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看，每天早晨醒來開始，我們就要開始選擇——決定吃什麼，做什麼，看什麼，聽什麼。無數決策，構成了雷同而又相異的一天。
對現代人來說，生活就像是一個充滿選擇的百貨商店，你從玲琅滿目的貨架間穿行而過，所擇取的一切，終將你導向既定的終點。
但若歷數一下，每天遇到的人與事都或多或少左右你的思想，影響你的行為。重複的言談，記住的歌詞，接受的態度，反對的觀點，我們並沒有想象中那樣大的控制權。
第32屆聖丹斯電影節上，有一部提名評審團大獎的紀錄片，就記錄了一個關於操縱與被操縱的故事。
只是這次影響人們的，不是媒體和報刊，而是邪教。
《聖潔地獄》，原名Holy Hell，一語雙關。
與一般揭露邪教內幕的新聞紀錄片不同，《聖潔地獄》所有素材均為第一手資料。
導演本身曾是該團體的一員，他花了22年時間，拍攝了整個教派的興起與衰滅，及其信徒的醒悟與淪陷。
如此之長的時間跨度，與導演的特殊身份，乃至未經修飾的直接素材，讓《聖潔地獄》在整個紀錄片領域都屬鳳毛麟角。也因此，我們得以透過鏡頭中二十餘載的瘋狂與明滅，一窺人類心智的脆弱與不堪。
教團名為——“佛土”，一個由希望與絕望，自由與極端匯成的矛盾體，散發聖潔光芒的真實地獄。它曲解了佛教與基督教的部分經典，於上世紀80年代成立，坐落在洛杉磯郊外。
開始時，導演拍攝教團，只是出於傳播教主的教誨，記錄自己的經歷，分享所謂愛的經義。直到他逐漸發現，事實並非想象般美好，斑駁碎裂的牆皮下逐漸露出醜陋的泥磚。
電影開始，導演威爾闡述了他的童年。
80年代的美國，正是雅皮士興旺的年月，每個人都在探索生活的不同可能，希求超脫凡俗的際遇。
我是誰？我為何在這裡？我將往何處去？每個人都會在人生大小階段，產生如此詰問。
目睹祖母離世的威爾，對生與死好奇滿滿。出生於天主教家庭的他，有著與同齡人相異的興趣——
追問終極意義的存在。
有趣的是，電影專業畢業的威爾，有比平常人更方便的途徑觀察世態變遷，用鏡頭捕捉短暫且易碎的真實。
終究生活的痛苦沖垮了電影的屏障，同性戀身份曝光，也讓他被母親趕出家門，家庭與社會雙重支持的缺失，亟需一塊可以接納自己的土地。
這種與生俱來的敏感與好奇心，可能成就一位藝術家，也可能把人引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這一切的開端，就是他接觸到“佛土”的那天。
與通常印象裡的邪教不同，洛杉磯郊外的這處聚會地點，不僅非是集中營看守所一般的黑暗所在，而是充滿歡聲笑語的花園。
沒有五大三粗的打手，也沒有鐵絲網環繞的高牆，這個鼎盛時期也不足200人的小團體中，所謂教主也並非神通廣大的超凡存在。
有些人飽經滄桑，童年時被遺棄、被虐待，多次嘗試自殺，生活困苦有如徘徊於無盡迷宮。
且我們常常認為，一個人的智力水平與受教育程度，決定他是否可能輕信邪教。但片中精英人群比比皆是，有人考上碩士，計劃成為兒童心理學博士，有人曾是天主教信徒，家庭事業雙豐收也不罕見。
這些人，並非沒有大腦任人擺佈的殭屍，腰眼上既沒頂著槍管，家人也沒被挾持，他們完全可以選擇退出。
但對人生意義的天然需求，讓他們無法忍受生活的瑣碎與無趣，他們懷疑自我也懷疑他人，認為生活不該這般乏味，只有生存，工作與死亡。
而教團中充盈的生命活力，笑臉與真摯的喜悅，讓人很難不為之觸動與憧憬。
“我也想這樣生活” ，這是佛土對他們最大的魅力。
但這也是邪教最為人髮指的一點，它利用人性中向陽的一面——對美好與善良的渴望。扭曲它，引誘它，畸化它，把心靈拖向毒瘴瀰漫的無底深淵。
它用美好的幻覺吸引你不斷投入，直到你也成為捍衛幻覺的一員。
從採訪的鏡頭中看，即使教派已然消亡多年，前信徒說起加入時的經歷，都是一幅不可思議的笑臉。甚至時隔多年，那些曾被剝削與虐待的成員，仍會神采飛揚地談論那段歲月。
“如果這是邪教，那也是一種好的邪教。”
如此戲劇化且徹底地皈依，正是心理學上的
社會影響技巧：其一，受到“教化”的人，都曾領略孤獨與疏離之感，那些最容易淪陷的個體，也最渴望關注與友愛；
其二，在選定了目標後，整個教團從上至下，會用盡手段影響個體認知，這種全方位無死角的攻訐，絕非“洗腦”一詞能夠涵蓋。
童年的創傷經歷轉化為潛意識的需求，被拋棄、被遺忘、被否定的記憶，導致人們急需一處避難所，既能放置肉身，又能安撫內在。
教主米歇爾，溫和而充滿精力，作為信徒眼中的引路人，能與上帝直接溝通的聖體，擁有充滿誘惑力的嗓音與狂熱而執著的眼神。
但有別於其他教主的自我包裝，米歇爾並非長髯虯鬚的老者，相反非常現代。穿速比濤泳衣，戴雷朋眼鏡，會說好幾門外語，現代社會的潮流標籤，都能在他身上尋見。
幽默機智，能說會唱，如果他沒有成為一名邪教教主，也會是社交場合裡閃閃發光的寵兒。
甚至他還參演過波蘭斯基的《羅斯瑪麗的嬰兒》，雖然只有不到一秒的露面。
他率領信眾為新人舉行所謂的“淨身儀式”，在雙手的摩挲之下，個體要拋棄自己的牽掛、慾望和追求。
這種近乎催眠體驗的群體壓力下，原本就脆弱的個體，很容易進入一種狂熱狀態。感受更為高尚的自我，超越以往的認知經驗。
信徒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睡在一起，一起談論想談論的一切。這是一種現代社會罕有的群居狀態，如田園詩歌一般的烏托邦世界。
看到這一派親密景象，彼此擁抱互相溫暖，被社會弄得遍體凌傷的你，會想融入其中還是拔腳離開，回到被人輕視，孤獨寂冷、與世隔絕中去呢？
即使如今我們可以判定，這是一場可悲的邪教表演。但當時當地，這並非一樁完全吃虧的買賣。無論是金錢還是體力，信徒自然而然開始為米歇爾奉獻一切。
甚至有人會花上幾個小時，從店裡買來最好的水果，清洗雕刻擺盤成一副“最後的晚餐”，即使他不會吃上一口也在所不惜。
而想方設法讓人去崇拜的，往往暗懷鬼胎。
開始有人懷疑米歇爾的本意，有的信徒家人甚至僱傭私家偵探跟蹤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是“這是個良性組織，沒有危險。”
但最堅固的堡壘，也敵不過從內攻陷。一個叫肯尼的男孩，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危險，米歇爾作為教主，其實控制了信徒的一切所想所願，什麼能做什麼禁止，他的口舌即是標杆。
他找到了“警惕邪教網”，一家民間組織，試圖揭露與摧毀佛土教派。
“追隨者不能提出質疑，也沒有任何責任可言，這個組織就很危險”。
這句話道出了邪教的危險本質，在無數遍聆聽對愛與善的粉飾後，人就會逐漸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與意願。
雖然表面上佛土並沒有大力招攬信徒，也沒有過激教義與瘋狂行徑，但封閉與缺乏反省的形式，就像常年缺乏光照的屋角，註定將滋生腐敗。
這也是教主米歇爾最害怕的事，佛土被稱為邪教。但有趣的是，他並沒有阻止那些試圖放棄“信仰”的人，他選擇了主動離開他們。
這一看似反常的舉動，實則巧妙卻頗具威力。被家人帶走的信徒，都感到自己再次被拋棄，他們拒絕回到外界，回到被稱為烏合之眾的群體中去。
米歇爾還創造了一個殉難者的形象，他以無數為信仰而犧牲的前人為標準，把自己打造成不被傳統社會接受的反叛英雄。
但隨著鏡頭推移，越來越多的私利與黑暗開始顯現。
米歇爾教導信徒對FBI撒謊，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並一直對自己的家人編造謊言。
信徒獲得新信息的渠道也被封鎖，有人的父母甚至就住在附近，卻不知道自己的兒女所在。這種控制信息接受的方式，也常為傳銷組織採用，當人能夠用以判斷的依據越少，就越難做出理性的決策。
他開始教導信徒捕捉小動物，用鐵鍬將其斬首，如同訓練自己的私人軍隊；
他控制信徒的社交生活，每一個人的交流都要通過他的指導；
為了滿足自己的喜好，他慫恿有錢的信徒買下他中意的土地，用以修建劇院；
因為工期的延長，他開始暴露出急躁的嘴臉，甚至出口威脅；
為了自己的審美，要求某人去削骨整容；
甚至會用艾滋病來恐嚇想要離開的信徒。
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理想，他那過早夭折實難實現的演員生涯。
催眠術、表演技巧、群體壓力 ，是他用來讓自己成為上帝的三件法寶。
不能有自己的思維，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唯一剩下的真理，就是米歇爾口中的真理。
一封揭露米歇爾惡行的電郵中，甚至披露了他與年輕男子強制發生性關係。而前信徒的口述中，則證實其絕非虛言。
人們一個接一個說出被虐待的經歷，這個曾被稱為佛土的天堂，終於崩塌瓦解。
而即使是最接近真實概念的紀錄片，也無法完全避免立場與視角的存在。
《聖潔天堂》的素材雖來自一線，但不可避免受到導演主觀的刪減。影像作為載體的侷限正是於此，我們甚至很難確定，米歇爾本人面對鏡頭時的含糊其詞，是否隱藏了另一層真相的存在。
但無法否認，當冠冕堂皇的善意蛻去，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張面孔的背後，其實只有自戀和瘋狂。
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用來自我實現的奴隸。
而最終被迫遠走他鄉的教祖米歇爾，卻在多年後重新成立了教派，並自詡為神王，開始了新一輪的蠱惑與催眠。
但留給眾人的創傷卻再難痊癒，憤世嫉俗與不信任他人的種子已然茁壯。有些人逐漸恢復，有些人卻繼續跟隨教主，再也無法回來。
話說回來，合法與非合法，通常是用來衡量邪教與非邪教的標尺。而所謂非法，關鍵在於該教派是否會以強制性的精神控制，讓人無法拒絕。
而什麼是強制？什麼是精神控制？界定這樣模糊且曖昧的語彙邊界，其實正指向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所謂的自由意志到底是否存在？
這一問題本身尚無定論。精神世界的複雜與不確定，讓我們通常只能以少數標準衡量彼此。但不可否認，“佛土”與那些已經消亡或正在成長的邪教一樣，巧妙運用了大量的影響技巧來說服與誘導，撥弄人腦中天然的毀滅開關。
這並非任一邪教的原創。時刻保持清醒與理性是如此困難，一廂情願的解釋和觀點，往往會把我們引入天堂般的地獄與地獄般的天堂。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邪教也許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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