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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丁玲從秦城監獄出獄。

她收到的釋放通知是：沒有發現新問題，在獄中態度良好，因為歲數大了，身體有病，中央決定不再給她分配工作，安排其到山西省的長治，每月給80元生活費，國家養起來。

這一年丁玲71歲了，身體不太好，得了糖尿病、關節炎，腰椎頸椎也有問題，還沒來得及在北京看看病，出獄後便立即被送到山西省長治市嶂頭村。隔了一天，她的丈夫陳明也被送到了嶂頭村，這是夫妻倆時隔6年第一次見面，自他們6年前在北大荒流放時，丁玲被關進“牛棚”，隨後入獄，就再沒見過。

分別6年，劫後重逢，丁玲只是感慨地嘆了口氣“哎呀，這個地方好！”陳明回她“兩個人在一塊兒就好。”

在嶂頭村的日子，夫妻倆很知足，他們一開始借住在當地公社的一位社員家，跟幾家人共用一個院子，鄰里關係和睦，丁玲和陳明還因為燒炕中過一次煤氣，多虧了住在隔壁的房東一家及時發現找來醫生。

陳明在隊裡的果園幫忙，每個月有129元工資，加上丁玲的80塊，除了負擔生活費，和丁玲每週去衛生所治病的費用，還能每月給丁玲的兒女們寄50塊錢，這個月寄給在北京的蔣祖慧，下個月就寄給在上海的蔣祖林，兄妹倆都各自有了家庭和孩子，不過他們很快又來信讓丁玲夫妻別再寄錢來，自己留著用。

村裡後來空出一個大院子，三間房，原主人老兩口死了，丁玲和陳明打算搬過去。有一位會看風水的社員告訴他們房子風水不好，大門對著後牆，後牆角上是個缺口，氣都跑了。陳明聽了，笑著跟他開玩笑，說自己和丁玲都是有晦氣的人，晦氣剛好就能從那個門走了，挺好的。

搬進大院子後，生活變得自在了不少，丁玲身體好了一些，開始恢復寫作，她想寫一些關於流放和文革時期的回憶錄，她還有了一間單獨寫作的屋子，不再受人打擾，有時候陳明去市裡辦事，就乾脆把房間門鎖起來，就算有生人闖進院來也沒關係。夫妻倆還養了14只母雞，一隻大公雞，就像十多年前丁玲在北大荒的畜牧隊一樣，不同的是現在他們可以吃上自己養的雞下的蛋了。陳明還特意在院子裡種了山藥，他聽說吃山藥對糖尿病好。

丁玲和陳明在嶂頭村住了三年，期間經歷了毛主席、周總理和朱德的去世，可惜追悼會遠在北京，他們去不了，也不能去。丁玲想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一篇續作，取名為《在嚴寒的日子裡》，然而直到離開山西最終也沒能完成。

丁玲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差。

1978年的時候，公社黨委書記來通知丁玲，決定給她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後來在作家協會的幫助下，丁玲和陳明夫妻二人終於在1979年初回到北京。

這一趟回京來之不易，夫妻倆主要有兩件重要任務，一是為看病，二是為了平反。丁玲的右乳被檢查出一個腫瘤，她決定把做手術的時間推遲一年，因為她還想爭取時間寫一點文章，她才剛恢復稍微正常的生活。於是1979年的一整個夏天，夫妻倆人要麼在北京的友誼醫院住院，要麼在隔壁的友誼賓館寫申訴材料，為此還推辭了不少文化界朋友的探訪。

儘管飽受病痛折磨，晚年的丁玲卻依然保持著充足精力，她一邊上訴，一邊寫回憶錄。

然而令如今不少學者疑惑的是，年輕時叛逆不羈、永不服輸的女青年，蒙冤受難後，寫出的回憶錄卻跟大多批判控訴的文章不同，反右派鬥爭之後，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到艱苦邊遠地方勞動改造，但是以樂觀昂揚格調描述改造經歷的，大概只有一個丁玲，只有一部《風雪人間》。

她說自己在臺上跪著挨批鬥，背上踏著一隻腳，這時來了兩個女造反派，大聲呵斥她：“你這個壞東西，你站起身來，抬起頭來，讓大家看看你那個鬼樣子。”這反而讓她能直直身子舒口氣。晚上造反派抄家，把電燈泡拿走了，還想在暗中打她，這時一個跟著造反派進來的人把她拉到背後遮擋起來。

還有一個跟她同住一個“牛棚”的婦女，被誣陷為漢奸，“老三篇”背不下來，丁玲幫她說好話：“她是文盲，很用功，我們倆成天都在學……”那人後來要釋放回家去過年了，卻衝著丁玲嗚嗚哭：“剩下你一個，你怎麼辦。”面對這些種種，丁玲總說：還是好人多啊！

（延安時期的丁玲。）

她雖然上訴為自己平反，卻不寫文控訴，這讓不少朋友，甚至普通人為她曾經遭受的苦難抱不平。比如聶華苓和她的丈夫保羅，丁玲和陳明後來受邀訪美，跟聶華苓夫婦輕鬆地聊起文革時的故事，保羅聽完大惑不解“我不懂。受了罪，捱了打，坐了牢，沒有一句怨言，還笑得那麼開心，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

沒人知道她究竟是真灑脫，還是被極致的禁錮後打磨出的小心翼翼，她雖然也在日記裡寫下舀糞水、穿爛鞋的經歷，每天在溼滑的路上艱難奔走，秋天雙腳裂口子疼得不敢下地……但也會豪邁地說自己“不是那種一打就倒，一打就跑，吃安眠藥、上吊的人。這就與灰色的人生觀劃清了界限。”

早在1975年，她還在給兒子蔣祖林的信中說過：“一個大的運動，一個大革命的進程中，總會有某些人吃了一點苦頭，某些人沾了一點便宜”，“把這些作為革命，特別是革命前進中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去看，就沒有什麼憤憤不平，就沒有什麼可埋怨的了。”

她不光自己不願控訴，也不太願意看別人控訴，比如她對傷痕文學就頗有微詞。1982年7月，她回答《延河》記者提問時又說：“不能只看到個人有傷，難道黨沒有傷？國家沒有傷？……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補漏，還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麼？”

說這些話的丁玲，已經很難讓人將其和曾經那個高呼著個性解放、男女平等，寫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和《三八節有感》的丁玲聯繫到一起了。她也不願意人們再提起那些過往。

（1983年1月，丁玲在瀾滄江上。）

1980年，丁玲恢復黨籍和政治名譽。

平反後的丁玲重新回到文化界，儘管大家對她的關注點似乎從寫作變成了文革時期的經歷。她開始頻繁出席一些會議的發言和講座，也慢慢願意接受國內外出訪的邀請。儘管有時會因為活動太多，不得不躲到天津去，好專注於自己的回憶錄。

她也拜訪和接待了不少老朋友，葉聖陶、趙清閣、美籍華人作家於梨華、日本女作家吉佐和子、《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日文譯者三好一夫婦等。

她還回了趟家鄉，湖南臨澧，那是她整整60年沒回去過的地方。她曾經在那裡長大，從那裡出發到了北京、杭州，經歷了弟弟的死亡，胡也頻的千里追逐，懷孕後回家被族人唾棄，此後便與蔣家斷了來往。而這趟回去，她似乎放下一切，臨走前還做了一場動情的廣播講話《再見吧，故鄉》。

（1931年2月，丁玲與母親餘曼貞、兒子蔣祖林合影於湖南常德。）

1982年秋天，丁玲去看望左聯時期的老戰友關露，她聽說她得了腦血栓，右半身行動不便，沒有車，也沒人照顧。見面後，兩人很激動，關露還滔滔不絕地向她講述自己要出一本左聯回憶錄的事，她說自己終於等到了消息說中央要為自己平反，她“中風後幾次想死”，可是一想到自己和朋友的冤案還沒有平反，“我就想我得活下去”。

這一趟訪友讓丁玲很受觸動，她想起曾經整齊漂亮、笑口常開的關露，只覺得現在這個瘦骨嶙峋的她“太瘦了，這房子太小太舊了”。於是回去後立刻跟作家協會反映關露的困難，得到可以為其換房的消息後，她又特意去關露家中告訴她這個好消息。

然而房子還沒來得及換，兩個多月後，12月6日，丁玲在家中突然聽到一個噩耗：關露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了。

丁玲晚年多次說過，她要寫完三本書，一本《在嚴寒的日子裡》，一本南京回憶錄，一本北大荒回憶錄。《在嚴寒的日子裡》她始終沒有寫完，1979年回京後甚至沒有再動筆，《魍魎世界》和《風雪人間》兩本回憶錄只是大致完工，丁玲去世後，才由陳明加以整理補充後出版。

1985年，丁玲的身體越來越不好，這年的10月8日她再次入院，而這天，離她的81歲生日只差4天，這次入院後，她就再也沒有出院。

10月12日，家人們為丁玲過了她的最後一個生日，只有陳明，女兒祖慧、周延、孫女小延等在醫院陪著她，有點冷清。陳明回憶起一年前，丁玲的80大壽，不少好友張羅著為她好好慶祝，嚇得丁玲準備躲去武漢出席討論會。然而朋友們的盛情躲不過，他們提前在10月4日幫她慶祝了生日，丁玲那天穿著棗紅毛衣、黑色馬甲，精神很好，她當晚還高興地表示，自己不覺得已經80歲了，好像剛剛18歲。

時間不過一年，這次住院，丁玲甚至連講話也不再像從前“底氣十足”了，她經常感冒，昏睡，全身乏力，食慾不好，她自己也感覺到病情嚴重。陳明知道她可能偶爾會想寫字，特意買了一本綠色封面的日記本給她，丁玲第二天就在上面寫下第一篇日記：

“昨天柏遐贈我此本日記本，他希望我拿起筆來，是他用這本書，這本小書在督促我拿起筆來。我是該抓緊時間了……可是我總懷疑我的病正在加重，眼睛真的快看不見了，模糊度超過以往很多，腫也是在加重……我現在只希望我能說話，記憶裡可以，就這樣再活幾年，能講一點就講一點。寫，實在太難了。……世界上沒有可怕的事，可怕的就是自己拿不出力量來。柏遐你看了這開場白，一定要失望的，我不希望你失望，但我又不能瞞你，還是寫了我的真心話。請你原諒我。”

1986年2月8日，農曆除夕，陳明代表全家給丁玲寫了一封信，讓孫女小延讀給她聽“此刻，我們全家人的心都貼在你的心上，同你一起，歡迎新春的來臨……”

大年初一早晨，丁玲聽著街上喧囂的鞭炮聲，突然說道“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馮雪峰是她年輕時得不到的愛情，她們曾經相愛，又分開。那時候，她的身邊還有愛她無微不至的胡也頻，還有懂她敬她的沈從文。人生匆匆數十載，她後來見證生離死別，友情的決裂，信仰和性格的轉變讓她傳奇一生，而命運最終也一樣歸於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