這些群體被優化以引發憤怒，包括Secured Borders, Blacktivist以及 Defend the 2nd。他們利用Facebook組織線下集會，併購買Facebook廣告，旨在傷害希拉裡克林頓在民主黨選民中的地位。 （一篇標題是“希拉裡克林頓配不上黑人投票。”）只用不到一百名特工，IRA取得了驚人的影響：Facebook估計內容觸達了一億五千萬用戶。
與此同時，不少前Facebook管理者配合著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對公司在加劇孤立，憤怒和成癮行為方面的作用表示擔憂。去年發表在“美國流行病學雜誌”上的最大研究之一就是在三年內跟蹤超過五千人看他們如何使用Facebook，研究發現更高的使用率與人們自我報告在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的下降相關。在2017年11月的一次活動中，Facebook的首任總裁肖恩帕克稱自己是社交媒體的“盡責的反對者”，他說，“只有上帝知道它對我們孩子的大腦有什麼影響。”幾天後，Chamath Palihapitiya，前任用戶增長副總裁告訴斯坦福大學的聽眾說，“我們創造的短期多巴胺驅動的反饋循環正在摧毀社會的運作方式，沒有民間話語，沒有合作，錯誤的信息，錯誤的真相。”Palihapitiya，他於2007年到2011年在Facebook工作，這位硅谷著名人物表示：“我感到極度內疚。我想我們都知道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他補充說，對他自己的孩子”他不允許他們使用Facebook這種狗屎。“（Facebook在一份聲明中回覆了這一言論，並指出Palihapitiya已經離開六年了並補充道，“當時Facebook是一家非常不同的公司。”）
今年3月，Facebook遭遇了更大的醜聞：《紐約時報》和英國《觀察家報》報道，有研究人員獲取Facebook用戶的個人信息，並將其出售給了特朗普和共和黨僱用的諮詢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這家機構通過使用“心理”技術來操控選民的行為。總共收穫了八千七百萬人的個人數據。此外，Facebook自2015年12月以來已經知道了這個問題，但對用戶或監管機構卻閉口不言。公司僅在新聞爆出後才承認違規行為。
劍橋分析的曝光引發了Facebook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隨之而來的是公眾對大科技（Big Tech）的影響。 Facebook正在接受聯邦調查局，證券交易委員會，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從倫敦到布魯塞爾到悉尼等海外政府的調查。 Facebook的同行和競爭對手錶達了極少同情。 Elon Musk刪除了他的Facebook頁面以及公司Tesla和SpaceX的主頁。蘋果公司的CEO蒂姆庫克，對採訪者說“如果我們要把客戶變現，我們可以賺很多錢”，但“我們選擇不這樣做。”在5月的Facebook年度股東大會上，高管們努力維持秩序。一名投資者中斷議程以反對扎克伯格作為董事長的重新提名被取消提議。在大會外面，一架飛機上掛著條橫幅，上面寫著“你毀了民主”。飛機費由進步團體聯盟“從Facebook獲得自由”支付的，聯盟向證監會提議要分拆臉書公司成更小的單位。
7月25日，Facebook的股價下跌了19％，市值減少了1190億美元，這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大單日跌幅。 《名利場》的科技作者尼克·比頓在推文中稱，扎克伯格每秒損失270萬美元，“這是美國人平均一生收入的兩倍。”Facebook的用戶群在美國和加拿大走平，在歐洲略有下降，高管警告稱，收入增長將進一步下滑，部分原因是醜聞導致用戶選擇不允許Facebook收集一些數據。 Facebook建基於信任，過去兩年的事件讓人們想知道公司是否配得上信任。
扎克伯格的朋友們將如此艱辛描述為他成功的副產品。他被經常拿來與另一位哈佛輟學生比爾·蓋茨相提並論，後者也是他在商業和慈善事業的導師。蓋茨告訴我，“一個聰明，富有，最終沒有儘快承認問題的人將被視為傲慢並受到攻擊。攻擊將隨你擴張而來。“他補充說，”我不會說馬克是個傲慢的人。“但是，對批評者來說，Facebook犯有貪婪，天真和蔑視監督的故意失察。
在今年夏天的一系列對話中，我與扎克伯格談論了Facebook的問題，以及他對技術和社會的基本看法。我們在他家裡，辦公室和電話裡交流。我還採訪了公司內外的四十幾個人，瞭解其文化，扎克伯格的表現和決策。我發現扎克伯格很緊張，對把握他明顯毫無準備的問題並不前後一致。這些並不是要在半夜破解的技術難題，而是人類事務的一些最微妙的方面，包括真相的含義，言論自由的限制以及暴力的起源。
扎克伯格現在身處關於硅谷道德品質及其領導人良知的全面辯論的中心。斯坦福大學的科技史學家萊斯利·柏林告訴我，“長期以來，全美國敞開懷抱接納硅谷。現在每個人都說，這是（硅谷的）詭計嗎？馬克·扎克伯格正在處理的問題是：我的公司應該成為20億人對真相和體面的仲裁者嗎？技術史上從沒有人處理過這個問題。”
Facebook的總部位於門洛帕克的Hacker Way1號，俯瞰舊金山南部的鹽沼，類似於科威特或文萊，有種小而繁榮的支配統治感。園區是個獨立的世界，提供硅谷全方位的免費服務：乾洗，理髮，音樂課和以英畝記的食物選擇，包括燒烤，印度比爾亞尼菜和沙拉吧。 除了股票期權和豐厚的福利外，這種配套始於20世紀70年代，萊斯利·柏林說當時創始人渴望創造宜人的工作場所並避開崛起的工會。園區是在迪士尼的顧問的幫助下設計的，被設計為環繞中央廣場的人造小鎮，沿著主要街道設有商店，餐館和辦公室。從空中可以看到路面上的巨大字母組成“黑客”（HACK）這個詞。
在扎克伯格的園區裡，他就是國王。高管們對他過度讚賞。負責Facebook區塊鏈項目的大衛·馬庫斯最近告訴我，“當我看到他被說成某個樣子時，我個人都真得受傷了，因為他不是那樣子的。”即使同事坦率講話，總得來說他們都喜歡他。 “他不是個混蛋，”一位前高管告訴我。 “這就是人們在那裡工作這麼久的原因。”
在我6月第一次拜訪扎克伯格之前，他的工作人員提供了通常用於接近一隻怯懦鳥的建議：小心前行，建立聯繫，避免意外。我發現，這個建議並無必要。從個人層面看，他比公告裡的人更溫暖，更直接，公告裡的更像是平淡無奇的政治家的表現。扎克伯格在公眾眼裡和私下的對比讓我想起希拉裡克林頓。對這兩人來說，他們的朋友都抱怨說流行的形象與他們所知道的隨意，有趣，慷慨的人脫節。然而，無論是扎克伯格還是克林頓都沒有找到一種方式來公開表達更真實的人格。對扎克伯格來說，自我反思的時刻非常罕見，去年春天，在接受美國CNN電視採訪後，他說他想建立一個“我的女兒在其中長大併為我自豪”的公司，CNN將這剪輯為新聞事件，標題為“扎克伯格罕見的情感流露”。
我向扎克伯格詢問他對開放的反感。“我不是最圓滑的人，我會說錯話，然後你就會看到說錯話的代價，”他說。 “我不想造成這種痛苦，或做一些我周圍的人無法處理好的事情。”在幾周前的最近一次拍攝中，他曾告訴過“Recode”播客節目主持人Kara Swisher，他允許否認大屠殺的人在Facebook上出現，因為他不確定這些人是否是”故意弄錯“。在一場喧囂過後，他發表聲明說他發現否認大屠殺“非常冒犯。”扎克伯格對我說，“在一個沒有複雜經驗的替代世界中，我可能會更加個性化，在那裡更舒服，而且每次做事時我都不會覺得有什麼阻礙。那樣的話，也許我的角色或者至少我覺得自己在公開場合採取行動的方式，都會改變。”
扎克伯格在公司內部崇高地位給他帶來的麻煩是，他很難獲得真實的未刪節的反饋。他有時試圖自己刺破泡沫。 2013年，他立下新年決議，他要每天認識一個並不是Facebook員工的新人。 2017年，他在一次“傾聽之旅”中前往美國三十多個州，希望能讓他更好地瞭解外面的世界。奧巴馬總統前任競選經理大衛普勞夫現在是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家族慈善投資公司的政策和倡導負責人，他參加了這場巡迴之旅。他告訴我，“當一個政治家去其中一個地方時，會花一個小時，然後自說自話50分鐘。扎克伯格會說5分鐘，然後只是提問。”
但這次巡迴以笨拙和聾啞的方式進行。扎克伯格和一位專業攝影師一起旅行，攝影師記錄了他在威斯康星州喂牛犢，訂燒烤，以及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廠的裝配線上工作。在網上，人們開玩笑說這些照片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外星人第一次探索人類一樣。參與此次巡演的前Facebook高管對朋友說，“沒有人想告訴馬克，也沒有人真得對馬克說，這看起來真的很蠢。”
扎克伯格近一半的生命都花在自己創辦的公司之中，親手挑選他的副手，並創造身邊的環境來適應自己。甚至Facebook的標誌性顏色皇家藍也反映了他的品味。扎克伯格是紅綠色盲，他選擇藍色是因為他看得最清楚。首席運營官謝麗桑德伯格告訴我，“有時馬克會在公司說，'好吧，我從來沒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作，但謝麗告訴我…… ”她接著說，“他承認他並不總有最豐富的經驗。他只有他有過的經驗，而成為馬克扎克伯格是非常特別的。”
早在看起來不可避免或者看似合理之前，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就對自己的潛力有著充分認識。他一位長期的朋友告訴我，這是種“在目的論框架下幾乎被選中的感覺”。 “我認為馬克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人，一個註定的偉人，我是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扎克伯格觀察到，很多歷史巨人都是在大城市附近的小資舒適生活里長大，然後將這些優勢轉化為變革力量。
在扎克伯格的故事裡，這個地方就是紐約的Dobbs Ferry，位於紐約市以北25英里的威徹斯特郡郊區。他的母親Karen Kempner在皇后區長大，通過相親她認識了來自Flatbush一位郵遞員正在學牙醫的兒子Edward Zuckerberg。他們結婚並生了四個孩子。馬克，唯一的男孩，排行老二。他的母親是一名精神科醫生，最終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照顧孩子並管理與家庭有關的牙科診所。扎克伯格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一名牙醫，但也是名十足的技術愛好者。他不僅有個鑽牙系統，而且還有由計算機控制的用於鑽孔的激光系統。”Ed Zuckerberg將自己稱為無痛博士Z，後來直接通過直郵推廣牙科，郵件上寫著是“我真是Facebook的父親！”（自2013年以來，扎克伯格的父母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在那裡Ed牙醫兼職工作和講授如何使用社交媒體吸引病人。）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Ed購買了早期的個人電腦Atari 800以及I.B.M.XT，馬克學會了編程。十二歲的時候，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網絡ZuckNet，可以在自己家裡和他父親的牙科診所之間共享信息和文件。拉比大衛霍爾茲告訴我，他看扎克伯格和其它孩子在一起，感覺他“超越同齡人。他正在考慮其他人沒有想的事情。”當我問扎克伯格他的驅動力來自哪裡時，他追溯到他的祖父母，他們在二十世紀初從歐洲移民過來。 “他們過來，經歷了大蕭條，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他說。 “他們對孩子的夢想是，他們每個人都會成為醫生，他們做到了，而我的母親總是相信我們應該有更大的影響力。”他的大姐蘭迪，早期Facebook的發言人，已經開始寫書並主持一個廣播節目；唐娜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如今在編輯在線經典雜誌；阿麗兒曾在Google工作並擔任風險投資家。
當扎克伯格讀高三時，他轉學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在那裡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編程，擊劍和學習拉丁語。從那時起古羅馬便成為他終生的痴迷，首先是因為語言（“它非常像編程或數學，所以我很欣賞”）然後是因為歷史。扎克伯格告訴我，“你有這些好的，壞的和複雜的人物。我認為奧古斯都是最迷人的之一。基本上，他通過一種非常嚴厲的方式建立了兩百年的世界和平。“對於非古典文學出身的人士：奧古斯都凱撒出生於公元前63年，十八歲時建立自己的權力，通過征服埃及，西班牙北部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並將羅馬從一個共和國變為一個帝國。他還消滅了政治對手，驅逐了他亂交的女兒，並被認為安排處決了自己的孫子。
“那有什麼權衡取捨？”扎克伯格越發有活力的說， “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人們今天談論的長期目標。兩百年感覺無法實現。“另一方面，他說，”（和平）不是免費的，他必須做某些事情。“2012年，扎克伯格和陳在羅馬度過了他們的蜜月。他後來說，“我的妻子取笑我，說她認為蜜月期間有三個人：我，她和奧古斯都。所有的照片都是奧古斯都的不同雕塑。“這對夫婦將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命名為August。
2002年，扎克伯格到哈佛大學報到，在那裡他投身黑客精神追求破壞慶祝榮耀。 “那種對當權者來說’去你媽的’（氛圍）非常強大，”他的老朋友說道。 2004年，作為一名大二學生，他開始了現在眾所周知的起源故事：與四名同學一起成立Thefacebook.com（“the”在次年被去掉）；所有權的法律糾紛，包括孿生兄弟卡梅倫和泰勒溫克萊沃斯提起的訴訟，指責扎克伯格竊取他們的想法;隨之披露的令人尷尬的消息，其中扎克伯格嘲笑用戶給他這麼多數據（“他們’相信我'。愚蠢的人，”他寫道）;他對這些言論表示遺憾，並在此後的歲月裡努力說服全世界他已經放棄了這種思維定勢。
在扎克伯格大學二年級期間，在派對等待上衛生間的時候，他遇到了大一新生Priscilla Chan。她的父母追根溯源到中國，她在越南長大，戰後隨難民抵達美國，定居在馬薩諸塞州的昆西，在那裡他們在一家中餐館洗碗。普麗西拉是三個女兒中最大的一個，也是她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我突然去了哈佛，在這個世界的人們有真正有意義的知識分子追求，”她說。 “然後我遇見了馬克，他就是這種追求。”她對扎克伯格的背景與她自己的共同點如此不同感到震驚。 “我上過的高中50%的人上得是（社區）大學。你學習如何成為一名木匠或機械師，“她說。 “我就像，'這個人講一種全新的語言，在我從未見過的框架中生活。'”她補充說，“也許我有一些判斷：'你理解不了我是因為你上得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但是她說，”我必須儘早意識到我不會改變馬克。“哈佛畢業之後，陳在一所小學任教並最終成為一名兒科醫生。 2017年，她不再行醫，而成為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的日常負責人。當我問陳有關扎克伯格在家裡如何回應過去兩年受到的批評時，她向我講述了Sitzfleisch，這是德語裡對長期坐著和工作的術語。 “他真得坐了太長時間，以至於他的肌肉收縮，傷了他的臀部，”她說。
（這段話顯得莫名其妙的，但原文如此When I asked Chan about how Zuckerberg had responded at home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past two years, she talked to me about Sitzfleisch, the German term for sitting and working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He’d actually sit so long that he froze up his muscles and injured his hip,” she said.）
大二之後，扎克伯格搬到帕洛阿爾託，然後就此定居。即使按照硅谷的標準，Facebook的第一個辦公室也有一種年輕的感覺。扎克伯格攜帶兩套名片。一個寫得是“我是CEO。 。 。婊子！”參觀者會遇到一個騎著羅威納犬的衣著暴露的女人的塗鴉壁畫。在Adam Fisher關於硅谷的口述歷史“天才之谷”中，一位名叫Ezra Callahan的早期員工沉思道，“'互聯網的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群19，20，21歲的富裕的白人男孩影響呢？”這是個社會學家將永遠研究的真正問題。”
Facebook推出時很幸運：硅谷正從互聯網泡沫破滅中復甦，並進入了近乎救世主的野心期。互聯網不再那麼新潮，用戶稀缺，但仍然足夠新，以至於它基本上不受監管；先行者可以積累大量的追隨者並鞏固權力，而廉價智能手機的隨後崛起將使數百萬新人上網。最重要的是，Facebook利用了大多數人幾乎不知道存在的資源：用戶交出大量個人信息來補貼公司的意願，而且是免費的。
在Facebook上，扎克伯格找到了實現他偉大觀念的工具。他曾經的演講撰稿人凱瑟琳·洛瑟（Katherine Losse）在她的回憶錄“男孩國王”中解釋說，“Facebook的工程師意識形態”很明顯：“規模和增長就是一切，個人和他們的經驗排在最大化系統所需之後。 “隨著時間的推移，Facebook越來越關注硅谷所謂的”增長黑客“，即不斷追求規模。每當公司談到“連接人”時，實際上那就是用戶增長的代碼。
然後，在2007年，增長穩定在大約五千萬用戶，並且不再增長。其他社交網絡也已經達到了這個水平，Facebook員工想知道他們是否達到了增長隱藏的限制。扎克伯格創建了一個特殊的增長團隊，該團隊有廣闊的自由來尋找提升數字的方法。在其他解決方案裡，他們發現通過提供網站更多語言版本，他們可以開闢巨大的市場。增長小組的創始成員亞歷克斯舒爾茨說，他和他的同事們在追求擴張方面都很狂熱。 “你會為那寸土而戰，你會為那寸土而死，”他告訴我。 Facebook沒有留下未開發的機會。 2011年，公司要求聯邦選舉委員會豁免要求披露政治廣告的資金來源規則。在提交的文件中，一位Facebook律師認為該機構“不應該阻礙創新”。
Sandy Parakilas於2011年加入Facebook，擔任運營經理，將他的新人培訓上的信息簡化為“我們相信增長宗教。”他說，“增長團隊是最酷的。其他團隊甚至會試圖在他們的團隊內用'增長 X'或'增長 Y'來讓人們興奮。”
為了獲得更大的覆蓋，Facebook做出了致命的決定，成為外部開發人員的“平臺”，就像Windows之前的臺式電腦領域一樣。該公司已經向想要建立Facebook遊戲，個性測試和其他應用程序的程序員開放大量數據。在Facebook上工作幾個月後，Parakilas負責管理一個團隊，確保外人不會濫用這些數據，他對所發現的事情感到不安。有些遊戲會讀走用戶的信息和照片。他說，有個案例裡，開發人員正在收集用戶信息，包括兒童信息，以便在自己的網站上創建未經授權的個人資料。Facebook在有系統檢查濫用之前，就已經對外開放了數據。 Parakilas建議進行審計以發現問題的嚴重程度。但是，根據Parakilas的說法，一位高管拒絕了這個想法，告訴他說“你真的想看看你發現了什麼嗎？”
Parakilas告訴我，“要確保真正合規性所需的資源非常困難。與此同時，你看著增長團隊，所有最聰明的頭腦都專注於做他們可能做的任何事情來增加這些數字。”
新員工瞭解到，衡量公司業績的一個關鍵指標是在過去7天中有6天登錄Facebook，這一測量稱為L6 / 7。 “你可以說，這是有多少人喜歡這項服務，所以他們在七天內使用了六天，”2012年離開公司的Parakilas表示。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要獲得這個數字，那麼在某些時候你會用盡好的，純粹積極的方式。你開始考慮'嗯，我可以用什麼黑暗模式讓人們重新登錄？'”
通過調整虛榮，激情和易感性的槓桿，Facebook工程師成為了一種新的行為主義者。現實世界的影響是驚人的。 2012年，當陳在醫學院時，她和扎克伯格討論了器官移植的嚴重短缺，啟發了扎克伯格在Facebook上添加一個小而強大的推動：如果人們表示他們是器官捐獻者，它會觸發向朋友發送通知，反過來，又是一連串的社會壓力。研究人員後來發現，在該功能出現的第一天，它在全國範圍內增加的官方器官捐獻者翻了二十倍。
肖恩帕克後來將該公司的專長描述為“利用人類心理學中的脆弱之處。”目標：“我們如何儘可能多地消耗你的時間和有意識的關注？”Facebook工程師發現人們幾乎不可能在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說有人上傳了他們的照片之後不登錄。 Facebook也發現了影響人們政治行為的權力。研究人員發現，在2010年中期選舉期間，Facebook能夠通過向他們展示已經投票的朋友的照片，並讓他們選擇點擊“我投票”按鈕來刺激用戶投票。這項技術使得投票率提高了34萬人，是2016年競選中關鍵州內決定特朗普和克林頓票數的四倍多。它成為員工之間的競選笑話，Facebook可以通過選擇在哪裡部署“我投票”按鈕來推動選舉。
這些社會工程的力量可能會被用於可疑的目的。 2012年，Facebook數據科學家將近七十萬人用作實驗小白鼠，為他們提供快樂或悲傷的帖子，來測試情緒在社交媒體上是否具有傳染性。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確實有傳染性。）當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中，引起了用戶的騷動，許多人都驚恐地發現他們的情緒可能被偷偷摸摸地操縱了。在道歉信裡，一位科學家寫道：“事後看來，該論文的研究益處可能無法證明引發的所有焦慮。”
用谷歌前設計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的話說，Facebook正成為“說服技術”的先驅。他解釋說，“你手中拿著錘子是沒有說服力的，它沒有自己的方式操縱持有它的人。但Facebook和Snapchat在他們的設計特色中，正在說服青少年醒來之後，一張接一張的看他們的朋友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玩得開心的照片，即使這讓他們感覺更糟。“2015年，哈里斯發表了演講在Facebook上關於他對社交媒體讓人更疏遠的擔憂。 “我說，'你們處在世界上最好的位置來對付寂寞，你可以放大這些，你也可以幫助它向另一方向發展，'”他告訴我。 “他們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他補充說，“我的觀點是他們的盲點。”
隨著Facebook的發展，扎克伯格及其高管們採納了一個核心信念：即使人們批評你的決定，他們也會回過勁來的。在該想法的最初演示中，2006年，Facebook推出了新聞流，該功能在用戶更改個人資料圖片，加入群組或更改關係狀態時會突然提醒朋友。 （在此之前，用戶必須訪問朋友的頁面才能看到更新。）用戶反抗。在公司總部發生了一場街頭抗議活動，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一個反對變革的Facebook小組。扎克伯格發佈了一個不溫不火的道歉（“冷靜下來。呼吸。我們聽到你了。”），人們最終習慣了新聞流。
“對我而言，很多早期的經歷只是讓人們真的不相信我們要做的事情會起作用，”扎克伯格告訴我。 “如果你考慮一下早期的敘述，那就像，'好吧，這只是一件大學的事。'或'這不會是啥大事。'或'好吧，其他人都在使用它，它有點流行。還有Friendster和MySpace，之後會有一些東西，或者隨便什麼。“他補充道，”我覺得它在情感上真的會讓你持續懷疑，以及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感覺。”
2006年，扎克伯格在這家初出茅廬的公司做出了最不受歡迎的決定。雅虎出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而當時的高級助手馬特·科勒回憶道，“我們的增長已經停滯不前。”科勒和其他許多人懇求扎克伯格接受這一提議，但他拒絕了。 “我認為幾乎所有領導團隊都對他和業務失去了信心，”科勒說。扎克伯格告訴我，他的大多數領導都“在十八個月內離開了。其中一些我不得不開除，因為它太沒運作力了。它完全爆炸了。但我從中學到的東西是，如果你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並堅持你認為自己想要在世界上做的事情，那麼你就能度過難關。有時它需要些時間，你必須重建，但這是非常有力的一課。“
有幾次，扎克伯格在涉及隱私的問題上跌跌撞撞。 2007年，Facebook開始讓廣告商有機會購買一個名為燈塔（Beacon）的計劃，該計劃將向用戶的朋友宣佈該用戶在線瀏覽或購買的內容。用戶可以選擇退出，但許多人不知道該功能存在，直到它顯示即將到來的節日禮物，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暴露婚外情。扎克伯格道歉（“我們在這個版本中做得很糟糕，我為此道歉，”他寫道），Beacon項目被撤回。
儘管道歉，扎克伯格確信他領先於他的用戶，並沒有與他們發生衝突。 2010年，他說隱私不再是一種“社會規範”。那一年，公司在修改其隱私控制措施默認公開大多數信息後，再次發現自己陷入困境。聯邦貿易委員會引用Facebook在用戶數據隱私方面“參與不公平和欺騙性做法”。該公司簽署了一項同意法令，承諾建立一個“全面隱私計劃”，並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每隔一年都對其評估。在一篇文章中，扎克伯格做了個合格的道歉：“我認為有少數高調的錯誤……經常使我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蒙上陰影。”
Facebook有句海盜格言，即“快速行動，打破局面”（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這種格言標誌著這樣一種觀點，即最好是有缺陷的第一名而不是要小心謹慎和追求完美。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曾是哈佛大學的助教，現在是扎克伯格任職時間最長的副手之一，也是他小圈子成員之一，他解釋說：“失敗可能是一種成功的形式。這不是你想要的形式，但它對你如何學習是有用的。“在扎克伯格看來，懷疑論者往往只是頑固守舊和謾罵而已。 “總會有人想讓你慢下來，”他在去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道。 “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經常不做大事，因為我們害怕犯錯誤，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做，我們就會忽視今天所有錯誤。實際情況是，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將在未來出現問題。但這不能阻止我們開始行動。”
2010年，隨著電影“社交網絡”的發行，扎克伯格對批評的無視進入了一個更加強調的階段，這是有關Facebook早年的一部電影，由亞倫索金編寫並由大衛芬奇執導。一些電影情節是虛構的。它提出扎克伯格的動機很大程度上是渴望遇見女孩，儘管在現實生活中，他在影片報道的大部分時間內都在與普麗西拉陳約會。但其他情節也接近事實，包括描繪他少年時的虛張聲勢以及早期對所有權的爭執。扎克伯格和Facebook選擇不參與制作，而且這種描繪也並不令人滿意。由傑西艾森伯格飾演的扎克伯格很自信，很冷酷，而真正的扎克伯格發現如此描繪很受傷。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對很多人來說那都是他們認識我的第一步介紹，”他告訴我。 “我對所有這些事情的反應，主要是我通過員工認識到這一點。”他說，他關心的不是人們如何看待他，而是關於“我們的公司如何，我們的員工如何，這些與我合作並且非常關心的人， 他們將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在電影問世之前，Facebook高管們就如何回應進行了辯論。扎克伯格擱置爭議姿態高調的包了家電影院為員工放映電影。八年後，Facebook高管仍然滿懷怨恨的提到“那部電影”。桑德伯格是公司第二重要的公眾人物，也是扎克伯格最熱心的辯護人之一，她對我說“從事實到本質到它的描繪，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畫面。我仍然認為這電影構成了人們對馬克信任哪些的基礎。”
雖然這部電影為園區裡的堡壘心態做出了貢獻，但扎克伯格做出了一系列決定，鞏固了他對自己直覺的信心。 2012年，他為照片共享服務Instagram支付了10億美元，該服務當時只有13名員工。在行業之外，公司被認為價格過高，但它被證明是互聯網歷史上最好的投資之一。 （今天，Instagram的價值是扎克伯格為其支付的價值的一百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受年輕人歡迎，這一群體顯示出對Facebook的興趣在不斷下降。）那年春天，Facebook在納斯達克上市，估值為一千零四億美元。上市當天出現技術故障，許多人懷疑該公司能否賺到足夠的資金來證明估值合理。股價迅速下挫。華爾街日報稱這場I.P.O.是場“慘敗”，股東起訴Facebook和扎克伯格。 “我們受到了很多批評，”他回憶道。 “我們的市值減少了一半。但我的感受是，我們有足夠的技能和複雜性，需要花費幾年時間解決問題，但我堅信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即使最近暴跌，Facebook股票的價值比那時也上漲超過四倍。）
扎克伯格很高興能大轉彎來實現他的目標。 2011年，當用戶開始從臺式電腦轉向手機時，Facebook轉向移動技術。扎克伯格告訴員工，如果他們的想法沒有包括轉型，他會把他們趕出辦公室。博斯沃思回憶說：“在一個月之內，如果你沒有給他帶來移動產品，你真的無法與馬克會面。”
2014年，隨著問題的積累，Facebook改變了其座右銘從“快速行動，打破局面”變成明顯不那麼有魅力的“用穩定的基礎架構快速行動。”儘管如此，在內部，大部分原始精神仍然存在，匆忙的推動開始在離線世界中付出代價。 2016年初，扎克伯格指示員工加速發佈視頻流服務Facebook Live，並將其工程團隊從12個擴展到100多個。兩個月後，當產品出現也伴隨著無法預料的問題：該服務讓用戶將視頻標記為不合適，但它沒有給出一種方式來指示視頻中出現問題的位置。因此，Facebook Live視頻呈現了人們自殺或從事犯罪活動，在審稿人有時間把視頻過一遍，發現問題並下架視頻之前就開始流傳。服務推出幾個月後，一位名叫安東尼奧·帕金斯的芝加哥男子在Facebook Live上被槍殺，視頻被觀看了數十萬次。
這一事件可能已成為減速的警告，但是，第二天，博斯沃思發送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內部備忘錄，證明Facebook上一些“醜陋”的物理和社會影響是增長所必需的權衡代價：“也許他的代價是將某人暴露給惡霸，犧牲了生命。也許有人在我們的工具協調的恐怖襲擊中死亡。但我們仍然連接著人。醜陋的事實是，我們相信能夠如此深入地連接人們，以至於任何能讓我們更頻繁地連接更多人的事情都是*事實上*的好事。”
今年春天，在備忘錄被洩露給BuzzFeed之後，博斯沃思說他一直在扮演魔鬼的擁護者，扎克伯格發表聲明：“波茲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領導者，他說過許多挑釁性的事。這是包括我在內的Facebook大多數人強烈不同意的觀點。我們從未相信結果會證明手段的合理性。”
扎克伯格也在試驗慈善事業。 2010年，在“社交網絡”電影發佈前不久，他提出了一個備受矚目的禮物。他和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和紐瓦克市市長科裡·布克，出現在“奧普拉·溫弗瑞秀”的舞臺上。他宣佈捐款1億美元，以幫助紐瓦克掙扎的公立學校系統。該項目很快遭到當地團體的反對，認為它已經脫節，八年後，它大體上被認為是個失敗項目。今年5月，紐瓦克市市長拉斯巴拉卡談到這筆捐款時說：“你不能把一堆錢湊到街道中間，然後說，'這將解決所有問題。'
儘管有所有的批評，該項目也有些可衡量的改進。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英語的進步高於州平均水平，教育政策組織MarGrady Research的研究發現，自捐贈以來，紐瓦克的高中畢業率和總體學生入學率都有所上升。扎克伯格強調這些結果，即使他承認他的方法存在缺陷。 “如果你從高中畢業，你的收入潛力會大大增加。我認為，其中的這部分是有用的，它是有效的，“他說。 “我們嘗試過的其他一些事情要麼比我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要麼就是沒有用。”在商業上幫助他的策略在教育改革中傷害了他。 “我認為，在很多慈善事業和與政府有關的工作中，如果你嘗試了五件事情，其中一些事情失敗了，那麼那些失敗的事情會得到很多關注，”他說。
2015年，扎克伯格和陳承諾將花費百分之九十九的Facebook財富“來提升人類潛能，促進下一代所有兒童的平等。”他們創建了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這是一家有限責任公司，給予慈善機構，投資營利性公司，並參與政治宣傳。大衛普勞夫說，紐瓦克投資的教訓塑造了公司倡議的視角。 “我認為教訓是，你必須與社區全面合作，而不僅僅是和領導者（合作），”他說。 “你需要得到管理者，老師和家長的熱情支持。”
與傳統的基金會相比，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可以在沒有嚴格的法律要求披露活動的情況下，遊說並向政客提供資金。換句話說，這不是試圖贏得紐瓦克等地的政客和市民，其實扎克伯格和陳可以幫助選出贊同他們的政治家，並通過廣告和支持倡導團體直接集結公眾。 （倡議公司的發言人表示，它沒有向候選人提供資金;它通過501（c）（4）社會福利組織支持投票倡議。）“有限責任公司架構的目的是允許協同攻擊”，斯坦福慈善事業和公共社會中心的聯合主任Rob Reich告訴我。這種架構在硅谷廣受歡迎，但因其允許富有的個人在閉門的情況下協調大規模的社會議程一直受到批評。Reich說，“應該有更大的透明度，確保它不會黑化。這不是對馬克扎克伯格的批評。這是對法律的批評。”
2016年，扎克伯格在演講和Facebook帖文裡宣佈，他的目的是“幫助治癒我們孩子一生中的所有疾病。”這有部分是誇口：CZI正在制定一個更為現實的議程，來“治癒，預防或管理所有疾病。”在慈善界，有些人認為扎克伯格的演說小看了挑戰，但在總體上科學家們對這一雄心壯志頗為讚賞。當我問扎克伯格該項目的觀感時，他說“這很有趣，當我在硅谷這兒與人交談時，你會得到一些反應。一群人有這樣的反應'哦，這顯然會自己發生，為什麼你不花時間去做點別的？’然後一群人的反應是’哦，那似乎幾乎不可能，為什麼你把目光放得這麼高？'“
從自身性格上來說，扎克伯格贊成樂觀的情景。 “平均來說，在過去八十年左右的每一年裡，預期壽命每年都增加約四分之一年。而且，如果你認為技術和科學進步不會放緩，那麼加快這一進程就有潛在的好處，“他說。 “我們將達到這樣一個程度，即通過推斷預期壽命，我們基本上能夠管理或治癒如今讓人們死亡的所有重大事件。根據我們已經看到的數據，看起來是合理的值得一試。”
蓋茨私人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我向比爾蓋茨詢問扎克伯格的目標。 “有志向，然後有計劃，”他說。 “並且計劃的現實性和具體程度各不相同。”他補充說，扎克伯格的遠程目標是“非常有保障，因為你活不到那會兒再寫篇文章說他過度承諾。”
隨著Facebook的擴張，它的盲點也在擴大。該公司的財務的未來部分依賴於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但該平臺已成為全球脆弱地區引發暴力的強大催化劑。在Facebook的WhatsApp服務的最大市場印度，惡作劇引發了騷亂，私刑和致命的毆打。去年，當地官員六十五次求助關閉互聯網。在利比亞，人們帶著Facebook去交易武器，武裝團體轉發炮擊的目標地點。在斯里蘭卡，佛教暴徒今年春天因謠言襲擊了穆斯林，一位總統顧問告訴《紐約時報》，“問題出在我們身上，但Facebook在煽風點火。”
緬甸的損傷最為嚴重，羅興亞穆斯林少數民族遭受殘酷的殺戮，群奸和酷刑。 2012年，該國約有1％的人口可以上網。三年後，這一數字達到了25%。電話通常預裝了Facebook應用程序，佛教極端分子試圖通過謠言信息，煽動羅興亞種族緊張局勢。 Wirathu是一名擁有大量Facebook追隨者的僧侶，他在2014年引發了一場針對穆斯林的致命騷亂，當時他分享了一份關於強姦的虛假報告，並警告說“異教徒對抗我們”。其他人繞過Facebook對仇恨言論的規定，通過人口比例的變化來煽動妄想。儘管穆斯林佔國內人口比例不超過5％，但Facebook上的流行圖表警告稱，“當穆斯林成為最強大的群體時”，他們將提供“伊斯蘭教或訴諸武力”。
從2013年開始，緬甸的一系列專家與Facebook官員會面，警告他們正在助長對羅興亞的襲擊。緬甸的企業家大衛·馬登向門洛公園總部的官員們做了次演示，指出該公司類似於在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傳播仇恨的無線電廣播。 2016年，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C4ADS發佈了對緬甸Facebook使用情況的詳細分析，並描述了“仇恨言論的運動積極妖魔化了穆斯林。”Facebook官員表示，他們正在招聘更多的緬甸語網管來下架危險內容，但該公司一再拒絕說實際僱用了多少人。到去年3月，情況變得嚴峻：近一百萬羅興亞人逃離緬甸，超過十萬人被限制在內部營地之中。聯合國認為這是一場種族滅絕，負責調查危機的聯合國調查員說，“我擔心Facebook現在變成了一頭野獸，而不是它最初的意願。”隨後，當被反覆問到時，扎克伯格重申了Facebook“招聘數十名”緬甸語內容審稿人的說法。
三個多月後，我問了緬甸技術中心Phandeeyar的C.E.O.Jes Kaliebe Petersen ，緬甸有什麼進展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Facebook的任何實質性變化，”他告訴我。 “我們不知道報道了多少內容。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Facebook上講緬甸語。這裡的情況越來越糟。“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扎克伯格，問他是什麼花了這麼長時間。他回答說：“我認為，從根本上說，我們在許多領域面對同樣的事情都很慢，因為它實際上是同樣的問題。是的，我認為緬甸局勢非常糟糕。“這是個令人沮喪又在迴避的回答。我讓他說明問題所在。他說，“全面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我們基本上是要從一個被動模型轉變為一個新模型，我們需要用技術系統標明事件，然後展現給世界上一大群說當地語言的人，他們能理解大部分的內容”。
我告訴他，緬甸人不相信一家擁有Facebook資源的公司會注意不到他們的抱怨。 “我們會認真對待這件事，”他說。 “你不能只是打個響指就解決這些問題。僱用人員並培訓他們需要時間，還需要建立可以為他們標記內容的系統。“他承諾Facebook將在年底之前僱傭”一百個或更多緬甸人“，並補充說， “我討厭我們目前的狀況，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想得那樣快速行動。”在我們談話幾周後，Facebook宣佈它封了緬甸陸軍總司令和其他幾名軍官賬號。
多年來，扎克伯格將他拒絕抱怨的能力視為美德。但到2016年，這立場引發了公司危機。設計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說：“當你掌管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時，你會一直受到批評，如果很多批評都沒有根據，你就會停止關注批評。你會學著把這些批評看做是幼稚和信息不全。”他繼續說道，“問題是它也讓你脫離了真正理解這些問題的人的真正批評。”
2016年的選舉本應對Facebook是件好事。那年1月，謝麗桑德伯格告訴投資者，選舉將在“廣告支出方面帶來大單子“，可與超級碗和世界盃相媲美。根據研究和諮詢公司Borrell Associates的說法，候選人和其他政治團體有望在選舉中花14億美元，比四年前增加了9倍。
Facebook提議在總統競選辦公室免費“嵌入”員工，以幫助他們有效地使用該平臺。克林頓的競選活動拒絕了嵌入員工。特朗普說好，於是Facebook的員工幫助他的競選活動製作了消息。雖然特朗普的語言公開敵視少數民族，但在Facebook內部，他的行為對一些高管來說，就像華盛頓遙遠的汙水池的一部分。美國人似乎總是在一個討厭的共和黨人和一個討厭的民主黨人之間做出選擇，而特朗普對墨西哥人都是強姦犯的描述僅僅是對此的延展而已。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使用Facebook籌集了2.8億美元。大選前幾天，他的團隊支付了臉書平臺上的選民壓制費用。據《彭博商業週刊》報道，它針對的是三類民主黨選民 “理想主義的白人自由主義者，年輕女性和非洲裔美國人” ，向他們定向發送精心定製的視頻，以阻止他們為克林頓投票。特朗普競選活動的數字內容總監特蕾莎·洪（Theresa Hong）後來告訴採訪者，“沒有Facebook，我們就不會贏。”
大選過後，Facebook高管們擔心公司將因為傳播假新聞備受指責。扎克伯格的工作人員向他提供了統計數據，顯示該平臺上的絕大多數選舉信息都是合法的。幾天後的一次技術會議上，扎克伯格全場防守。 “認為Facebook上的假新聞（你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少量的內容）以任何方式影響選舉的想法，我認為這是個非常瘋狂的想法，”他說。對Facebook的一些人來說，扎克伯格的防守令人震驚。一位前高管告訴《連線》，“我們必須真得提點他。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公司就要開始沿著這條賤民路(pariah path)上走下去。”
當我問扎克伯格他“非常瘋狂”的評論時，他說他的油嘴滑舌是錯的。他告訴我，“沒有人想要任何劑量的假新聞。這是持續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但他仍然對Facebook可能扭曲選民行為的暗示感到憤怒。他說：“我發現這樣一種觀念，即人們只會被欺騙投票，這是對我內心的冒犯。” “因為它違背了你應該信任人的整個觀念，個人很聰明，能夠理解自己的經驗，並可以自己評估他們希望自己的社區前行的方向。”
大選後不久，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人馬克華納與Facebook聯繫，討論俄羅斯的干涉問題。 “最初的反應是完全不屑一顧，”他告訴我。但是，到了春天，他感覺公司意識到它出了嚴重的問題。 “他們在法國大選中看到了大量的俄羅斯人行為，”華納說。 “情況正在好轉，但我仍然認為他們沒有把足夠的資源投入其中。”在電信業務上發了大財的華納補充說，“硅谷的大多數公司都認為政策制定者首先是搞不明白，其次是最終看下來，如果他們只是阻止我們，那我們就走。”
Facebook斷斷續續得承認它在選舉中扮演的角色。 2017年9月，在Robert Mueller獲得搜查令後，Facebook同意向他的辦公室提供與俄羅斯相關的廣告清單以及誰支付了這些廣告的詳細信息。 10月，Facebook透露，俄羅斯特工已經發布了大約8萬個帖子，觸及1.26億美國人。
三月份，在劍橋分析的新聞爆發後，扎克伯格和Facebook陷入癱瘓。連續五天，扎克伯格什麼話都沒說。他個人的Facebook頁面沒有提供任何陳述或分析。它的最新帖子是他和Chan為Purim做烘焙的照片。
“我覺得我們讓人們失望，這感覺非常糟糕，”他後來告訴我。 “但它又回到這個觀念，即我們不應該多次犯同樣的錯誤。”他堅持認為假新聞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普遍：“普通人可能會根據我們和其他人談論假新聞的程度，他們認為在Facebook上的錯誤信息或惡作劇內容比我們從學術研究上找到的多十倍。“他仍然不相信錯誤信息的傳播會對選舉產生影響。 “我實際上並不認為這是一件蓋棺定論的事，”他說。 “我仍然認為這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在談話中，扎克伯格毫無疑問是高度分析性的。當他遇到一種與自己不符合的理論時，他會發現一處分歧 ，一處事實，一個方法論，一個前提，然後猛錘這點。這是贏得爭論的有效技巧，但卻難以接入新的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以前的同事說，他的副手已經開始在演示文稿到他那之前先過濾掉其中的壞消息。一位前Facebook官員告訴我，“他們只想聽到好消息。他們不希望那些不同意他們的人。有種文化是’你要支持才能一起走。'”
我曾經問過扎克伯格他讀什麼來獲取新聞。 “我可能主要靠閱讀聚合器，”他說。 “我絕對會關注Techmeme” ，關於他的行業的頭條新聞，“以及媒體和政治上的消息，只是為了提高認識。”他繼續說，”真的沒有什麼報紙讓我拿起來從頭讀到尾。好吧，如今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都是如此，大多數人都沒有讀過實體報紙了，但是我瀏覽的新聞網站並不多。”
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我，要求再聊下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的答案有點模糊，因為我覺得談論我讀過和關注特定組織或記者是不大合適和沒必要的，”他說。 “我想我試圖表達的是，雖然我不確定我能表述清楚，發現新事實並以可信賴的方式做事，這樣的工作對社會來說只是個絕對重要的功能。”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將他們的錯誤歸咎於過度樂觀，看不到那些對他們服務的黑暗應用。但這種解釋忽視了他們對增長的關注，以及他們不願意注意警告的事。扎克伯格拒絕圍繞對隱私的新理解來重新組織公司，或重新考慮其為廣告商收集的數據深度。
James P. Steyer是常識傳媒的創始人兼C.E.O.，這是家促進兒童技術和媒體安全的組織，他2018年春季訪問了Facebook的總部，討論了他對名為Messenger Kids的產品的擔憂，該產品允許13歲以下兒童（這是使用Facebook應用的最低年齡）進行視頻通話並向父母批准的聯繫人發送消息。他見到了桑德伯格以及當時的政策和溝通負責人Elliot Schrage。 “我尊重他們的商業成功，就像謝麗一樣，我希望他們最終可以考慮採取措施更好地保護孩子。相反，他們說對年幼孩子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花更多時間在Messenger Kids上，“Steyer告訴我。 “他們似乎仍然在否認。當涉及到孩子時，你還會“快速行動，打破局面”嗎？涉及到我們的民主呢？不，因為你可能永遠傷害他們。”
對於公司中的一些人來說，高管似乎不是集中精力解決問題和預防問題，而是集中精力來控制問題影響。谷歌前民意測驗專家塔維斯麥金恩於2017年春季開始在Facebook工作，他的民意調查範圍很窄：衡量公眾對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的看法。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McGinn在三個國家進行了八次調查和四個焦點小組，收集了政治家和廣告商所青睞的各種衡量標準。 Facebook對該公司新近宣佈的“讓世界更加緊密”的使命進行調查，對扎克伯格的社交媒體資料，包括他的寫作，照片，甚至是他在Facebook直播時在後院燒烤的生活進行調查。
9月，麥金恩辭職。在一次採訪中，他告訴Verge網站說自己已經灰心喪氣。 “我無法改變公司開展業務的方式，”他說。 “我無法改變它的價值觀。我無法改變這種文化。”他總結說，衡量Facebook的“真實社會結果”對公司高級職員沒多少興趣。 “如果人們願意傾聽，我認為研究可以非常強大，”他說。 “但是六個月後我決定在那裡是浪費我的時間。我對這個產品感覺不太好。我對告別別人我在Facebook工作也不自豪。我不覺得自己在幫助這個世界。“（已經與Facebook簽署保密協議的麥金恩拒絕對本文發表評論。）
三月份，扎克伯格同意在國會首次就Facebook處理用戶數據作證。聽證會定於4月舉行。隨著日期臨近，聽證會有了庭審的弦外之音。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華盛頓的情緒發生了變化。互聯網公司和企業家以前被認為是美國獨創性的先鋒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宇航員，如今正與標準石油公司和其它鍍金時代的壟斷者進行比較。今年春天，《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開頭說：“想象一下，在一個不太遙遠的未來，其中的反壟斷強迫Facebook出售Instagram和WhatsApp。”它伴隨著一幅棕褐色的插圖，有扎克伯格，蒂姆庫克和其他技術首席執行官已被嫁接到引發聯想的強盜貴族的過度膨脹軀幹上。 1915年，改革者和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在國會委員會面前作證，論證足以使公司達到一種近乎主權的水平的危險性。“如此強大，以至於現有的普通社會和工業力量不足以對付它，他稱之為“大的詛咒”。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授蒂姆·吳（Tim Wu）即將出版一本書，靈感就來自布蘭迪斯的一句話，他告訴我，“今天，再也沒有比大科技更能說明大對民主的威脅了。“他補充說，”當一個集中的私人權力對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有這樣的控制權時，它就擁有可以媲美或超過民選政府的權力。”
在扎克伯格要作證之前不久，華盛頓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的一個團隊飛到門洛帕克，通過模擬聽證會指導他，並指導他做出必要的謙卑姿態。甚至在最近的醜聞發生之前，比爾·蓋茨就曾建議扎克伯格對立法者的意見保持警惕，這是蓋茨在1998年微軟面臨壟斷行為指控時所吸取的教訓。蓋茨蔑視地向國會證實，“計算機軟件行業並沒有衰敗，也沒有必要解決這個問題。”幾個月內，司法部起訴微軟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在達成和解之前經歷了三年的法律痛苦。蓋茨告訴我，他後悔“嘲弄”監管機構，說：“那不是我會選擇重複去做的事。”他鼓勵扎克伯格關注華盛頓DC“我說，’在那開個辦公室，現在就開。'而馬克做了，他欠我的，”蓋茨說。去年，Facebook斥資1150萬美元在華盛頓進行遊說，這個數字排在美國銀行家協會和通用動力公司之間。
4月10日，當扎克伯格到達參議院聽證會時，他穿著一身深藍色的西裝，坐在四十多名參議員面前。在他面前，他的筆記概述了可能的問題和答案，包括參議員可能要求他卸任離開公司的前景。簡單來說，他的回答是：“成立了Facebook。我的決定。我犯了錯。很大的挑戰，但我們之前解決過問題，馬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採取行動。”
事實證明，沒有人要求他辭職，也沒什麼難回答的問題。儘管有些時候有壓力，但聽證之後留下的壓倒性印象是，一些參議員對理解這些問題的能力有多差。一個感悟時刻來自猶他州的八十四歲共和黨人奧林•哈奇（Orrin Hatch），他要求知道如果“用戶不為你的服務付費，Facebook會如何賺錢。”扎克伯格帶著一點微笑回答說，“參議員，我們有廣告的 ”。
對傾向於不信任扎克伯格的觀察者來說，他已經迴避到健忘症的狀態，他說了四十多次他需要跟進，但聽證會五個小時之後，他毫髮無傷，密切關注的華爾街通過將Facebook股票的市值提高200億美元來獎勵他。幾天後，在Facebook的內部留言板上，一名員工計劃購買T恤，上面寫著“參議員，我們有廣告的”。
當我問扎克伯格政策制定者是否可能拆散Facebook時，他堅決地回答說，這樣的舉動將是個錯誤。他告訴我，這個領域“極具競爭力”。 “我認為有時候人們會進入這種模式'嗯，沒什麼能確切替代Facebook的。'實際上，這使它更具競爭力，因為我們真正是在一個不同的系統：我們和Twitter競爭;我們與Snapchat競爭;我們做消息傳遞，但iMessage默認安裝在每一部iPhone上。“他承認更深層次的擔憂。 “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除了法律之外，我們對這些科技公司這麼大有什麼看法？”他說。他認為，“縮減”Facebook或其他硅谷重量級人物增長的努力將把這個地盤拱手交給中國。他說：“我認為，我們所做的任何限制的事情，首先會對我們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產生影響。” “大體上來說，在短期內我不會擔心中國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會在美國獲勝。但是在東南亞，歐洲，拉丁美洲以及許多不同的地方，所有這些地方都存在日常競爭激烈的局面。
華盛頓的粗略共識是監管機構不太可能試圖拆借Facebook。 F.T.C.幾乎可以肯定對公司違規行為罰款，並可能會考慮阻止它購買大型潛在競爭對手，但前F.T.C.專員告訴我，“在美國，你可以獲得壟斷地位，只要你是在不做違法的情況下實現壟斷並維持住。”
Facebook正在歐洲遭遇更嚴厲的待遇，歐洲的反壟斷法更加強大，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使人們特別警惕侵犯隱私的行為。對硅谷最強大的批評者之一是歐盟頂級反壟斷監管者Margrethe Vestager。去年，在對谷歌的搜索引擎進行調查後，Vestager指控該公司給其購物服務“非法優勢”並罰款27億美元，當時是歐盟反壟斷法最大的罰款。 7月，她又為Google要求設備製造商預裝Google應用程序的做法增加了50億美元的罰款。
在布魯塞爾，Vestager很高調，近六英尺高，梳著黑色和銀色的短髮。她在丹麥農村長大，是兩位路德教牧師的長女，當我最近與她交談時，她用哲學術語談到了她的執法權力。 “我們正在處理的事情，是當人們開始做違法的事情，那像亞當和夏娃一樣古老，”她說。 “人類的決定經常受到貪婪的指導，害怕被擠出市場，或者失去對你很重要的東西。然後，如果你把力量投入到貪婪和恐懼的混合物中，你就會有一些可以隨時識別的東西。”
Vestager告訴我，她的辦公室目前沒有涉及Facebook的案件，但她對公司正在利用用戶表示擔憂，從她稱之為“不平衡”的服務條款開始。她將這些條款解釋為“這是你的數據，但是你給了我們一個全球免版稅的許可，基本上讓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想象一下，她說，如果實體店要求複製你的所有照片，用來做無限制，未指定的用途。 “你的孩子，從第一天到死亡，婚禮的排練晚宴，婚禮本身，第一個孩子受洗。你永遠不會接受（這樣的實體店要求），“她說。 “但是如果是數字版本協議的話，你在眨眼之間接就同意了。”
在Vestager看來，一個健康的市場應該讓Facebook產生競爭對手，將自己定位為道德上更好的選擇，收集更少的數據並尋求更小的用戶關注度。她說：“我們需要社交媒體，讓我們擁有一個非上癮，無廣告的空間。” “如果客戶喜歡您的產品，那麼您會非常受歡迎，並且會大大超過您的競爭對手。但是，如果你成長壟斷，你有責任不要濫用你的支配地位，使其他人很難與你競爭並吸引潛在客戶。當然，我們會密切關注它。如果我們開始擔心，我們會開始尋找（答案）。”
隨著Facebook的壓力越來越大，該公司一直在努力修復其漏洞。 12月，在Sean Parker和Chamath Palihapitiya公開談論社交媒體的破壞性心理影響之後，Facebook承認有證據表明大量使用會加劇焦慮和孤獨感。經過多年完善的上癮功能，如“自動播放”視頻，它宣佈了一個新的方向：它將提升網站上花費的時間的質量，而不是數量。該公司修改了其算法，以強調來自朋友和家人的更新，這種內容最有可能促進“積極參與”。扎克伯格寫道，“我們確保在Facebook花的時間很值。”
該公司還在努力解決它再次成為選舉季宣傳洗腦工具的可能性。在2018年，數億人將參加世界各地的選舉投票，這包括美國的中期選舉。經過多年遊說反對披露政治廣告資金來源的要求，該公司宣佈，用戶現在可以查找誰支付了政治廣告，廣告針對誰，以及資助者的其他廣告。
負責Facebook“選舉誠信”工作的產品經理Samidh Chakrabarti告訴我，關於俄羅斯互聯網研究機構的披露令人深感震驚。 “這不是我們任何人認為我們正在努力的那種產品，”他說。隨著中期的臨近，該公司發現，俄羅斯人利用Facebook的模式激發了一代同樣關注政治辯論傾向的新演員。 “有很多模仿者，”Chakrabarti說。
扎克伯格曾經對“無摩擦共享”（frictionless sharing）的優點讚不絕口，但是現在Facebook正在努力“施加摩擦”以減緩虛假信息的傳播。今年1月，該公司聘請了奧巴馬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前網絡安全政策主管納撒尼爾·格萊歇爾（Nathaniel Gleicher），以削弱“信息業務”。7月，該公司刪除了32個賬戶，這些賬戶開展了可追溯到俄羅斯的虛假宣傳活動。幾個星期後，它刪除了超過六百五十個賬戶，小組和頁面，這些都能追溯到俄羅斯或伊朗。根據您的立場不同，這種刪除要麼是種進步要麼是問題日益擴大的標誌。無論如何，他們強調了全球選舉安全現在掌握在Gleicher，Chakrabarti和Facebook其他員工手中的驚人程度。
儘管遏制選舉宣傳洗腦很難，扎克伯格最棘手的問題可能在於其他地方——在Facebook上出現意見的鬥爭中，哪些能出現，哪些不能，以及誰來決定。作為一名工程師，扎克伯格從不想涉足內容領域。最初，Facebook試圖阻止某些類型的材料，例如裸露的帖子，但它被迫創建了很長的例外列表，包括母乳餵養的圖像，“抗議行為”和藝術作品。一旦Facebook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問題就爆發了。今年4月，在與投資分析師的一次電話會議中，扎克伯格悶悶不樂地說“用A.I.去識別乳頭要比識別什麼是仇恨言論容易多了。 ”
對增長的狂熱導致了“大的詛咒”：每天，超過10億貼文在Facebook上發佈。在任一時刻，Facebook“內容協調人”正在決定比如斯里蘭卡的一個帖子是否符合仇恨言論的標準，或者是否有關於韓國政治的爭議已經越界成為欺凌。扎克伯格試圖避免封禁用戶，寧願成為“所有想法的平臺。”但他需要阻止Facebook陷入惡作劇和濫用的泥沼。他的解決方案是禁止“仇恨言論”但對“錯誤信息”施加較小的懲罰，這種廣泛的類別包括粗俗欺騙和簡單錯誤。 Facebook試圖制定關於如何應用懲罰的規則，但每個特殊情況都會引發更多規則，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則堆得山高。根據《衛報》報道，去年Facebook發佈的培訓幻燈片，主持人被告知可以說“你真是個猶太人！”，但不允許說“愛爾蘭人是最好的，但真的法國人很糟糕”，因為後者正在定義另一個人為“劣等”。用戶不能寫“移民是人渣”，因為它是非人性化的，但他們可以寫“讓飢渴的青少年移民遠離我們的女兒。”這些區別是通過神秘公式解釋給受訓者的，類似“未受保護+準受保護=未受保護”。
7月，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扎克伯格身上。多年來，Facebook為陰謀理論家亞歷克斯·瓊斯提供了一個平臺，他的妄想包括在桑迪胡克學校大屠殺中遇害的兒童的父母都是付費演員，目的是要禁槍。 Facebook不願意封掉瓊斯。當人們抱怨他的行為違反了針對騷擾和假新聞的規定時，Facebook試驗了懲罰。起初，它“減少”他（的曝光），通過調整算法，他的消息將顯示給更少的人，同時向他的粉絲展示針對他的斷言經過核實的文章。
然後，在7月下旬，諾亞波茲納是一個在桑迪胡克遇害的孩子，他的父母倫納德波茲納和維羅妮克德拉羅薩發表了一封致“親愛的扎克伯格先生”的公開信，其中他們描述了被陰謀論者的死亡威脅不得不“東躲西藏的生活”，為了有最基本的保護“與Facebook一場幾乎不可理解的戰鬥”。在他們看來，扎克伯格“認為對我們的攻擊是無關緊要的，提供援助來消除威脅太麻煩了，我們的生命不如為仇恨提供安全的避風港。”
Facebook在某種程度上讓步了。在7月27日，它下架了瓊斯的四個視頻，暫停了他賬號一個月。但公眾壓力並未放鬆。 8月5日，在蘋果公司表示該公司“不會容忍仇恨言論”後大壩崩塌，蘋果停止發佈與瓊斯有關的五個播客。 Facebook因“反覆”違反反對仇恨言論和欺凌的規定而關閉瓊斯的四個主頁。我問扎克伯格為什麼Facebook在處理這種情況時動搖了。他對這個提議很生氣：“我不相信禁止一個人說出事實上不正確的事情是正確的。”
我說，瓊斯似乎不僅僅是事實上不正確。
“好吧，但我認為這裡的事實非常明確，”他說道。“最初的問題是關於錯誤的信息。”他補充說，“除非直接煽動暴力行為，否則我們不會將其取消並封號。”他告訴我，在瓊斯減少曝光之後，更多關於他的投訴湧入，提醒Facebook更老的帖子，並且公司正在辯論當蘋果宣佈禁令時應該做什麼。扎克伯格說：“當他們下架的時候，就像O.K.，我們不應該只停留在這些內容和這些執法決定上。我們應該繼續我們所知道的違反政策的行為。我們現在需要做出決定。“
這不是最後的窘境。 Facebook的言論自由困境沒有簡單的答案。看到公司有強大的權力去選擇禁聲的時候，你不必非得成為亞歷克斯瓊斯的粉絲才會氣餒，對這件事來說，去放大，去控制我們看到，聽到和所體驗的。扎克伯格希望建立一個可擴展的系統，一個有序的決策樹，解決每一個可能性和異常狀況，但語言的邊界是一個困擾機械修復的問題。最高法院在定義色情時選用的是“當我看到它時我就知道了。”目前，Facebook正在使用Rube Goldberg機制制定政策和即興處理，而機會主義者則對此卻冷嘲熱諷。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抓住瓊斯的禁令，將之視為對保守派進行的法西斯式襲擊。在一個甚至以克魯茲的標準來都有富餘的時刻，他引用了馬丁·尼莫勒關於大屠殺的著名臺詞，他說，“隨著這首詩的發展，你知道，’首先他們來抓亞歷克斯瓊斯。'”
桑德伯格上週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說：“我們現在有超過兩萬人，我們每天二十四小時能夠用五十種語言審查報告。”（在會議開始前的走廊裡，彷彿為了強調未來的複雜性，亞歷克斯·瓊斯已經開始表演，指責參議員馬克·盧比奧沒有采取更多行動讓他回到Facebook上。）近年來，桑德伯格因其在公司外的工作而聞名，包括她的書籍關於女性賦權的《Lean in》以及在她的丈夫Dave Goldberg突然去世後寫作的《Option B》。但她對Facebook影響力的責任可能會增加，她作為C.O.O.的聲譽也取決於變革的實施。硅谷的許多人認為桑德伯格和Facebook的董事會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阻止該公司再犯一個重大錯誤。 “我知道有幾個色盲的人，”一位著名高管對我說，“如果他們不想每天出門看起來像小丑Bozo一樣的話，他們的妻子會在早上為他們穿衣服。謝麗和董事會應該為馬克準備好衣服。“他接著說，”如果你有盲點，那麼你得依靠周圍的人來告訴你他們在哪裡。
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我問扎克伯格，當人們質疑他缺乏情感時，他是否會覺得侮辱。 “侮辱？”他問道，然後停了幾秒鐘考慮。 “我覺得這不是侮辱。我不認為這是準確的。我的意思是，我當然很關心。關心和讓情緒驅使下做出衝動的決定之間存在差異。“他繼續說道，”最後，我認為我們做這個成功的事情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不停的解決問題，通常你這樣做的時候靠的不是衝動，情緒化的決定。”
扎克伯格的漫畫是一個自動機器，對他工作的人文面向毫不在乎。事實是另一回事：他很久以前就認定從沒有歷史性的變化是無痛的。像奧古斯都一樣，他用權衡換取和平狀態。在言論和真相之間，他選擇了言論。在速度和完美之間，他選擇了速度。在規模和安全之間，他選擇了規模。到目前為止，他的生活使他確信他能解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無論公眾可能就此發出怎樣的嚎叫。
在某個時刻，扎克伯格上升期的心態習慣將開始對他不利。為了避免進一步的危機，他將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現在是和平的保護者，而不是破壞它的人。 Facebook在勸說方面的巨大力量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危險。無論喜歡與否，扎克伯格都是看門人。 Facebook可以通過實踐學習並在隨後修復錯誤的時代已經結束。這樣的成本太高，理想主義也不能為做事疏忽辯護。
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扎克伯格製作” （他早年這樣稱呼Facebook）才剛剛開始。扎克伯格還不到三十五歲，他建立自己帝國的野心很可能是為了支持他的公司，他的國家和他的名字。問題不在於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修復Facebook，而是他是否有意願這樣做；他是否會將人們趕出他的辦公室，如同他當年帶領公司轉型移動時的熱情那樣，如果人們沒有為他提出防止緬甸暴力，或者保護隱私或者減輕社交媒體毒性的想法的話，他也把他們都踢出辦公室。很久以前，他已成功地讓Facebook很偉大（great）。現在面臨的挑戰是讓它變好（good）。
(翻譯交流請掃描二維碼新聞別動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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