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年華》評介11：曾令萍：最好的禮物
最好的禮物一一讀《敕勒川年華》有感
曾令萍
一
《敕勒川年華》是在我下鄉50週年之際意外得到的最好最厚重的禮物。
我與作者同是北京老三屆，同樣經歷了1966年到1968年的北京中學文革，又都在1968年9月到敕勒川插隊，我與他有著太多相似的經歷和感受。
但我們不在同一個公社，我以前也不認識他，50年後我們竟在《敕勒川年華》重現的時空中相遇，對書中的人和事我幾乎都有跡可尋並心領神會。
比如書中主要人物之一卞清怡的原型，他的出身經歷、他失明的左眼、他的自證清白、他犧牲前19天給友人寫的那封信（p.86）。
比如舜天中學的陽校長。
比如後套的“一位呂姓老知青”和“被投入牢獄的思者”（p.285）。
比如“運動中頂層當紅一位，他的女兒”（p.305）。
更不用說5
號首長、雲主席、晏老師了……當然還有“中山公園音樂堂那一幕”（p.87）；那些“胡理”、蒙曲兒、老鄉用語錄紙捲紙煙、麥收後播“淫調調”（p.164）、家譜雲圖、打井、殺狗、捕吃沙雞、捉蟾蜍、碾蟣子抓馬蝨等等等等，太多太多，比比皆是！
所以，我一邊如飢似渴地閱讀著這章章錦繡字字珠璣，一邊分享著、咀嚼著、回味著、共鳴著、滿足著、興奮著書中的點點滴滴，並不時與作者的所思所想碰撞出火花。這是多麼美妙的奇遇！這是多麼不可多得的心靈滿足和精神享受！
二
《敕勒川年華》是青春文學中少見的大視野佳作，書中對敕勒川的歷史、地理、人文、天種天熟的生態農種、協和農業、廟倉經濟、民俗民風、方言土語、庫倫會獨貴龍、換婚、長先幼繼、農作物、經濟作物、藥材、畜牧、刺馬飲血、殺羊解羊、傅作義的晉綏軍、共產黨的大青山游擊隊、甚至傳入蒙地的佛教及其彌勒神佛、天主教及其糜子教友奶子教友、誓約締盟等等全都有記述，堪稱敕勒川的百科全書。
作者還對那個特殊年代的國家命運作了精心的提煉和分析，對敏感的人和事也秉筆直書。
比如書中對血統論和階級鬥爭就有多處評論和抨擊。
對大食堂、吃飯不要錢、學大寨，對因“終年無娛樂”而“多是消遣”“鬥嘴調情”的“男女不設防”、怡情小賭，“劑量有限、輔助治療、難能成癮”吸食“洋牡丹”的“農餘三事”，也都有著自己的見解。
對“彎弓射鵰”更有獨到的思考，書中結尾處甚至還提到“體制性障礙”（p.333）這樣的議題。
一一這是作者的良知，也是本書的獨特性之一。
基於作者對敕勒川歷史及其典故、地理地貌、風土人情、習俗方言等等的熟悉，加之他塑造的每個人物都有其原型，使得他對小說中的人物性格特點和故事情節脈絡駕輕就熟，渾然天成。
正因為作者的靈魂歸所於敕勒川這片神奇的土地，作者的血液流淌著敕勒川的精神和風采，因而這個奇特的所在給予他的種種啟示便凝聚成了俯拾皆是的精練而優美的文字，在此僅舉兩例——
描寫灌渠：
遇上朔風激雨，牽上韁繩就跨坐騎，衝上茫茫田野，金鐘倒掛，臉貼地皮，黃泥濁水，任由迸濺，水道流向立判，渠道曲直了然。（p.53）
講述故事：
他的媳婦子桂秀，和一個富農的兒子，安寶寶，“牽手手，親口口”，廝混在一起，“好想你”“要尋你”，正在承歡房事。（p.261）
足見作者神韻自成的語言功力，加上信手拈來的敕勒川方言，每每捧讀，都令人沉浸在一種妙不可言的情感享受之中。
三
本書著重描寫了主人公司馬小寧從青澀到成熟的成長過程中，“深淺不知”“少不更事”的兩件事：
他組織村裡青年打機井時，出了安全事故，傷了趙小娃的脾臟。在醫院陪護期間，小寧始終十分鬱悶，懊悔自己事情沒辦好，闖下大禍。小娃出院後，小寧到趙家對小娃的父母＂低頭彎腰，一躬不起＂。二老卻不僅沒責怪他，還悉數知青們為村裡做的好事，要小寧和小娃做好兄弟。小寧感動得熱淚滿面。幾個月後村裡用招工指標安排小娃去了旗水泥廠。後來小娃身體很壯實，還娶了妻生了娃。
當他得知岱村的幹部沒按照隊裡與知青在庫倫會上籤下的互諒文契，再次分了私糧，還瞞著知青時，火冒三丈。但他礙著副小隊長張蘭蘭是赤貧，便把火撒在了富農分子安福鎖身上。從未打過人的他掄開右臂，摑了安福鎖一個耳光。
事情“和解”後，小寧雖心裡有愧、不安，卻根本沒有想到過應該去向安福鎖道歉，也是潛意識裡忌諱安福鎖的富農高成分。
成年後，小寧認識到他的這種行為屬於“人身歧視”。
“這個平生最大的錯誤”，使司馬小寧煎熬多年。他上大學後曾多次回村，想找到安福鎖，哪怕找到安的兒子或安的其他後人，說一聲道歉，可是沒有找到，這使他一生都難以平復。
我以為，這種人身歧視，毫無尊重他人人格尊嚴的意識和自覺，固然源於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的根深蒂固，也源於小寧自己的出身優越感，仍是血統論在作穢。
文革初，我們很多人或大或小多多少少傷害過他人，後來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良心的譴責。可是我們像司馬小寧一樣，當時根本沒有道歉的意識和習慣，也是礙於面子、礙於被傷害者的“牛鬼蛇神”或“狗崽子”身份，結果在本可以道歉的時候沒有抓住機會，後來便永遠失去了機會，成了自己一生揮之不去的心結。
一旦發現自己犯了錯，就要立即道歉，不能等以後再說。這是作者通過本書要我們記取的是司馬小寧的、也是我們大家的教訓。
四
在本書中，我意外地找到了我們老三屆對文革中發生的一些長期不得其解的問題的答案。
比如：為什麼在“紅八月”的北京，“能折騰的，甚至很殘忍的，女性要比男性還多”（p.317）？為什麼正是北京最好女校的學生成了首當其衝的文革打手？作者借清怡之口“女性的激發閾值較低”（p.318），給瞭解答這個問題一個值得重視的角度。
另外，對“時不時被校友提起”，又“常聽人吵吵”的北京第一個打死校長案，作者也通過司馬小寧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做起了專業史學研究，育實中學成了重點專題”（p.323）。打死校長有兩種可能,真有讓校長致命的某某,也可能是群體行為。而如果是眾罪該讓誰認罪認罰？
不同於自上世紀60年代末起西方國家出現的如意大利的紅色旅、法國的紅五月、西德的紅軍派等左翼激進、叛逆的青年，他們是在自己法制完備的國家自發自覺地造反、搞恐怖活動。所以凡是觸犯刑律的，後來一律罪不得免。
文革初我們中國的紅衛兵則是奉旨造反，是被引領，是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旗號下進行的。
對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雖然上面早已有了“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有過公訴公審平反賠償，但如何休止恩怨、撫平那全局性長時間的過失帶給人們的傷痛，多年來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和疑點。
本書塑造的知青人物之一，那個“京城名校育實女中學生”，湘籍紅軍軍長的女兒，文革初當過“老兵”，曾身著戎裝登上天安門與毛主席握了手合了影，下鄉時到了其父工作過的敕勒川，“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趙小駒，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
文革初在那次批鬥教育口領導和校長們的著名大會上，搞噴氣式、掄軍用皮帶有她的身影；作為西城紅衛兵代表她曾聲援東城紅衛兵強行進入雍和宮造反；下鄉後為“保障以糧為綱”，她“挨家挨戶剜枸杞、鏟黨參”；她還為徵糧殺狗，成了“不潔之人”；“運動”中她不僅不聽巴師長要去撤火、不要添柴的勸導，反而認為巴師長也是壞人，大搞逼供信，結果“誤傷誤亡”。
運動糾偏後，她在岱村不好意思待下去了，便走後門去部隊當了兵，後來成了一名軍醫。
因涉嫌公社書記雲貴小之死，她恐慌了一陣，後來由於“運動事出有因，問題在上面”，她“同許許多多參與者一樣，躲過一劫”。“但她自己，心裡卻時有不安”，因為吃了“瓜落兒”也時有委屈，毛主席逝世時她還曾擔心會被清算。
無疑，趙小駒這個人物極具現實生活中的典型性。
對文革，儘管上面定性為全局性、長期性的嚴重錯誤，而對人的處理則＂宜粗不宜細＂，所以傷人者、被傷者以及互傷者們之間的恩怨多年來從未休止。幾十年來，絕大多數趙小駒們雖不曾發聲，卻心存愧疚，十分懊悔，並一直在尋求解脫、了斷之道。
如何解脫呢？如何擺脫壓了她／他們大半生的心理重負呢？究竟該由誰來了斷？怎麼了斷？在她／他們的有生之年還能了斷嗎 ？一一這既是趙小駒們，也是文革關注者、研究者們，甚至是一些被趙小駒們傷害過的人們長期未解的難題。
作者在本書中給出了他自己的解答——
“懺悔得救贖”。
“對就接著做，錯就改過，等誰了斷？先自己了斷！”
此外，作者還借小寧父親之口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如果社會不再無序了，連我們的人格、個性都會好起來。”（p.332）
五
本書僅僅展現了曾經“一門心思為讀書，清教徒似的，不吸菸、不喝酒、不看戲、不跳舞，立志是要考清華、北大的”（p.15）北京重點中學的一夥尖子生們在敕勒川這片土地上“要做事、做成事”（p.180）的一幅幅生活畫卷，他們“拉電、種菜、栽樹、漚肥、行醫、教書、喂牲口、務良種……”（p.127），還有的擔任了大、小隊會計和副大隊長，發揮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實現著各自的價值，五年後他們都先後上了大學。如今，他們要麼成了國內的專家學者大學教師，要麼旅居美、加（ p.3）。
對此我有些許遺憾：儘管我們絕對不該苛求本書像梁曉聲的《知青》那樣對上山下鄉運動進行全景式的呈現，讓各類知青得以按自己的人生體驗找到其共鳴點，讓各類讀者對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上山下鄉運動能有個儘可能全方位多層次的瞭解，但畢竟敕勒川的知青們並非都來自名校，也不都像岱村的知青那樣出自＂身貴名重＂的家庭（p.24），後來更沒都成了棟樑之材。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燕化附屬中學高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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