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導讀

本文為CCSGR研究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教授張濤甫的《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一文摘要,獲取全文請參閱刊發雜誌。

本文認為,中國聲音政治有其特殊演變軌跡和邏輯。當下中國聲音政治的關係變量非常複雜,其受到政治民主化、媒介技術、媒介專業化、市場化、全球化、城市化等變量的影響,從而出現如下特徵:主流聲音從弱勢到強勢;從單調到復調;從單一邏輯到多元邏輯。不過,互聯網崛起賦予聲音政治諸多變數,媒介技術具有極強的活性,創造出新的表達機會和空間,在資本和公民社會力量的推動之下,媒介技術會釋放巨大的“破窗”效應,因此,未來聲音政治的確定性究竟如何,尚難判定。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一、聲音的社會化與聲音政治

人類交往離不開聲音這種媒介,在各種形態傳達意義的介質當中,聲音媒介的歷史應是最久遠的。有聲媒介是一種稀缺資源,不是人人均可佔有的,相比而言,那些擁有權力的人,或有權力接近這種稀缺資源的人,會擁有某種特權或優勢,接近或佔有這種聲音媒介,去影響他人,推銷價值觀或傾向性信息,獲得政治認同或市場回報。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有一個有趣且普遍的現象: 那些擁有政治權力或社會權力的個人或群體,在獲取或佔有媒介資源上擁有先天優勢,權力容易接近媒介,媒介對權力亦有與生俱來的偏好。表現在聲音媒介上,那些擁有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個人或群體,在接近或佔有聲音媒介方面會有顯著的優勢。那些擁有權力的個人或群體常常主宰資源的分配,也控制媒介資源的分配; 同時他們也往往具有相對較強的媒體學習和使用能力,善於利用媒體為自己服務。

互聯網的崛起帶來媒介功能的全面升級。互聯網技術使得媒介對於時間與空間的依附實現革命性的跨越。由於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束縛,網絡空間行為主體具有空前的自由性,不再受制於傳統社會關係的束縛,他們可按照互聯網關係邏輯,重新建構新的社會關係,形成新的社會關係網絡。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互聯網的崛起,深度改寫了完全由精英主宰媒介政治的局面。在互聯網空間,原先“沉默的大多數”獲得了發聲機會,新媒體賦權使得此前那些沒機會以及沒能力發聲的群體終於可以發聲,尤其是處在社會底層的草根群體獲得了發聲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媒介政治即是大眾政治。但相比之下,精英們控制互聯網的能力也在同步提升,互聯網賦權給精英之外的群體以更多的機會,但精英們的“反制”能力更強。

網絡社會不是一片自由王國。雖說,互聯網空間不再複製現實空間的秩序和規則,可以突破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規約進行新的社會關係佈局,但網絡生活的行為主體仍是現實社會的那些人,現實社會關係不會機械複製到網絡空間,但會影響網絡空間。網絡行為的自由度雖大,但並不意味著在網絡空間可以為所欲為。網絡媒介同樣面臨著被社會化規訓問題。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二、現代中國的聲音政治

新中國成立開啟媒介政治新時代。應新政治邏輯之需,新政權對所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格式化”。所有媒體由執政黨統一管理,規定整齊劃一的主旋律,要求輿論一律。在這種背景下,聲音媒介被要求扮演“喉舌”: 新聞須要“新聞聯播”,音樂必須是“頌歌”,電影也被“主旋律”……如此“異口同聲”,為了達致“萬眾一心”的政治效果。為了確保意識形態安全,需要過濾、隔離、封殺那些有風險或疑似有風險的聲音。為此,對外不惜一切代價展開聲音封鎖,將國民封閉在一個巨型的“罐頭”社會里,阻斷一切來自西方世界的聲音,這種帶有意識形態潔癖的聲音政治在短期內似乎是有效的,但這種僵硬的政治自閉註定是不可持續的,它窒息了國家的活力,禁錮了人民的思想,聲音政治淪為禁聲的政治,中國淪為“無聲的中國”。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後來的改革開放,對內解除左的政治禁閉,對外進行意識形態鬆綁。在這種背景下,聲音政治不再僵硬,有了彈性。對內有不同的聲音出來了,僵化的主旋律出現了鬆動。比如,20 世紀 80 年代流行音樂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下使得自身溢出了藝術表現與文藝娛樂的範疇,承載了十分豐富的政治文化意蘊,由此形成了它與中心政治話語之間或抗爭,或消解,或相融的複雜關係,構成了其自身被接納、被批判或被抵制的遭遇與處境。以至於原先單調的中國出現了多聲部的合唱。開放的門既然已打開,也就再也關不回去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中國的聲音政治不再是一元化的結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向。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三、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即是在上述背景下一路過來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給中國帶來了極為豐富的聲音景觀,聲音政治也變得異常生動和複雜。如何把握這四十年中國社會的聲音政治,成為一件特別繁難的課題。筆者認為,把握當下中國聲音政治,須要考慮以下幾個維度:

1.政治民主化

聲音政治受到宏觀政治民主化的深刻影響。改革開放,對內解鎖禁錮和專權,強調權力的分享和表達的自由; 對外打開禁閉,注重與世界開放和對話,原先“無聲的中國”旋即成為“有聲的中國”。改革開放催生了公民社會的發育,推動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公民表達意識的自覺以及表達能力的提升,釋放更多的社會聲音。這些聲音經由有聲媒介的傳播成為公共表達,公共表達再通過“回聲”機制進入政治過程,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供合法性證明。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2.媒介專業化

有聲媒介的專業化,首先表現為專業化的權利,即媒介擁有發聲的權利。這是聲音政治的大前提,也是有聲媒介發聲的前置條件; 其次,專業化還表現為發聲的權力,也就是說,聲音媒介擁有某種支配聲音的權力,擁有這種權力,聲音媒介就獲得了其他組織或個人所不能及的資源和支配能力,乃至於壟斷的權力; 其三,媒介專業化意味著擁有專業能力,即擁有成就專業水準的能力。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3.媒介技術升級迭代

在聲音媒介中,既有傳統媒介,也有新媒介。前者有廣播、電視等,後者有播客、短視頻、網絡直播等。媒介技術具有先天的政治性。 媒介技術的不斷升級,可提升媒介功能的效度,與此同時,媒介技術的進步還表現在對技術成本的稀釋,降低技術成本,為媒介技術的普及提供了前提條件。另外,媒介技術的社會化,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動。若某種媒介技術與現實政治對沖,勢必會影響這種媒介技術的社會兼容。

4.市場化程度

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機制,在媒介市場同樣適用。伴隨著 20 世紀 80、90 年代的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媒介市場化也同步進行。媒介作為市場主體參與中國宏觀市場構成,併成為宏觀市場中的一個活躍板塊。在市場化過程中,聲音媒介作為資源要素進入媒介市場,為市場提供不可或缺的訊息資源,滿足目標消費者的媒介需求,並從市場獲得回報。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5.全球化進程

全球化改變了權力實施的地域概念。權力關係在社會結構中的存在既是當地性的又是全球化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再次打開禁閉的國門,漸漸融入世界。在這過程中,中國的媒介政治融入全球化進程。雖說,出於政治安全考慮,中國在對接全球化過程時,在媒介開放上是謹慎的,為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媒體開放設置了保護層和防火牆。不過,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的媒介政治並不是僵化的,而是彈性的。此外,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考量,媒介作為一種“軟力量”,必須走出去,同對手對話和辯論,主動向世界說明中國,傳播中國好聲音。

6.城市化推進

城市化是多種資源(包括人口資源)再生產和再分配。媒體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生產、集聚、分配,深度介入城市化過程,併成為城市化的標配。媒體的資源配置往往與城市化所形成的受眾結構相匹配,與城市結構化人群的媒介消費需求結構相匹配。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當下中國的媒介現實複雜而有活力,充滿不確定性,多種聲音並存。這些聲音在多元化的媒介平臺上發出,形成了眾聲喧譁的局面。有聲媒介的表現比較複雜,難以用一個穩定、明確的框架予以描述。然而,從宏觀面來看,一些趨勢性的輪廓特徵已經出現。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諸個面向:

1.主流聲音從弱勢到強勢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推動當代中國聲音政治的開放和多元。“主旋律”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主旋律”之外的社會聲音多起來,且有各自表達的渠道,眾聲喧譁,改變了“主旋律”壟斷的局面。再者,“主旋律”的無效或低效傳播,稀釋了“主旋律”的傳播效果,致使輿論場出現“國退民進”的趨向。但是,十八大之後,這種“國退民進”的局面得到顯著改變,出現“主旋律”強勢迴歸。與此同時,媒介管理方加大了對“噪音”和“雜音”的管控,使其不能恣意擴張,致使非主流的聲音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抑制。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2.從單調到復調

如今的聲音政治很難以單一的邏輯將其貫穿起來。不同輿論場域意味著不同聲音的表達與釋放。即便在同一個場域,也不是一種聲音的控場,甚至在主流媒體內部,也有一元各表的景觀。其次,互聯網崛起,民間的聲音在互聯網四面八方升起,民粹主義聲音甚為活躍,對沖了“主旋律”聲音,即:不僅在中國非主流媒體場域,在主流媒體場域,皆不能做到異口同聲、輿論一律。

3.從單一邏輯到多元邏輯

在當下中國,多種聲音的背後有複雜的力量在起作用,有多種力量的博弈。其中,有技術的力量、資本的力量、政治的力量,還有專業的力量,等等,這些力量隱伏在各種聲音的背後,形成了多元聲音政治邏輯。比如,新媒體廣播喜馬拉雅,主要是由技術和資本力量推動的。喜馬拉雅憑藉新媒體技術,找到了聲音媒介與網絡時代受眾偏好的最佳接口。加之有雄厚的資本支撐,喜馬拉雅迅速崛起,成為平臺級新媒體。資本和技術的聯姻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創造媒體傳播風口。

張濤甫: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

四、結語

以上主要從有聲媒介視角考量中國的聲音政治。筆者認為,當下中國的聲音政治,既有複雜的歷史背景,也有複雜的現實語境。當下中國聲音政治的關聯變量甚多,政治、資本、技術、文化等多元變量介入,多元勾連,形成了複雜的局面。而且,每一種變量,在不同媒介空間施加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在有聲媒介中,其施加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互聯網崛起之後,打破了中國媒介政治格局,自然也改寫了聲音政治的格局,主流聲音一度弱勢之後,管理方對互聯網雜音和噪音的管理力度加大,而且多種管理方式並舉,對過度活躍的互聯網聲音進行規訓,主流聲音出現強勢迴歸的趨勢。當然,新媒體技術具有極強的活性,會不斷創造新的表達機會和空間,尤其是媒介技術在資本和公民社會力量的推動之下,會釋放巨大的“破窗”效應,因此,未來中國聲音政治的確定性究竟如何,還難以判定。

作者 張濤甫

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執行院長、教授

原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ID:fudanccsgr),文章內容已經獲得作者授權。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