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朋友圈的三天可見”的現象，其實在這個功能上線之前就存在了：有的人夜裡發了一條狀態，還要特意寫上“隔夜刪除”。
這背後隱藏著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一種常見矛盾：想展示自己的某種狀態或想法，但又不希望被人永遠看到。
那麼，是什麼造成了這種矛盾的心理呢？我們從社交媒體的轉變來解讀這個問題。
自我展現，不再像過去那麼自由
我們如何展現自己，很多時候是根據所處的情境決定的。比如，在父母面前，我們可能展現為一個懂事、生活作息規律的人；而在朋友前面，我們可能是大大咧咧、喜歡熬夜的人。
我們像個演員，在不同的人際互動中扮演特定的角色，讓生活按照固定的劇情發展下去。
之前，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保持著較為嚴格的界限，我們在網上可以暫時擺脫固定的情境，從固定的角色中脫身，以更輕鬆自由地方式與別人聊天、溝通。
而如今，現實生活已經和社交媒體高度重合，讓不同的情境下的人濃縮匯聚在了一起。我們的微信裡不僅有父母、親戚，還有同事、同學，還有群裡加的陌生人、小區物業人員等等。
不同的人群意味著不同的情境，當我們在朋友圈發一條狀態的時候，不得不考慮這條狀態是否合適。比如，週末和朋友聚會到很晚，玩得很開心，想發個朋友圈卻不由想到，父母看了可能又要嘮叨自己。
所以，這種多種情境的複合和衝突，讓我們在髮狀態或內容上越來越謹慎，開始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審查。有些人發朋友圈的頻率越來越少，有些人對微信好友進行細緻的分組，小心地經營著印象管理，還有些人不願發這麼多心思，每次發內容都隨性，之後再刪除或轉為自己可見。
內容永久存在，我們無法控制別人的理解
人有自我表達的需求，渴望被看到、被聽到，讓他人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而自我表達往往是在我們認為是安全的情境下發生的：當我們感到訴說的對象、所處的環境都是令人放心的時候，才更容易打開自己。
過去的網絡還是匿名性、私密性很高的場所，我們能夠藉此逃離現實，安全地表達自己。而現在網絡逐漸在變成比三次元世界更加開放、透明的公共空間，研究者Danah Boyd將如今的社交網絡稱為“有介質的公共空間”，它與“無介質的公共空間”（現實中的公共空間）相比，擁有4種特性：永久存在、可搜索性、可複製性、隱形觀眾。
我們說的話代表什麼意思、表達了什麼態度，在具體的語境和場景裡才可能被更正確地理解。我們和朋友聊天時會更自由地表達，因為雙方在同一個即時性的情境裡，說話的內容是符合當下場景的。而當聊天結束，談論的內容也只是在彼此的腦海中短暫存在。
而現在我們發在社交網絡中的內容，只要不被刪除，它們一直留在上面，脫離了具體語境，很可能會被誤解。甚至，有些人將這些內容搜索出來，進行復制，進行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隨著這幾年網絡暴力事件的頻發，讓人們更加重視網絡時代的隱私。
隱性觀眾的存在營造了監察的環境
隱性觀眾的存在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為我們的自我展現提供了動力。我們不必面對一個真實的對象，在髮狀態的時候，我們心裡想著會有人看到這些內容的，我們被某些人看著、關注著。
另一方面，我們又不知道自己發的哪條狀態、在何時、被具體的誰、懷著什麼樣的態度觀看了。即便在微信上，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好友組成，但也很難準確地獲知以上這些信息。所以，這些真實生活中不可能在同一情境中大量存在的隱形觀眾，營造了一個類似於“全景式監獄”的環境。
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強調，這種“全景式監獄”重點不在於監獄，而在於“因為感到被注視而帶來的心理影響”。在人們持續地感覺到自己被注視的情況下，會自主監視自己去做權力(power)認可的事情。由此，它被認為是一個完美的權力實施機構，只需要一雙“權力的眼睛”就可以控制所有人的行為。
在社交媒體上，這雙權力的眼睛無處不在。福柯的權力理論認為，權力不是一個固定的機制，而是一種關係，每個人都同時是這個關係網上的權力施加者和權力被壓制者。雖然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喜好的權力，但也在承受著他人行使批判自己的權力。
在權力面前，人們在社交網絡上真正想說的話和想做的事，都被會被不自覺地自我監察、自我妥協掉。
當我們瞭解社交網絡的這些特性，以及這些特性對我們觀念的影響，我們再來看一下“朋友圈設置三天可見”就更清楚了。朋友圈三天可見，可以說是我們在找回“自己可以被遺忘”的權力。更是對社交媒體的“永久存在”、“可搜索性”、“可複製性”這些特定的一種抵抗。是對自己的隱私信息一定程度上的保護，是對監察氛圍的削弱。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發朋友圈呢？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個原子化的社會環境中，找到足夠的社交支持並不容易，我們時常會覺得孤獨。所以發朋友圈既是由於自我表達的本能，也是暫時緩解孤獨的一種方式。因此，有些人設置朋友圈三天可見，只是為了調解這些互相沖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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