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觀察” 三十萬法律人的共同選擇
“長官，過了睡覺時間燈還會亮著嗎？我有點怕黑。”
新進的死刑犯忽然對最後離開的獄警說出這樣一句話，這與他巨人般的大塊頭太不相稱，遠處已有人在笑了。
“這周圍會挺亮的，我們會一直給走廊上留幾盞燈。”獄警沒有笑，他平靜的眼神和語調撫平了死刑犯臉上的擔憂。
這是美國電影《綠裡奇蹟》的一幕。
隔著鐵柵欄死囚約翰伸出了黑黑的大手，獄警保羅接過了。
這是死囚同將要執行他死刑的獄警的握手。一個含著感激，一個帶著關懷。
想起這個電影，是因為一本書。有人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其實文字更是，文字世界裡人是最做不得假的，用電影《綠裡奇蹟》里約翰的話說就是：
你無法隱藏自己的心。
似乎有點不可思議，讀劉哲的新書《檢察再出發》，不時想起的竟是《綠裡奇蹟》。
想起的其實是《綠裡奇蹟》裡的獄警保羅，在劉哲的文字裡常常看到他的影子，或者不妨說，在《綠裡奇蹟》裡獄警保羅的身上，總能感受到檢察官劉哲文字裡的情懷。
影片中獄警保羅以一個法律人的良知和人性關懷，暖哭了不知多少觀眾。
而翻開劉哲的《檢察再出發》，“公訴人首先是人，是人就要有人情味，所謂不忘初心，公訴人的初心就是人性”，隨處可見的人性字眼，對冤假錯案表現出的無盡沉痛，字裡行間折射出司法理性和檢察情懷，無不閃現著人性的光輝。
更巧合的是，書中劉哲發出了與電影裡保羅同樣的追問：我從哪裡來，要到何處去？我為什麼要做這些？
保羅發出這一追問，是在明知約翰無罪卻無力幫他脫罪，還要親自執行他死刑的時候，帶著痛苦和惶惑。
劉哲發出這一追問，是在司法改革中，探尋檢察再出發的出路和未來時，帶著“作為檢察官，總感覺像是法治國的異鄉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的迷茫。
在那篇文章的最後，他寫下了這樣兩句：
我為什寫下這些？
因為愛得深沉。
保羅為什麼要做那些？
也是因為愛得深沉。
我們希望那些追人刑責、斷人清白的人能有自己的判斷和良知。
我們辦的不是案件，是別人的人生。
印在劉哲《檢察再出發》封面和封底的這兩句話，如同一個人的兩隻眼睛，透過他的心靈，窺得見《綠裡奇蹟》獄警保羅的人生。
影片中約翰是以姦殺兩個小女孩的罪被判死刑的。然而那是一個冤案。
第一次見到約翰，憑著優秀法律人的直覺，保羅就意識到約翰不象是兇手，他在他身上沒有發現過任何暴力傾向。他馬上著手查閱卷宗，到處找人瞭解案情，希望能避免錯殺。
但是所有人，包括約翰的辯護律師都說，那個案件證據確鑿，約翰罪有應得。
因為，人們看到他時，他正滿身是血，一手攬著一個小女孩的屍體。他其時是在放聲痛哭：“我想救她們，可我無能為力……”可沒有人聽他說什麼。
約翰是個黑人，看起來有些蠢笨，但他是個“奇蹟”，他身上具有一種超能力，能看透人的心，能治病救人，甚至到了能起死回生的地步。他受到感應去救小女孩，沒能救活，卻被當成兇手。
保羅知道真相，是在約翰緊握他的手讓他看清自己的內心之後。真正的兇手那時已被殺，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的清白。
執行死刑日近，保羅非常痛苦，他忍不住問約翰：你想讓我放你走嗎？如果約翰想，他願意為此承擔一切，他是寧可承擔罪責，也不想讓一個無辜者喪命的。
約翰拒絕了，因為能洞悉人世的一切罪惡，活著令他痛苦。
保羅滿足了約翰臨死前所有的願望，包括看一場電影，包括吃保羅妻子親手做的玉米蛋糕。
那一刻來臨，他，久久下不了，執行死刑的命令。含著淚，看他坐上電椅，插上電極，死去。
那之後，保羅就請求調離了死囚區。若干年後，他已是一個很老的老人，再看到約翰臨死前看過的那個電影，依然會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電影后的評論裡，若干人留下了感動，也有人說：綠裡（綠裡指死刑監區，因地板是綠色被稱為綠裡）奇蹟不是約翰，是保羅；奇蹟也不是奇蹟，是遺蹟。
法律人的良知，在很多人眼裡是如此奢侈，人們嚮往，又不抱信心。
前段時間，我發了一篇題為 《最高的法律是人的良知》（←點擊閱讀）的文章，有人發來這樣一問：
“如果良知和法律衝突，該怎麼辦？”
在不少人眼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惡法亦法”，法律至上吧？
我想起的是那個“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德國。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開庭審判。兩年前一個冬夜，剛滿20歲的青年克利斯企圖越過柏林牆，被守衛英格·亨裡奇槍殺，成了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九個月後柏林牆倒塌，英格·亨裡奇受到審判。
他的律師辯稱：他是執行命令，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當庭指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義務，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英格·亨裡奇因執行惡法，鋃鐺入獄。
法律體現的其實是價值觀。什麼是價值觀？惡法非法，這就是最樸素的價值觀。
這是劉哲的答案。在他看來，惡法非法，該是法律人的常識。
記得張明楷教授也曾說過，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他最不樂見的是就執法者說：“法律就這樣規定了，所以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張明楷看來，執法的過程就是釋法的過程，如果你覺得一個案子不應該判有罪，那就應該找到更合乎無罪的解釋。
事實上前段時間崑山反殺案是否認定正當防衛，就是個很好的說明。生硬地照搬條文，和人性地分析理解適用，得出的會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互聯網時代，我們都是審判者，也都是被審判者，面對法律事件是痛擊鍵盤發洩情緒，還是發出良心深處的判斷和聲音，不僅反映出個人的素養，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法治狀況，更能影響法治的進程和每個人的未來。
正如作者書中所言，在通往權利的路上，我們其實都是同路人。
時代呼喚良知。
良知，就是獄警保羅靈魂深處的人性關懷和不忍。良知，就是劉哲“我們辦的不是案件，是他人的人生”的提醒和審慎。
對人民來說，惟一的權力是法律；對個人來說，惟一的權力是良心。
——雨果
《檢察再出發》現已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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