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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解巴西，從這兒開始！
1941年，著名的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巴西：未來的國家》一書中引述意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發現巴西時說的話：“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天堂，那麼這個天堂離這裡不會很遠。”
確實，巴西地大物博，經濟發展的自然條件很好，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興經濟體。無怪乎巴西人常說，“上帝是巴西人”。
但是，巴西的發展道路並不平坦，甚至可以說是極為崎嶇不平。尤其在社會發展領域和宏觀經濟領域，巴西的教訓十分深刻。例如，巴西的犯罪率之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便動用軍隊也難以長期確保一方平安。又如，巴西的宏觀經濟政策長期不能很好地實現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水平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尤為嚴重。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由於惡性通貨膨脹導致貨幣快速貶值，壞蛋在搶劫時會說：“快掏錢，否則你的100大洋就剩下99了。快，98了，快，97了……”
除了持續惡化的社會治安和紕漏百出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外，巴西還長期性地被腐敗、政府部門的低效率以及不敷需求的基礎設施困擾。國際投資者將所有這些問題稱作“巴西成本”。
“巴西成本”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巴西曆屆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強。
眾所周知，“治大國若烹小鮮”。作為一個擁有85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2億的大國，巴西從未制定過真正意義上的發展規劃。因此，歷屆政府常常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來治理經濟和社會。
自上世紀80年代巴西軍政府實現“還政於民”以來，歷屆政府都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但每一屆政府的價值取向有差異，代表的利益集團不盡相同。因此，歷屆政府確定的政策目標也難以一成不變，半途而廢的工程有之，虎頭蛇尾的項目亦有之。巴西現政府對前政府積極支持的“兩洋鐵路”的態度變化，就是一個例證。
巴西政府的治理能力還受到意識形態和政黨政治的干擾。例如，左翼勞工黨政府高舉民眾主義大旗，將低收入階層確定為本黨的政治基礎。為此，政府不惜動用大量財政收入，實施了“有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項目”。這一扶貧計劃委實改進了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水平，但卻遭到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反對。羅塞夫總統被彈劾，與此有著密切的關係。
腐敗是萬惡之源。有人統計過，在最近幾十年，因腐敗而判刑的巴西政治家(包括政府官員在內)，刑期總數高達一千多年。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必然受到侵蝕。
政府治理能力的強弱也與社會凝聚力息息相關。很難想象政府的各項政策能在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中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令人遺憾的是，巴西的收入分配極為不公。其結果是，嚴重的貧富懸殊既削弱了社會凝聚力，也加劇了社會不穩定，進而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
在10月7日舉行的巴西總統選舉中，無候選人獲得超過50%的選票。得票最多的社會自由黨候選人雅伊爾·博爾索納羅、巴西勞工黨總統候選人費爾南多·阿達將在10月28日的第二輪投票中決一雌雄。
不少媒體認為，被譽為“巴西的特朗普”的博爾索納羅之所以能在第一輪投票中脫穎而出，主要是因為許多選民對充滿腐敗、毫無生氣的傳統政治體制極為厭倦，求變心切的選民希望他能創造“巴西奇蹟”。
在這一次大選中，選民的政治分野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這使第二輪投票的預測變得難上加難。
有人認為，巴西是一個“希望之國”，但巴西的希望似乎永遠在明天。因此，巴西的新總統能否將這個拉美大國帶上新的發展道路，能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將是一個巨大的問號和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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