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屬相冊：時尚女王可可.夏奈爾
1999年，美國《時代》週刊評出了100年來最具影響力的20位藝術家，可可·夏奈爾醒目地排在第二位。“她沒有議會與國土，卻統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永久，她做出的每個決定，都超越國界而在世界上具備法律般的效果。”同樣身為設計師，位居第17的克里斯汀·迪奧由此驚歎，“一個女人憑藉一件黑色套頭毛衫與幾串珍珠項鍊，就革命性地改變了時裝”。相對於迪奧鋪陳的敘述，在排行榜名列第12的畫家畢加索則言簡意賅，“她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女人。”
可可·夏奈爾，私生女，在孤兒院長大，25歲之前對巴黎一無所知。1913年夏奈爾在第一個情人史蒂安·巴爾桑的幫助下，在法國南部海濱小城杜維爾開了一家小時裝店，藉助自己在孤兒院練就的縫紉與剪裁本領加工一些成品衣服出售。雖然這家店鋪的月營業額常常不過幾十件，但“野心勃勃”的夏奈爾已經做好了向陳腐的設計風格挑戰的打算。“一個可憎的時代即將結束，一切醜陋的東西都要改變。”晚年的夏奈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女人們穿得很差，一件緊身裙就是她們最好的衣服了。這種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緊。這就是裝扮婦女的服裝！由巴黎那些根本不瞭解女人、自鳴得意的傢伙創造的。那些可憐的上流社會的太太、小姐們氣喘吁吁地跟在後面，戴著有如小丑一樣裝飾的禮帽，實在是可憐至極。”
1914年，夏奈爾來到巴黎，在康邦街重新設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曠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夏奈爾的新奇設計很快站穩了腳跟。由於物資緊缺，以普瓦雷為代表，奢華誇張的傳統設計風格難以為繼，而夏奈爾的作品既節省了布料又顯露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魅力:“我將一件舊毛織套衫的前片剪開，裝上一條飾帶，這樣就可以不必從頭上套下去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而另一天，我在觀看一些英國人玩馬球時感到有些冷，就隨手穿了一件寬大男式套衫，並在腰間胡亂匝了一條帶子。”於是，在1916年的一期《時尚》雜誌獨家刊登了這一“妙手偶得之”的設計，並把它命名為“迷人的夏奈爾襯衫式連衣裙”。藉助數十萬赴歐參戰的美國軍人，這一革命性設計在“一戰”結束後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雖然此時巴黎的上流人士仍然在一開始叼著昂貴的雪茄，對這位嬌小婦人提供的樣裝評頭品足，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全球顧客的意志是不可轉移的。
所屬相冊：時尚女王可可.夏奈爾
“一戰”後的經濟復甦造就了奢侈商品行業的重新繁榮，香奈爾也不例外。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這家在開業時只擁有兩名員工的作坊已經發展成為擁有4000名職工，業務遍及世界，年服裝銷量達28000套的時尚巨擘。
與其他設計師不同的是，夏奈爾破天荒地開拓了自己的香水製造業，並使其成為了同品牌服裝的完美互補。1923年，正是夏奈爾事業的黃金時期，夏奈爾服裝銷售良好，於是她又將目光瞄向了香水市場。在著名的香水調配師恩尼斯的協助下，夏奈爾終於在無數樣品中選出了第5號樣品。“這就是我要的。”她說，“一種截然不同於以往的香水。一種女人的香水。一種氣味香濃、令人難忘的女人的香水。”
香水推出的過程更是在夏奈爾的精心策劃之下。她將香水樣品分成小瓶帶回來，慷慨贈予出手大方的客人，又叫店員將香水噴在試衣間內。於是過了幾天便有人向她詢問何處可以買到這種香水。不過夏奈爾並未急於透露風聲，而是故意推說已經不記得了。店員一再在試衣間裡灑香水，而這一幕也重複上演。很多收到小贈品的顧客紛紛回到店內，詢問香水的來源。
於是夏奈爾開始發電報給合作伙伴恩尼斯，要他火速增產，而她則展開第二輪推銷。“你認為我真的應該將這種香水拿來自己賣嗎？”“你真的喜愛我的香水嗎？”她不斷地問著身邊的客人。等到恩尼斯回信說已經開始生產，夏奈爾也終於將自己的首瓶香水推向了市場。整個過程安排得不露聲色，在看似無意間投注高額籌碼，若非敏銳的判斷力加上過人的聰慧，想必也不會成就今天的夏奈爾王國了。從那時起，沒有任何號碼，像夏奈兒5號那樣深入人心。提起No.5，人們即想到夏奈爾，聯想到一股幽香，神秘性感，杳渺飄忽，縈繞了大半個世紀。持續不褪的香氣，以始終不變的姿態，成為上世紀經典。
1954年，當沉寂多年後的夏奈爾返回巴黎時，喜新厭舊的歐洲時尚界卻認為這位奇才已經是明日黃花。然而，這位71歲的領袖無疑將發起一場革命。當時緊身彩色褲、迷你裙與小號凸條毛衣很是流行，而夏奈爾固執地以寬鬆外套、仿珠寶項鍊與鑲邊花呢外套來對抗。有趣的是，這場絕地反擊之所以成功，除了來自香水製造部門穩定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於美國婦女。她們比自己的歐洲姐妹更厭惡待在家中，而偏好奔波在位於大城市的公司與郊區的住所之間，夏奈爾的簡潔明快立刻打動了醉心於機械化大規模生產、對高成本的小宗製造不甚感冒的第五大道。6個月內，整個美國時裝行業就已經夏奈爾化了，《時尚》雜誌評價她1955年推出的“小黑裙裝”是“時尚界的福特流水線汽車”——它的確像福特汽車一樣經久耐用，直到1961年，奧黛麗·赫本在電影《第凡內的早餐》中仍然選擇它來詮釋自己的性感。
“與她的羅曼史一樣，夏奈爾與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時裝設計業的關係呈現出一道從依附、利用再到分庭抗禮的明顯軌跡。”馬塞爾·黑德里希在傳記結尾時寫道，“當她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但只有一個可可·夏奈爾’來回絕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時，她的性格已經完全成熟了。她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個女性在男性的強勢群體中艱難地爭取肉體與靈魂自由的寓言。”無疑，這種抗爭的最集中體現就是她的創作風格。與同時代另一位傑出的女性解放運動領導人伊莎貝拉·鄧肯所表達的那樣，她們所要求的解放並不是放浪形骸的肉體滿足，而是一種渴望獲得獨立與完整性的生活的訴求。“時裝演變，但風格延續；風格，就是我。”夏奈爾如是說。
她的晚年生活相對較為安寧，主要忙於女裝店的事務(該店的經營常常入不敷出，但母公司總是很樂意地幫它填補虧空，因為其知名度有助於其他每一種夏奈爾產品的銷售),以及發表言語辛辣的評論和賽馬運動。
她在尚蒂伊的賽馬中有一匹名叫羅曼蒂卡的著名的母馬。
夏奈爾比她的許多好朋友活得都長，並感到與他人很疏遠。她終身未嫁，這並不是因為她寧願過孤獨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她“從來都不願像小鳥一樣太多地依附於某個男人”。
她對時裝界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她是時尚界的拿破崙，法國前文化部長馬爾羅說：“20世紀法國將有三個名字永存：戴高樂、畢加索和可可香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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