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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課前兩天談到了胡錫進和《環球時報》新聞觀的話題。今天我們推薦大家閱讀杜老師六年前的一篇文章：“關於《環球時報》風波的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是：

新聞是為了維繫國家嗎？

新聞是為了廣受歡迎嗎？

新聞是為了反映社會嗎？

我們為什麼而新聞？

——關於《環球時報》風波的三個問題

杜駿飛

【導讀】胡錫進微博受攻事件實因《環球時報》而起，對此可作三方面解析：從維繫國家利益上看，《環球時報》傳承了發展新聞學的特徵，但卻是不完備和分裂的；從新聞倫理上看，《環球時報》的市場追求更勝於其新聞專業主義氣質；從國家和社會的對立上看，《環球時報》和受眾在愛國語境上的差異使其成為政治怨恨的標靶。本文通過以上解析，意在對“為什麼而新聞”提出追問，並認為：新聞可以是維繫國家的，但必須平衡處理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新聞的成功不應以市場為尺度，而應獲得專業尊重；新聞必須反映社會。

微博上時常興起對一個人、一件事、一些現象的抗議，並且其批評本身也時常成為過眼煙雲，這本是新媒體時代的慣例。但對胡錫進先生及“廣受歡迎的”《環球時報》的抗議，卻並不尋常。我以為，沒有什麼網絡事件是虛擬的，也沒有什麼網絡言語會毫無意義，特別是當它們針對媒體時。如果撇去其熱鬧的話語狂歡，我們終歸可以得到一些有價值的認識。

關於本題的認識線索在於：我們為什麼而新聞？

1

我要開門見山地說，《環球時報》有意識地把自己作為媒體的命運和中國崛起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沒什麼不可以。

胡錫進先生說：“當兵的人會有保衛這個國家的責任感，今天輿論比較混亂，中國各種力量跟西方相比，輿論力量是最弱的一環。有時候會自覺不自覺產生一點輿論上保衛國家的念頭。”顯然，他的觀點並不離經叛道，不是天外飛仙，更不應該被貼上“義和團總教練”的標籤。

興起於上世紀60年代的發展新聞學，意在刷新《報刊的四種理論》的舊有範式，在歷史上是第三世界國家為了抗拒發達國家新聞霸權、“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而興起的一股新聞浪潮。發展新聞學認為新聞報道應該著眼於有利於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事件，強調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釋性的報道。胡錫進那種為國家打氣、國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國家發展為主調的理念，在一些後發展國家新聞史上佔據過主流。1981年哈森的《世界新聞多稜鏡——變化中的國際傳媒》論述了“五種新聞理念”，1983年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第四版改名《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歸納全球的“六種理論”，1984年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劃分“媒介交響樂三樂章”，均把“發展理念”、“發展媒介理論”或“進步中世界（第三世界）理論”，與“西方理念”、“自由主義論”、“社會責任論”或“市場經濟世界理論”並列，作為不同於它們的一種新聞傳播理論。

需要提及一個插曲：1982年，在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報告出臺之後，美國退出了教科文組織。這其中的糾葛，既牽涉到國家利益的競爭，也牽涉到新聞學理念意義上的差異。而從歷史上看，“發展新聞學”顯然又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新聞學之筐（事實上，它從未在分化的意識形態陣營中達成共識化的學理），一如“社會主義”是一個眾說紛紜的社會學之筐。

把《環球時報》放入筐裡，檢驗它的發展新聞學元素。我感到，《環球時報》的模式在滿足國家需要的發展建設、樹立國民的自信心、反映政治成就、重置國際話語秩序、反抗西方刻板印象、建設性的批評等方面經常有所為，而在報道政治經濟的核心問題、精密詳實的新聞調查、親近民眾和關心低收入社群、維護民主及其他人道主義原則方面則經常有所不為。

回到理論。在發展新聞學的框架下抽繹其多元維度，我個人贊同其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維護國民長遠利益、保衛社會、反抗國際信息霸權那一端，而不贊同其新聞政府化、東方主義、列寧主義、整體主義、民族主義那一端。

新聞是維繫國家的嗎？答案是：它可以是。作為國家競爭的聲音，它至少、必須一部分是。作為社會發展的力量，它的焦點在於如何是。

因此，我們可以回到剛才的開宗明義：從在國際競爭中維繫國家利益的視角看，《環球時報》有意識地把自己作為媒體的命運和中國崛起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種新聞立場常常是有理由而又有意義的。

2

作為一份銷量過百萬的報紙，《環球時報》自然是成功的，至少在量化的商業上如此。從質化研究考評，《環球時報》完好無損地融入國家意識形態，聚集了特殊的政治社群，在政治、社會之間左右逢源，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這當然更是一個成功的標誌。

但問題出在關於“成功”的認同上。專業主義新聞學大概不認同其成功，正如發展新聞學對其會做有保留的同情。

新聞專業主義有兩大核心主張：客觀性和社會責任，客觀性是指依據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實報道現實。李普曼在《自由與新聞》中提出“客觀新聞學”，他認為客觀性是新聞業最主要的一項專業準則。客觀性包括獨立、平衡和客觀三個要素，獨立是指新聞不受政治權力的左右，平衡是指新聞報道不偏不倚，而客觀則是指新聞應該陳述客觀事實，而不能滲透主觀判斷。而社會責任理論強調，大眾傳媒應當對社會和公眾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只有在媒體擔負起相應的道德義務時，才能擁有道德權利。

《環球時報》身上被貼滿了“憤青大本營”、“愛國賊老窩”、“商業民族主義”之類的標籤——這些充斥著激憤之詞的批評未必科學，但《環球時報》刊登著大量同樣充斥著激憤之詞的新聞報道，其專業主義氣質之先天不足，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新聞專業主義不會像胡錫進先生那樣強調自己是保衛國家的軍人，而會自認為是捍衛公眾福祉的良心。另一方面，幾乎所有批評者都發現這張報紙的商業氣質太濃，更強調市場而非更強調理想。愛國當然沒有錯，但它的很多內容在迎合比較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就值得質疑了。近現代以來，熱衷於民族主義的國家多半是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從政治上來說，只有帝國思維才會慣於將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在社會群體中培養狂熱的“愛國主義”情緒，反而會導致國家形態的極化與不穩定。

無疑，商業天分會使得《環球時報》迅速成功，迅速受矚目。但是，它並不容易贏得專業意義上的尊敬。自然，中國的許多媒體，如今是早已不在意能否贏得專業尊敬了。在這個一切榮耀歸於矚目率的淺薄時代，似乎裸奔才是媒體的王道。電視如此、報紙如此，互聯網也不例外，重商主義的《環球時報》更未能免俗。報攤上，《環球時報》的議題包裝總是那麼觸目驚心，我有時也被這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誇張標題所吸引，然後帶著複雜的心理讀下去。我想，很多人會跟我一樣，看這張報紙的時候有些分裂。在網上攻擊《環球時報》的人中間，應該有不少人其實是經常看環球時報的，否則他們不會批評得那麼熟練。

新聞只是為了廣受歡迎嗎？未必。我以為，《環球時報》式的新聞傳播，是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幣。原因是：無論承認與否，我們對於成功新聞媒體的定義，在終極意義上，不可能脫離我們對理想新聞的信念。

首先，廣受歡迎的新聞的成功背後，常常隱藏著分裂的社會心理與社會認同。你如何理解無數讀者對《環球時報》既遠又近、既愛又恨的態度呢？我以為，公眾或許應該能理解《環球時報》在對外抗爭上採用發展新聞學的姿態，強調民族利益、國家立場，這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義的。但是在國內報道時，對許多社會危機和階層衝突，以及宏觀、微觀政治的弊端，《環球時報》卻所言甚少，甚至有時還在故意遮掩，這時，讀者就會不買賬。因此，人們在讀《環球時報》時，會假設其作為外交宣傳的選擇性發聲有正當性，而同時也會毫不猶豫地認為：其作為內政新聞的選擇性遮蔽有不正當性。

因此，一百萬個讀者並不能等同於一百萬個支持者，一百萬個罵客也不會等同於一百萬個反對派。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講，群體心理是非常複雜的，矚目不代表認同，圍觀不代表尊重，當然，反對也不代表拒絕。胡錫進先生可能過於低估了社會心理的複雜性，甚至是有意忽略了這種複雜性。他還需要學習，廣受矚目的《環球時報》也還需要時間完成價值觀嬗變。

其次，廣受歡迎的新聞的成功，不能以主流化來自我標榜。來自微博上的批評沒有動搖胡錫進先生的自信，“《環球時報》這麼大的發行量，這意味著大家在讀我們的報紙，認同我們的立場，大多數人是支持我的。微博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們比較活躍，但並不是主流。”'我想，胡錫進可能誤解了“主流”的統計學意義：一百萬的社群在中國的總人口中雖然不是小數，但還沒有《環球時報》想象的那麼大，更不能推論為主流；胡錫進可能還誤解了“主流化”的政治學意義，在憲政體制下，主流化不是民主政治的同路人。當然，胡錫進更誤解了“主流化”的新聞學意義，儘管格伯納的主流化傳播理論描述了媒介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培養”人們關於社會的共同印象的能力，但就理想的新聞範式而言：第一，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確的；第二，對主流化的追逐，過去、現在、未來都永遠不可能是新聞價值的本質。

新聞是為了廣受歡迎嗎？答案是：新聞廣受歡迎沒有錯，但以廣受歡迎為主要目標那就錯了。新聞有多成功，不僅取決於其受歡迎的程度，更取決於其新聞是什麼、擁躉是誰、為什麼，以及新聞傳播後的怎麼樣。

3

馬克思曾從諸多不同的角度論證了國家與社會的矛盾與對立，他認為，行政改革的關鍵不在於行政機構本身，而在於消除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消除構成這種對立的國家的歷史性缺陷。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

而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認為，19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導致財富分配不平衡，進而導致進入和控制公共領域的不平等。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趨向融合，從公私分明轉到國家社會一體化。由於國家的干預，國家和社會的分離消失了。並且，他特別指出：在西方，國家和經濟的相互融合剝奪了資產階級私法和自由主義憲法關係的基礎，而國家和私人開始對傳媒進行控制，導致了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事實上，國家與社會之間，既本能地相互排斥，又人為地相互融合，這種巨大的張力背後是現代國家政治的重新秩序化的博弈，而其前臺，則是新聞傳媒在“國家-社會”信仰上的無所皈依。其極端表徵則是：國家、傳媒、社會之間，對於國家利益的訴求也逐漸形成了反差和扭轉。

回到本題，胡錫進先生在互聯網上的遭遇，其實是身為公共媒體的《環球時報》的遭遇。一部分網民和胡錫進所代表的《環球時報》發生觀念、觀點、語言上的衝突，究其根本，不是一方愛國、另一方不愛國，而恰恰是因為彼此的愛國語境迥然有異。《環球時報》所喻示的“愛國”的“國”，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體概念，但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身處激烈的階層衝突中，今天的社會公眾更為強調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階層（class）的利益。中國國力增長，國家整體是繁榮的，但是很多階層處於激烈的動盪，甚至處於相對貧困當中。有時候，國家的整體利益與他們的階層感受並不對稱，這顯然容易導致一部分社會輿論的抗議。

更為不幸的是，受眾和《環球時報》之間對於“愛國”的“國”的概念，還可能存在更嚴重的另一種差別：愛政體還是愛國族？《環球時報》所強調的國家概念，在某些時候，其本質更接近於state——國家機器、國家權力的一種延伸，而在公眾心目中，愛國主義，通常趨向於愛country而非state。大多數情況下，country與state是調性相合的，但當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比較緊張時，如果有人以country之名行state之實，一部分社會公眾會發洩歷史與現實沉澱下來的政治怨恨。換言之，胡錫進先生在互聯網上的遭遇只是一個信手拈來的衣架，而網民要掛的是一件政治怨恨的衣服。

西方政治學領域中對怨恨（Ressentiment）的研究發現約有兩層：怨恨的發生來自價值層面上的衝突；怨恨的動員，表現為各類社會行為宣洩情緒、表明立場以及實施變革。

舍勒（Max Scheler）的怨恨理論把怨恨上升到一種現代性生存體驗的高度，並且，他認為怨恨不僅是個體的也是群體的。怨恨產生的典型條件是：曾經受到過一次他人的傷害；對他人的這種傷害不能或者不打算立即做出相應的反擊，而是忍氣吞聲。只有在經過這些情緒之後既不出現道德剋制（比如真正原諒），也不會出現諸如謾罵、揮舞拳頭等外在舉動（即情緒外露）的情況下，才開始轉化為怨恨。

中國公眾當然也有條件從深刻的歷史、激烈的現實中沉澱政治怨恨，其機理符合其現代性生存體驗框架，其過程也符合其在傳統政治下一貫的行動邏輯：連篇累牘，不出抗議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隱忍之狀。而一旦遭遇互聯網時代，抒發怨恨的成本接近於零，而其收益則廣被族群，何以為？何以不為？於是只見網絡批評開閘放水，民意湧處，皆是怨恨，覆巢之下，無有完卵。這正是中國網絡政治輿情層出不窮、而其因由卻多隻是星星之火的真正原因。

回到《環球時報》這一案例，往一個弘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媒體的衣架上掛政治怨恨之衣服，其中固然有某些不可知的偶然性（其道理，猶如公共輿論對一個“五道槓”少年的上綱上線），也滲透了諸多必然。這種必然，就是《環球時報》對政體、國族、社會、階層立場的混同，很容易喚醒公共批評在深層意義上的政治生存體驗。其次，巧合的是，《環球時報》所熱衷的題材，譬如民族主義、外交及軍事方針、大國主義等，其所積聚的受眾正是立場分歧明顯、情緒化十足的人群，在他們高分貝、絕對化的喧鬧之中，有很大的幾率形成輿論上的“沉默的螺旋”。除此之外，如前所述，在理念和技術上的非專業主義，在新聞生產倫理上的缺乏自我剋制，亦容易招致知識界對其本身的怨恨。

正是以上多種社會情緒的合力，釀成了網民圍攻《環球時報》的風波。

因此，胡錫進微博受攻事件不是一件小題大做的私事，而是一個廣泛的政治危機的表徵。風動於青萍之末，我認為，對於實現國家善治來說，這一教訓需要從更為宏大的政治視野去研究和預警。

對於新聞界來說，這個明顯的教訓則可以用來回答本節的問題。新聞是為了反映社會嗎？是的，新聞必須反映社會。因為：1.社會比國家更為本源；2.不反映社會的新聞將為國家積累更多的政治怨恨；3.反映社會的目的，可以是善待國家；4.不反映社會的新聞，其自身遲早也將陷入困境。

4

今天，我們正置身於新聞衰落的“瓦釜時代”。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傳統新聞媒體已經失去了大量的市場份額，報紙的發行量在近二十年內也急劇縮水。但這些份額中，只有一部分被電視和互聯網媒體所吸收，另外一部分流失是由於美國人對新聞失去興趣所造成。

正如麥肯錫為卡內基協會所撰寫的一份報告中所提到的：“在追求利益、客觀性降低和娛樂病毒橫行的大潮下，新聞的品質正在損耗。什麼是真正的新聞？我們很少能找到明確的標準。”根據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60%的美國新聞記者認為，新聞正在走向錯誤的方向，半數認為他們所在的媒體的經理人過度重視業績，而忽視了公眾利益。

如果在這裡不論政治之得失，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也至少構成了我們要在這裡提問“為什麼而新聞”的理由，它也是我們要解析《環球時報》風波的動因之一。

批評的首要原則是實事求是，基於這一點，我以為，沒必要對《環球時報》頌歌盈耳，正如沒必要以標籤化和汙名化待之。

首先，在中國，可以在國際上發聲的報紙不多。我們期待《環球時報》的報道日漸平衡、更為專業，既能夠愛國又能夠愛民，能夠真實地報道出“更為複雜的中國”。

其次，從政治傳播效用來看，把國際讀者與國內讀者區別對待，有損於國家形象；太多缺乏公信力的報道，則不利於社會和諧。我希望《環球時報》有一天能夠處理好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對內報道與對外報道的統一。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和《環球時報》一樣，也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擁護者。但是，我認為，面對中國歷史的此時此刻，著眼於《環球時報》風波的此情此景，重新發現新聞業的本質，是必須的。

（本文據採訪記錄稿修訂，感謝《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徐梅的錄音整理）

原文鏈接：

http://xwjz.eastday.com/eastday/xwjz/node566195/node566196/u1a6083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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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駿飛，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杜課”（ID：Dknju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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