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智保田創奇蹟
閩西的土地革命由192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永定縣溪南開展的分田運動開其端緒。1929年3—5月，紅四軍兩次入閩，在閩西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發展原有的革命基礎，創建了閩西革命根據地，並領導根據地人民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了50多個區600多個鄉的土地問題，約有80多萬貧苦農民得到了土地。當時分田的範圍佔全區總戶數、總人口的70%以上。1930年春，閩西又深入進行了“抽肥補瘦”，調整土地的工作，到同年六七月間方告結束。閩西土地鬥爭中所創造的豐富經驗，為中央蘇區土地革命全面、深入的開展提供了借鑑。
1934年10月，主力紅軍長征以後，國民黨軍隊佔領閩西蘇區，還鄉地主也乘機向農民反攻倒算，紛紛奪回已分的土地。國民黨政府頒佈《收復區土地處理條例》，規定原來已經沒收分給農民的地主土地，“一律以發還原主、確定其所有權”。這樣，經過復辟和不斷的蠶食，原屬閩西蘇區的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漳平等縣被地主收回的土地有267個鄉，遭反攻倒算的農民有53萬多人。
為了維護農民的利益，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成果，留下來堅持革命的紅軍游擊隊，領導遊擊鬥爭中心區的龍巖、永定、上杭等地的農民，向還鄉地主開展了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各種形式的抗租鬥爭。當地主將要收租時，紅軍游擊隊組織農民張貼“收租者殺”的標語，以警告收租地主。對不聽警告且有罪惡、農民痛恨的地主，實行鎮壓，藉以殺一儆百。此外，紅軍游擊隊還在收禾季節，以武裝幫助農民抗租。每當地主帶狗腿子向農民收租時，游擊隊就在地主運糧回家途中進行襲擊，幫助農民奪回租糧。經過這些鬥爭，在紅軍游擊隊經常出入活動的地區，農民對地主實際上是不交租的。在這樣的地區，土地所有權表面上是地主的，實際上仍歸原來土地革命時分得該地的農民。
至1937年7月，閩西共產黨組織與國民黨當局經過艱苦的合作抗日談判，在雙方簽訂的協議中，國民黨保證：“土地革命時期所分配的土地應保持原狀；未分配土地的地區，應實行減租減息”，從而確認了保田地區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1938年3月，新四軍第二支隊北上抗日後，閩西國民黨頑固派認為恢復封建土地業權的時機已到，便重新提出土地問題，一再煽動、策劃和支持地主、豪紳進行反攻倒算，逼租奪田。閩西黨組織在敵強我弱的不利情況下，領導廣大群眾開展了反對業主團收租、開辦試驗農場、徵收軍米等多種形式的保田鬥爭，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種種陰謀，取得了保田鬥爭的完全勝利。
1943年，由於國民黨福建當局特別不滿龍巖“迄今全縣四分之三土地，尚存留生授死歸不納地租”的現狀，便變換花樣，在閩西的龍巖等縣推行所謂變佃農為自耕農的“扶植自耕農”運動。這種在維持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對現實的農村土地關係進行某種有補償的調整政策，實質是強迫農民交出土地，承認地主土地業權。由於沒有群眾基礎，這一政策收效甚微。所以，到抗戰後期，當中共閩西黨組織恢復活動，重建自衛武裝後，有力地支持了農民反對“扶植自耕農”的鬥爭，迫使龍巖國民黨當局只好於1947年底將扶植自耕農的辦事機構也取消了。這樣，國民黨吹棒一時的“扶植自耕農”的土地政策最後也在閩西以失敗而告終。
經過長時期尖銳複雜的鬥爭，閩西黨組織領導廣大群眾終於部分地保住了土地革命的果實。據新中國土地改革前調查，閩西有龍巖、上杭、永定等縣的15個區、83個鄉、14.6萬人口的地區，約有20多萬畝的土地一直保留在農民手中，直至全國解放。這是閩西紅旗不倒的重要標誌之一。在保田地區甚至還保留一年一度“抽死補生”“抽嫁補娶”的調整土地習慣，這是中國農運史上的奇蹟。□
國共合作為抗日
1937年4月上旬，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收到了閩南紅三團轉來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3月5日《給閩粵邊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1936年9月17日《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重要文件，即於4月25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貫徹中共中央和南委指示。會議根據閩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決定馬上發動和平運動，創造合作談判的氣氛。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隨即向所屬各部發出指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停止打土豪籌款，除了必要的自衛以外，停止一切敵對的軍事行動。
由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已是舉國一致的要求，所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起的合作抗日運動，贏得了閩西南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支持，在閩西南地區造成了一股強大的抗日救亡的聲勢，在政治上給國民黨軍政當局造成了強大的壓力，實行國共和談的條件逐步趨於成熟。5月，由巖南漳縣軍政委員會主席魏金水通過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營長謝再發與粵軍營長吳琪會面。雙方經過交談，對合作抗日取得了一致意見。接著，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派原紅九團政委謝育才為總代表，負責與粵軍及駐龍巖的國民黨軍政當局談判，充分闡述中國共產黨與紅軍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主張。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為爭取更加廣泛的社會支持，又以張鼎丞、鄧子恢的名義分別致函旅居漳州、廈門的閩西同鄉各界人士，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派代表赴漳、廈商討閩西南和平問題和募捐紅軍的給養。閩西同鄉各界人士對此極表支持與贊助，立刻通電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7年6月，謝育才同駐龍巖的粵軍旅長練惕生及第六行政公署專員張策安舉行談判。但此時張策安、練惕生對和談尚無誠意，他們向謝育才提出取消閩西共產黨和紅軍、蘇維埃組織、發表“投降自新宣言”等無理要求。
為了促成閩西南的國共合作抗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派鄧子恢親赴龍巖。7月10日，鄧子恢、謝育才抵達龍巖。經過多次談判，國民黨方面大致接受了鄧子恢等按照《三致粵軍公函》和平條件提出的原則立場，但是，在紅軍點驗的地點問題上，國民黨方面堅持紅軍集中在他們指定的地點，鄧子恢、謝育才警覺到國民黨的這一要求，可能包藏著陰謀消滅紅軍游擊隊的禍心，因而堅持集中地點由紅軍自行確定，但國民黨方面不同意鄧子恢的意見，談判陷入僵局。正當相持不下的時候，從閩南傳來了紅三團在漳浦陷入國民黨預設的埋伏，被第一五七師包圍繳械的消息，鄧子恢為此向粵軍提出嚴重抗議。他嚴肅地指出：“由於貴軍背信棄義，製造漳浦事件，部隊很不放心，因此堅持分兩地集中。”
經過堅決鬥爭，國民黨軍政當局不得不同意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意見，7月29日，鄧子恢、謝育才與粵軍代表練惕生、第六專署代表張策安在龍巖商會談判成功達成協議，從8月23日開始，閩西南紅軍游擊隊第一、二、三、七支隊及龍巖、上杭、巖連寧、巖南漳縣游擊隊集中於龍巖白沙，第四、五支隊及永定、永東、永埔等縣游擊隊集中於平和縣之蘆溪，將紅軍游擊隊定名為“閩西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8月30日和9月4日分別經過點驗後編為3個大隊，集中於白沙之紅軍為第一、三大隊，駐蘆溪之紅軍為第二大隊。□
北上抗日顯神威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同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將在南方八省十五塊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命令閩西南、閩粵邊、閩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張鼎丞為司令員，譚震林調任第三支隊副司令員，鄧子恢調任新四軍軍政治部副主任。命令傳達後，閩粵邊的紅三團和閩贛邊的（長）汀瑞（金）游擊隊相繼開赴龍巖白土，同閩西紅軍游擊隊會合。之後，各部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第二支隊第三、第四團。第三團由原閩西紅八團、龍巖縣獨立營和汀瑞游擊隊組成，團長黃火星、副團長邱金聲；第四團由原閩西紅九團，上杭、永定紅軍游擊隊、閩南紅三團等組成，團長盧勝，副團長葉道之。全支隊共2400餘人。
在新四軍第二支隊改編成立期間，龍巖白土成了閩粵贛邊區令人矚目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心，各地不少愛國知識青年、海外僑胞紛紛前來投奔新四軍。
1938年3月1日，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率領新四軍第二支隊全體指戰員，告別前來歡送的父老鄉親，告別可愛的故鄉，告別了曾經浴血奮戰的紅色土地，慷慨激昂，揮淚高唱“我們捍衛祖國，我們齊奔沙場，千年夙願，如今得償……”的抗日戰歌，浩浩蕩蕩地踏上了奔赴蘇皖抗日前線的征途。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編入新四軍二支隊的閩西兒女，在司令員張鼎丞等人的率領下，以“不滅豺狼誓不休”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毅然投身並奮戰在各抗日戰場，前仆後繼，與侵略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馳騁在大江南北與敵頑展開了長期艱苦的鬥爭。
由張鼎丞領導的二支隊與陳毅領導的一支隊互相配合，共同努力，至1938年底，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鄧子恢和張雲逸、羅炳輝等一起，開闢了淮南抗日根據地，在津浦路西側12個縣建立起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鄧子恢幫助彭雪楓整頓部隊，開展反日偽“掃蕩”鬥爭，鞏固和發展了淮北抗日根據地。陳丕顯參與領導保衛黃橋的戰鬥，取得消滅韓德勤頑軍11000餘人、俘虜4000人的重大勝利。
在抗日戰場上，閩西子弟善於捕捉一切有利戰機殲滅日軍，1940年6月1日，日軍南浦旅團岡本聯隊吉田中隊侵犯句容三岔地區，二支隊副司令廖海濤、四團政治部主任王直指揮四團三營和支隊部特務連擊斃日軍中隊長吉田等130餘人，繳步槍60餘支、炮1門。陳毅特發電報給廖海濤傳令表揚。3天后，日偽軍數千人並配有騎兵、坦克合擊二支隊於虯山一帶，二支隊利用葉家棚子的有利地形在斃傷日軍40餘人及戰馬數十匹後，機動轉移。1944年3月，陳丕顯與粟裕等發起車橋戰役，共殲日軍460餘人、偽軍500餘人，生俘日軍24人，繳獲大批武器和軍用品，解放了車橋地區，使蘇中、蘇北、淮南、淮北根據地連成一片。
閩西兒女的熱血灑遍了全國各個抗日戰場，陳明、廖海濤、羅化成等烈士就是閩西兒女中勇於獻身的傑出代表，他們用熱血譜寫了一曲曲威武雄壯、可歌可泣的英雄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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