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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縮影；如今，改革開放正在讓更多的城市變成深圳，中國也因此而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左前）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遊中心眺望蛇口工業區。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從此，這裡開始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3月，深圳——一個不起眼的邊陲小鎮正式設市；8月，深圳鎮從中國地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圳市。深圳，承載著中國改革試驗田的功能和使命，被稱為中國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起跑線。

1984年，鄧小平為深圳特區的題詞。

1980年8月，全國人大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為副省級市；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1988年11月，國務院批准深圳市為計劃單列市，並賦予其省級經濟管理權限；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誕生；1992年，鄧小平二次視察深圳，制止了“姓資姓社”的爭論，為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1992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規的權力；2004年，深圳成為全國首個無農村無農民的城市；2010年5月31日，中央批准了深圳擴大特區版圖的申請，特區總面積由395平方公里擴容為1948平方公里，接近香港面積的兩倍。

1985年，深圳的深南大道仍然是一條狹窄的柏油路，路上車輛稀少。

2012年12月7日，中共十八大剛剛閉幕20多天，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追隨父輩的腳步來到深圳。據深圳市志記載，廣東省委於1979年1月首提在廣東創辦經濟特區構想，同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仲勳（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向中央彙報工作時，建議利用廣東臨近港澳的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鄧小平聽後指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次年8月26日，習仲勳主導成立了中國首個經濟特區。

當年，小平同志讓習仲勳殺出的那條“血路”，已經變成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而如今的中國也已進入全面改革開放階段，在十八大後的深圳視察中，習近平表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2015年的深圳深南大道

就在習近平視察深圳的這一年，深圳已躋身2000億美元城市俱樂部，人均GDP超過1.9萬美元，每平方公里產出超過1億美元，每平方公里產生的全口徑公共財政收入超過2.25億元人民幣，均居內地大中城市首位；產業結構優化創造“三個新高”：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55.7%，其中現代服務業增加值佔服務業比重達68%，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重超過25%。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在2012年深圳國民經濟計劃執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5091.4億元的工業增加值、2713.7億美元的外貿出口總額等指標，但已經找不到外商投資規模的數據。在深圳，內資和外資的區別已不再強調，也不再分別單列。

深圳只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縮影；如今，改革開放正在讓更多的城市變成深圳，中國也因此而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鈕文新）

親歷者吳南生鄒爾康

深圳特區：殺出一條血路

上世紀70年代末，跟全國一樣，廣東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彼時，貧窮、落魄的廣東與毗鄰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這種反差的刺激下，廣東邊境的農民外逃出港成為突出現象。

1977年11月，鄧小平復出後首站到廣東視察，廣東省委的領導向他彙報了這個問題。鄧小平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這個情節後來被認為是為提出創辦經濟特區埋下了伏筆。

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但歸根結底還是因貧窮而生的強烈的改革開放的迫切願望。

1979年2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到汕頭傳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精神。汕頭是吳南生的老家，那裡的貧窮和破敗令吳南生震驚。“大家一起窮，你窮我也窮，破舊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麼辦？怎樣才能快一點改變這個局面？”吳南生生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找來香港商界的朋友們幫忙出主意，他們建議說，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區，這樣最快，香港、臺灣和新加坡都是這麼發展起來的。

吳南生馬上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信，說汕頭利用外資和擴大對外貿易潛力很大，應當“下放一些權力，讓他們放手大幹”。

回到廣州後，廣東省委立即開會研究此事。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說：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吳南生說，“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後商量，在汕頭、深圳、珠海3個地方搞。”

習仲勳要求他們寫一個報告，當年4月他到北京開會，當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中央同意了廣東的建議。最後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地劃出一定地區試辦特區。深圳、珠海兩地可以先行試辦。

但這些地方的名字還定不下來。鄧小平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沒有錢，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特區建設要啟動，開辦資金從哪裡來？

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的鄒爾康對媒體回憶說，深圳當時就是一窮二白，基礎設施條件極差，沒有水、沒有電、沒有路、沒有賓館，什麼也沒有。“你總得搞一些基礎設施。第一個難關就是資金問題，廣東省領導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給個錢。小平同志講，‘中央沒有錢，但是可以給政策，你們去殺出一條血路來’。”

“沒有錢，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來。血路怎麼來的？中央給了幾個政策，允許外來資本，允許銀行貸款，從各種渠道籌錢。後來才知道錢能生錢，這個理念是香港人帶進來的。”鄒爾康舉例說，有個外商在深圳建一個樓，規劃是建5層，第3層建好了，就開始賣，一路建，一路賣房子，就這樣滾動。“錢能生錢，這就是市場經濟。”

但萬事開頭難，吳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礎設施建設給做起來，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來到深圳，吳南生陪著一路看，當時正在修路，到處灰塵滾滾。他對谷牧說：“我要做饅頭總要有點酵母，沒有點酵母我怎麼做？你能不能給我一點貸款？”谷牧說：“那這樣吧，我給你貸3000萬，3000萬你一年也夠用了。”靠著這3000萬，吳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條主幹道深南大道。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之外，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總商會的人建議吳南生說：“你無論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誰敢來？沒有立法的國家外國人最怕。”吳南生深以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廣東省經濟特區工作條例》。

一年之後，全國人大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工作條例》。條例一宣佈，大家的心都安定下來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錢人卻跨過羅湖橋來賺錢了。吸引他們的是深圳的商機，這裡稅收便宜、工資便宜、土地便宜……到處都是賺錢的機會。

“深圳特區一辦，確實很快見效，這是你很難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幹部子女都來到深圳。”吳南生形容說，那是藏龍臥虎之地。“我在那裡，每天來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來了就說：‘叔叔，我爸爸讓我來向您問個好。’我想，你爸爸是誰呀？‘叔叔我要買東西，沒有港幣，您幫我湊點港幣？’都是這樣的。”

那個時候，深圳的工資遠高於內陸地區，對人才有極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來，在酒店吃飯，他問一個服務員說：“你一個月的工資多少？”服務員回答說：“450。”谷牧開玩笑說，“哎呀！你比我還多，那你要請客。”

但質疑也隨之而來，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紅旗以外，其他的都變了”，“經濟特區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吳南生生前對媒體回憶說，“1982年最困難的時候，鄧小平來到廣東過年，任仲夷找他彙報，他說：‘不聽彙報，就是休息。’”為什麼不讓彙報，也不說話？“因為中央開了兩省會議，陳雲同志發表了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談話。”吳南生說，這之後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都壓在我身上，因為主要是對著特區來的。壓力不但來自北京，還有我們這裡一些人‘造反’，你毫無辦法。”

關鍵時刻，谷牧一直為他頂著。“沒有他在上面頂著，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那就大禍臨頭。”吳南生說，中國辦特區，谷牧是第一功臣。

另一方面，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是否真的長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也半信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