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囊蟲病及其他：歡迎來到印度器官博物館

利維坦按：文中所說的腦囊蟲病，又名豬囊尾蚴病，也是我做過的一個噩夢中最駭人的病症……此種寄生蟲的發病形式會造成腦部出現神經性的病變（經消化道穿出腸壁進入腸繫膜小靜脈，再經體循環到達大腦內）。在發展中國家裡，囊蟲病是最常見的癲癇發作病因之一。順便提醒那些愛吃豬肉的同學，一定要將豬肉煮熟煮透再吃（反正我個人從來不吃豬肉）。

本文的這個印度大腦博物館並不是全球收藏量最大的。秘魯利馬桑托斯·托里維奧·德·莫格羅韋霍醫院（Santo Toribio de Mogrovejo Hospital）內有一家大腦博物館，收藏了近3000例大腦標本。

博物館內大腦藏品

但這還不是最大的。美國哈佛腦組織資源中心（Harvard Brain Tissue Resource Center，hbtrc.mclean.harvard.edu），這地方外號“人腦銀行”，據說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人腦收藏（約7000枚人腦標本，一說為9000枚）。這是一家貨真價實的“銀行”——它為成千上萬從事精神錯亂、肌肉運動中樞疾病（如帕金森綜合症，亨廷頓氏病）的研究人員提供研究資料，還為尋找嚴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性精神病）的奧秘提供關鍵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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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喬琦

校對/斬光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nimhans-brain-museum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佈

一顆由福爾馬林固定的人類大腦，研究人員正準備將它遞給參觀者。圖源：MAYA PRABHU

女人死後，警察帶走了她的男人。女人的父母宣稱，是這個男人逼瘋了她們的女兒——他總是向妻子索要嫁妝。這個故事相當真實，尤其是當女人的既往病歷送抵停屍間的遺體旁時。病歷上列舉了許多似乎是精神疾病的症狀：瘋狂的舉動、幻聽、奇怪而又扭曲的幻視。

只有當醫生打開她的頭骨、拿出她的大腦並切片後，真相才最終大白：她的損傷是物理性的，且病源並不是她的男人，而是一條絛蟲。

坐落於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的大腦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座這一類型的博物館，別無分號。來到這裡的參觀者會知道，這個女人只是得了“腦囊蟲病 ”（Neurocysticercosis）。這正是該女子大腦切片上所貼標籤的內容。這些大腦切片外包裹著透明的硬塑料殼，浸泡在福爾馬林溶液中，猶如一件可怖的鎮紙或是一個特別平平無奇的玻璃雪球。它們就這樣保存在這座博物館中。

一片儲藏在塑料外殼中的大腦切片，標籤上寫著“腦囊蟲病”，這是一種由絛蟲引發的疾病。圖源：MAYA PRABHU

博物館內有成百上千具大腦標本，都用相似的方式保存、安裝、排列在LED背光架上。這些背光架就像條紋般安置在一間大房間的三面牆上。標本中有因動脈瘤、真菌感染、細菌感染以及外部創傷而受到損害的大腦橫截面。也有因腫瘤而扭曲的大腦標本，它們粘稠且與眾不同，就像柔軟、多褶的腦組織裡擠出了濃稠多肉的蘑菇莖幹。另有一些標本則展示了因先天畸形或因患阿茲海默症而部分萎縮了的大腦。長方體標本箱內則收藏著整個大腦，上面爬滿了稠化的暗色血管。

腦囊蟲病標本是一片大約半英寸（約1.27釐米）厚的切片，上面像被機槍掃射過一樣，佈滿了胡椒子般大小的、洞穿了整個腦組織的小洞——這是大腦被豬肉絛蟲幼蟲感染了的證據。“重要的是，”S.K.尚卡爾（S.K. Shankar）醫生解釋說：“在進行大腦解剖分析之前，這個病例存在誤診情況。”他進一步說道：“我們在臨床診斷上犯了錯。但這個——”他指了指擺滿了大腦標本的牆面，“把最終結論告訴了你。”

從這座博物館建成之初起，這位神經病理學家，尚卡爾醫生，就成了它的一部分。現在，剛過古稀之年的尚卡爾，身材依舊敦實、行動依舊敏捷，唇上的花白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最出名的還是他的高標準、嚴要求。2012年，尚卡爾退休了，從那之後，他每天都來博物館工作。

“我覺得，是他將我們凝聚成了一個團隊，大家各司其職，努力工作，”安妮塔·馬哈德萬（Anita Mahadevan）說，自1998年起，她就一直與尚卡爾共事。尚卡爾的同事們表示，建立這座博物館是他的主意，但當我向尚卡爾詢問此事時，他卻不以為意並堅持認為：這裡的一切都是整個團隊的功勞。

博物館中的S.K.尚卡爾醫生。圖源：MAYA PRABHU

上面提到的這個團隊由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一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構成。這個機構主持了兩個項目，其中之一就是這個大腦博物館，另一個則是博物館的姊妹項目，大腦銀行。1979年，尚卡爾以年輕研究員的身份加入該研究所。

同年，他和其他一些病理學家開始著手進行一個永久性的收藏活動：在解剖屍體時，將那些擁有有趣且清晰可辨的病理學特徵的大腦收集起來，並且，如果死者家屬一致同意，就將死者大腦浸泡在福爾馬林溶液中至少三週，直到其硬度達到可切片且可供持續展出時為止。

此後多年，這些數量日益增長的展品只能在一間小小的房間內“安家”，也只有專業醫學人員、研究者和學生能夠進到這個小房間內。“學生們很少能夠看到這樣的標本。他們只能看見病人，病人死了，然後他們只能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麼，”尚卡爾說：“但是在這兒，沒有猜測，只有事實。

2010年，一幢嶄新的大樓在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土地上拔地而起，那就是主體由藍色玻璃裝飾的印度神經生物學研究中心。而儲藏大腦標本的這個小博物館也得以搬到更大的地方。尚卡爾醫生和他的同事安妮塔·馬哈德萬醫生敏銳地捕捉到，這是將這些展品開放給普羅大眾的絕好時機。截至2014年，已有成千上萬名參觀者領略了這些展品的風采。而博物館也有了新目標：將“神經科學方面的知識”帶給懷揣著好奇心的大眾。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就像置身於某種奇怪的寵物動物園之中。

“這座博物館的主題是大腦，以及那些和大腦有關的故事，”尚卡爾說。在他的所有這些“故事”中，尚卡爾向我提起了一位圖書管理員的軼事。故事說到一半，尚卡爾自己停了下來，手指在擺滿標本的架子上滑動，接著拿下了貼著無關標籤的一些標本讓我仔細研讀，上面寫著“動脈粥樣硬化性腦萎縮”，或者“乙型腦炎”。尚卡爾把這些東西塞到我手裡，嘴裡喃喃地說道，“拿著這個”，然後“把這些放到桌子上，就是那兒”。

那個患上了腦囊蟲病的女子的遺體是在博物館建立之初送到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停屍間的。作為工作流程的一部分，這位女子的真實身份和她捐獻出來的這片腦組織已經“解綁”了。如果說還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的話，那隻能是尚卡爾，但他永遠不會告訴你：即便自己的病人都去世了，醫患間的特殊關係也仍舊存在。

然而，這些隱去了主角姓名的故事仍舊靜靜地埋藏在這些標本中，等待著人們傾聽它的訴說。其中的部分故事還有道德寓意。

三面牆牆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包裹在透明硬塑料外殼中的大腦切片。圖源：MAYA PRABHU

在尚卡爾的團隊於這位女子的大腦中發現絛蟲蛀的洞之後，她那身陷拘留所的丈夫也被釋放了。女人的父母主動放棄了控告。我猜想，這個家庭接下去會在悲傷中和諧相處，通過平凡的勞動，默默地度過餘生。病理學家們的“最終診斷”——排除了任何臨床診斷錯誤，排除了任何猜想與假設——換句話說，擁有一種冷卻效果。任何由謎團和懷疑激起的狂暴力量都會在大腦解剖的實際結果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也許這種對直接經驗的信服，就是為什麼大腦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鼓勵參觀者們伸出他們未經訓練且未帶手套的雙手捧著這些真實的人類大腦，感受著還帶有保存液的滑膩表面。

和儲藏在塑料殼中的大腦不同，這些標本是“正常”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健康的，儘管將這個詞用在一個逝者的大腦切片上顯得有些奇怪。實際上，這意味著大腦的主人死於其他原因，死於身體其他部位的不幸而非大腦。

在這些案例中儘管調用了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病理學家，但讓他們作出“死因”聲明的就不再是臨床治療醫師了，而是城市警察。驗屍環節也成了這些科學家詢問死者家屬，是否願意將他們摯愛之人的肉體遺骸託付給這種特別的身後事處理方式的唯一機會。

博物館中陳列的各類器官。圖源：MAYA PRABHU

我第一次去這座博物館的時候，屋子中間的桌子上擺著一件白色搪瓷盆，裡面放著兩件完整的大腦標本以及幾個其他器官——肺、肝、心臟、從硬膜囊中溢出的一團粉條狀脊髓神經——所有這些都浸泡在搪瓷盆內一兩英寸（一英寸約2.5釐米）深的溶液裡。打著結的粗棉布裡還包裹著第三個大腦標本——這個是切了片的。引導我參加的這場公眾遊覽的科學家將手指放在這些大腦切片上慢慢滑過，就好像在瀏覽名片一樣，想要找到那份最能表現海馬體外形的切片。她小心翼翼地將這些浸泡過特殊溶液的身體器官捧在手心，再轉交到我們掬著的雙手中。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就像置身於某種奇怪的寵物動物園之中。

用福爾馬林固定的完整大腦標本沉重、完整，即便是在兩個半腦的結合部位也十分牢固，從質地上說，這就像個有彈性的肉球。那些來到大腦博物館作校外參觀學習的小學童總喜歡將這件標本比作堅硬的印度奶酪。負責講解的科學家告訴我，鮮活的大腦更像果凍，但即便是這種硬化了的狀態，這個器官作為一個肉質的普通物質實在——容納人類所有思想和感情的劇場——也仍舊有點像是一場顯靈，像是一場逆序的奇怪超自然體驗。

展品中還包括一些動物大腦。圖源：MAYA PRABHU

尚卡爾和馬哈德萬用“啟蒙”這個詞來描繪他們期望這座博物館取得的成就。在印度，大腦疾病常常會與恥辱和迷信聯繫在一起，因此，“啟蒙”這個詞會引發一種特定且有實際意義的共鳴。“人們總是認為這些神經疾病就像是邪惡的魔鬼。而我們想要破除人們心中的這個想法，”尚卡爾對我說。博物館牆面上張貼的海報直截了當地把矛頭指向了癲癇症。其中有一條是這麼說的：“持續接受有效治療，重現美好光明未來！”

巴拿勒斯印度大學坐落於印度北部的古老城市瓦拉納西。維賈雅·納特·米什拉（Vijaya Nath Mishra）醫生就是這所大學的神經學家，20年來，他一直致力於研究癲癇症及其特徵。“很多人覺得，癲癇症是惡魔的詛咒，因此，癲癇症患者常常被遺棄並且遭到社會的歧視，”今年米什拉作為共同作者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如是寫道。

2012年，一項發表在《柳葉刀》（Lancet）上的研究表明，在印度，只有60%的城市癲癇症患者和10%的農村癲癇症患者被送往就醫。根據米什拉和他同事的說法，剩下的癲癇症患者依靠“三姑六婆的巫術”治病。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2)61381-6/abstract）

“當我看到這些飽受折磨的病人時，我總會感到無助，”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米什拉這麼對我說。他曾見過一名18歲的少女被鐵鏈束縛著送到醫院。無數癲癇症患者被他們的配偶遺棄或是被他們原本的未婚夫/未婚妻拒絕。

在WhatsApp上，米什拉給我發了一些他在印度北方邦的偏遠地區作田野調查時拍攝的視頻。在其中的一段視頻中，

粗棉布覆蓋著的就是可以讓參觀者手持的器官。圖源：MAYA PRABHU

“這些迷信只不過是人們對自己未曾親眼目睹的器官的一些思索過程，”米什拉在電話中這麼跟我說。他解釋說，大腦是隱藏在頭顱內，無法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心臟會跳動，胃會咕嚕咕嚕響還會疼，但大腦則無法感知——“始終是生命中的一大謎團”。

不過，死亡倒是給糾正觀念提供了一個機會。2003年，米什拉來到班加羅爾參觀大腦博物館，以此作為一個為期15天的神經病理學研究生課程。“我震驚了，”他回憶道，“當我用手捧著一整個大腦的時候，實在是開心極了。”對米什拉來說，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並且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現在，米什拉旅行的時候，都會隨身攜帶大腦的照片以及一些乾燥杏桃來作為大腦標本的小型替代物——這些東西能夠讓大腦不再抽象。“這就是你的大腦。它很柔軟，不會像骨頭那樣斷裂，”米什拉這麼對他遇到的癲癇症患者說。“這樣，他們就知道自己是可以治癒的了。”

米什拉還隨身攜帶著自己的認捐卡。15年前，當他在班加羅爾的兩週之行即將結束之際，他把自己的大腦也預捐給了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病理學家們。

一名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將浸泡過福爾馬林溶液的人類大腦倒置。圖源：MAYA PRABHU

自尚卡爾醫生退休以來，安妮塔·馬哈德萬醫生就兼管著大腦博物館和大腦銀行這兩處的事務，今天，她的下班時間推遲了。一名男子剛剛去世，屍體解剖不能等待太久。她一到現場就跟我說：這名病人的肺結核擴散到了大腦，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小時裡引發了嘔吐和痙攣。他轉院來到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時已經太晚了，我們沒能拯救他的性命。

馬哈德萬說話的時候有一種良師應有的專注、和藹的態度。她對自己工作的熱情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別人：“我想讓別人意識到，大腦是如此美妙的一個器官，”她說。多年來，她始終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病理學家。“外科醫生是實幹家，他們想著讓事情重回正軌，”她解釋說，“病理學就像解答謎題一樣，而病理學家就是偵探。”

從偵探的角度上說，好消息是，這名男子的家人一致同意將他的大腦捐獻出來以供研究之用。實際上，很少有家屬會拒絕。“大多數家屬的態度是：我的家人離世了，能有機會讓別人繼續活著也是好事，”馬哈德萬說。“這個社會還是有不少能為他人考慮的人。”捐獻完成後，這名男子的一半大腦將在-80℃的低溫下冷凍保存在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大腦銀行中。同時，這一身體組織的檔案也會留存下來，以待後續研究之用。

動靜脈畸形的大腦。圖源：MAYA PRABHU

他的另一半大腦則會在福爾馬林中定型，由大腦博物館保管。此後，這個大腦標本便不能再進行生化檢測了，但其穩定程度卻足以在顯微鏡下作分析。這個大腦很可能不會安裝在塑料殼內後展出。用博物館團隊內的一位博士生什韋塔·杜爾加德（Shwetha Durgad）的話來說，這是專門為這些“完美範例”標本保留的特殊待遇：這些標本上會明顯體現出一些典型病灶。

然而，除了剛剛痛失親人的家屬的無私奉獻之外，馬哈德萬正面臨著標本供應問題。剛剛這名男子的大腦僅僅只是博物館今年新增的第十四具標本。“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看，屍體解剖率都在下降。過去，我們每年能得到將近300具標本——那是在磁共振成像技術投入應用之前，”她說。

現代腦成像技術讓醫生們能夠更早地發現問題從而拯救更多生命。但是，當病患死後，由這種碩大的環狀磁共振成像機器產生的陰影圖像往往已經足夠讓醫生作出可靠且充分的診斷結果，於是，醫生們鮮有動力再去要求作一次解剖，而家屬們更是沒有多少理由同意這種請求。

假如當年那位患有腦囊蟲病的女士在發病前，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就已經擁有了磁共振成像儀器，甚至只是電腦斷層掃描儀，那她可能就根本不會被誤診為患有精神病：在生前檢查產生的大腦圖像中，絛蟲留下的痕跡將會非常清晰。不過，假如這位女士最後還是不幸去世了的話，她的主治醫師此時就可能不再要求病理學家作進一步解剖了。她的這本大腦標本也許就永遠不可能登上博物館的展覽架了。

參觀博物館的醫學生正仔細觀察展品。圖源：MAYA PRABHU

對像馬哈德萬這樣的科學家來說，這就是個問題，因為當磁共振成像技術就事論事地告訴你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為什麼神經細胞會不斷死亡？我們可以做什麼來阻止此事？如此種種都需要我們拿到實體的腦組織，通過組學技術在其上展開生化實驗，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這些組織，”馬哈德萬解釋說。即便在病變腦組織存量持續下降之時，研究人員手中的研究工具也仍在不斷升級。

另外，印度國家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病理學家們可以進行解剖工作的地理範圍也十分有限。因此，儘管馬哈德萬正在努力推動全國範圍內大腦銀行分行的建立，尚在人世的當地器官認捐者的重要性仍與日俱增。

這就意味著，大腦博物館儲藏的這些性質穩定的“完美範例”標本必須開始承擔新鮮出爐的緊迫宣傳任務了：那就是倡導科學。在博物館展覽室門口旁的桌子上，放著一疊寫有器官捐獻計劃相關信息的卡片。“首先，我們會讓來客參觀整個博物館，然後就和他們談談有關捐獻的話題。如果他們感興趣的話，我們就會把這張卡片給他們，”什韋塔·杜爾加德對我說。目前，器官認捐人數正在緩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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