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過去的國慶長假裡，不少人都會選擇將火車作為首選的出行工具。與其他交通方式相比，火車的顯在優勢在於準時率高、價格穩定、受天氣環境的影響較小等。在曹金羽撰寫的《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我最偏愛火車》一文中，他由《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董貝父子》等文本中對火車的描述和思考入手，向我們展現了火車在現代性發生時期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它是如何體現了現代生活的種種矛盾與張力的。
在《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一書中，詹姆斯·弗農（James Vernon）寫道：“火車拉來的是一個‘抽象社會’，它將重構整個社會空間和人際關係。”火車讓我們實現了對空間和時間的征服，這體現在剝離地方感的“點對點的連接”，以及統一標準的火車時刻表上。而在另一方面，承載著旅行者們的火車也可以被視為是“陌生人社會”的雛形——不同種族、階級、性格和地區的人群有機會共處於一個密閉的空間中，促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的產生。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的現代化轉型也隨之而發生。
但與此同時，火車也對個體造成了切身的創傷和焦慮。作者在文中提到，火車對人的身體和精神帶來的損害成為了當時醫學研究的熱點。狄更斯的《董貝父子》更是直接“將火車看作一個掠奪成性的魔鬼，它吞噬掉倫敦的老城，用固定的線路和時間表強迫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並毫無區分地將所有人拉向同一個目的地——死亡。”
聽上去，這就像是一個關於現代性的隱喻——它帶來了美好生活的承諾和進步的想象，然而，日益原子化的社會和超出我們掌控的技術發展，是否也可能將我們推向一場災難？
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我最偏愛火車
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我最偏愛火車。飛機高翔於天，與地隔絕，頗有點絕塵拔俗的味道，而汽車又過於依賴世俗，在市井喧鬧中來來往往。似乎唯有在火車上，才能收穫一點與日常生活的距離。火車有路線，雖走走停停，風景卻是在變；我們有目的地，但尚未到達，它仍然是遠方。
德波頓在《旅行的藝術》中寫到，“火車也許最益於思考：同輪船和飛機比較，坐在火車上，我們決不會擔心窗外的風景可能會單調乏味，因為它們一直在流動；其速度適中，既不會太慢而讓我們失去耐性，也不會太快而讓我們無法辨認窗外的景觀。在行進的過程中，火車能讓我們瞥見一些他人的私人空間，也能讓我們回顧自己過去所有的得失哀樂”。
《旅行的藝術》
譯者: 南治國 / 彭俊豪 / 何世原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8月
以上是我對火車的一點浪漫遐想，顯然有意忽略了人群的擁擠喧鬧、漫長旅程的疲勞困倦，但火車確實是一個豐富的意象，它承載了現代、遠方、自我、時間、空間、自由、規訓、創傷等等我們與之有關的經驗和想象，它從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駛出，為人類文明開啟了一個新紀元。薩克雷在1861年寫到，“我們這些生長於鐵路興起前的人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那些生活在鐵路時代以前的人都是大洪水以前的人類，就像是從方舟走出來的諾亞及其家人”。
將火車比喻成方舟或許有些誇張，但對於19世紀的人們來說，火車的出現確實宣告了一個機械烏托邦時代的到來，人類藉著機器的力量，為現代性的發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呼嘯而行的火車拖曳著社會的整體結構，朝向一個更加進步的未來邁進。
希弗爾佈施的《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一書，描繪的正是這個時代種種的感知變化。火車帶來了舊有時空關係與社會等級結構的改變、對風景與人際關係的重新感知，以及與之相伴的創傷與焦慮，等等。在今天，當我們回望19世紀時，火車恰好成為一個理解時代、理解現代性發生的獨特切入點，而對火車的態度也表露出我們對現代性的複雜情愫，它正如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中所指出的一樣，我們遭遇現代性時，既有對新世界的美好期待，又有在一切都加速變革的時代無法確知未來，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焦慮。火車自出現時起，就有著兩幅截然相反的面孔，在莫奈的繪畫（聖拉扎爾火車站系列）、惠特曼的詩歌（《致冬天的一個火車頭》）等作品中，我們感受到的是激情而富有生機，對火車的禮讚是寫給工業文明的讚美詩，但在狄更斯、左拉、霍普特曼等作家的筆下，火車又象徵著邪惡，象徵著一種難以馴服的力量，造成了人類生活的異化。讚美與恐懼並存，理性與異化相伴，火車將一個時代拉向現代，也讓每個個體體驗到現代生活的矛盾與張力。
《鐵道之旅》
譯者: 金毅
版本: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
蒸汽機技術的不斷革新使人類獲得了能夠與自然力量相抗衡的能力，當火車藉助於蒸汽動力實現運輸革命時，人們看到了它遠超此前蓄力的種種優勢。鐵道堅固、光滑，火車高速可控，實現了人與物跨地域的迅速移動，鐵路網的鋪設與統一化，聯運制度的形成，這一切使鐵路成為一種集成機器，實現制度化，從而成為理性和進步的象徵。
19世紀鐵路的運轉最直接的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鐵道延伸到遙遠的地區，讓那裡變得觸手可及，從而實現了對空間的征服。貨物突破其產地侷限，進入遠方的市場，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種共時性的空間，它將商品從地方關係中扯出，即讓它們失去其傳承之地，失去它們傳統的空間-時間存在。鐵路對空間的改造，簡單說就是剝離了地方感。在沒有鐵路之前，空間依附於地方感，它是一種情感與記憶的所在。鐵路打開了新的空間，通過點與點之間的連接破壞了原有的地方感。正如1840年的一位法國作家說，“它們（鐵道）所服務的，只是出發點、中間站以及終點站，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往往都很遠……對於中間的空間，鐵道就沒什麼用了，它們不過是帶著鄙夷穿過，只留下一種毫無用處的奇觀”。
莫奈的繪畫，聖拉扎爾火車站系列（之一）
時間的遭遇同樣如此，在沒有火車之前，地方時間各有不同，火車的高速行駛不免會讓不同的地方時間相互遭遇。為了避免交通事故，同時讓各地旅客能夠準時到達火車站，就必須有一個統一的、通用的時間表，在19世紀40年代，火車就已經開始了時間的標準化。列車時刻表成為這一時期最受歡迎的旅行指南，據說普魯斯特難以入睡時，最喜歡讀的就是火車時刻表。
從空間中剝離地方感，用標準時間規訓地方時間。火車在鐵道上均勻地移動，筆直、堅定、理性、沉穩，“在人們的體驗中就是一種抽象、純粹的移動，與在其中發生移動的空間脫離了關係”，時間和空間在此過程中也被抽象化，藉由鐵道，地方性的關係實現了真正的“脫域”，即從彼此互動的地方性關聯中脫離出來，進入一個抽象化的進程中，而抽象化則意味著它能夠在時空關係中不斷拓展。
事實上，正如詹姆斯·弗農（James Vernon）在《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一書中所說，正是得益於火車帶來的交通運輸革命，英國人獲得了在本土、帝國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移動能力，從而使得狹隘的地方性關係讓位於更為宏觀的抽象性關係。因此，火車拉來的是一個“抽象社會”，它將重構整個社會空間和人際關係。
“抽象社會”由陌生人組成，而乘火車旅行構成了“陌生人社會”的雛形。19世紀在火車上的旅行往往被形容為“射彈”，即就像從景觀中射出一樣，因而連自己的感覺都不能控制。坐在火車的包廂中，對於個體來說形成了一種封閉狀態，加上火車飛速前進，近處風景一閃而過，個體只能去調整在旅途中觀察事物的方式——注視遠處的事物，因為它們看起來運動慢些。
因此，鐵路創造了一種新的景觀——無盡的全景，也創造了一種新的審美主體——旁觀者（spectator），即在一定的距離外觀看。火車的速度消解了前景，從而將旅行者從景觀中分離出來，使得他們能夠“透過那個讓他在這個世界裡移動的工具，看見物體、景觀等等”。這樣一種旁觀者的視角在19世紀電影、攝影術的興起中能夠看到，同樣也可以在巴黎拱廊街遊手好閒的浪蕩子那裡看到，它所承載的其實是中產階級多少有點布爾喬亞情結的身份想象，因為最早一批的旅行者正是他們。
《遠方的陌生人》
作者: [美] 詹姆斯·弗農 (James Vernon)
譯者: 張祝馨
版本: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2017年7月
前景的消失在個體與物，甚至個體與自我之間置入一種陌生性，如果說這一點多少有些布爾喬亞色彩，那與陌生人同坐一個包廂，則是徹底暴露在“陌生人社會”中——
……旅行者可能會一直看著一些新的面孔，人們會頻繁抵達目的地，卻不發一語。除非人們彼此認識，否則不會交談，最多就是聊幾句客套話。因為一些旅客無動於衷，所以任何人試圖多談幾句，對話都繼續不下來。這樣一來……鐵路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習慣。
如何與陌生人相處？這成為火車旅行急需解決的尷尬問題，閱讀正是應此需求而興起，它可以有效地避免與陌生人交流，圖書和報紙攤位迅速遍佈英國的火車站。但與陌生人相處，更令人擔憂的是風險，比如謀殺、偷盜等等。19世紀60年代，兩起臭名昭著的火車謀殺案為老式車廂拉響了死亡的警鐘——與兇殘的陌生人共用一個獨立的隔間開始被視為危險之事。之後便在嘗試於內廂隔間之間安裝警鈴、於火車外部安裝踏足板之後，火車車廂被重新設計，使各個隔間有邊廊相連，每個隔間由滑門進入。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火車呈現了“陌生人社會”的一角，在詹姆斯·弗農看來，在19世紀整個英國都在應對陌生人帶來的挑戰，文人墨客有規律地對倫敦驚人的規模及其匿名性做出評論，各種各樣的指南教你怎樣根據衣著裝扮去識別不同種族和階級、性格和地區的人群，記者、統計學家、社會學家等等也開始對陌生社會進行分類，試圖描繪其複雜性以便完成秩序的建構，而國家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治理術，新的治理手段隨後被再度植入（re-embed）到個人和地方性的網絡中，將英國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推向現代。
火車不僅帶動了一個抽象社會的形成，它還給個體帶來了切身的創傷和震驚。鐵路震顫對身體的影響成為當時醫學研究的熱點，當時的研究認為它會擾動消化器官的功能，同時也會擾亂神經系統，造成憂鬱、憤怒以及精力的極大損耗。經常出現的火車相撞事故更是會造成心理的恐懼，當時的精神病學家認為，火車交通事故會引起歇斯底里現象，弗洛伊德正是從火車事故中展開了自己的創傷心理學研究——
比如說，在鐵路事故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主體會在失眠、走路時再度經受那種可怕的經歷，而且每一次又都會伴隨著同樣恐懼的情感，最後，經歷了這樣一段‘精神上的筋疲力盡’或者說‘潛伏’，這種恐懼就會轉化為一種身體現象。
《董貝父子》
譯者: 王僴中
版本: 上海三聯書店 2015年5月
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狄更斯的經歷了，1865年6月9日，狄更斯在一列前往倫敦的火車上遭遇脫軌事故。7節車廂調入水中，他所在的第8節懸在半空中，儘管他當時很沉著鎮定，但事後身上出現了奇怪的症狀，不停地顫抖，接近兩週不能說話，不斷重複感受“震顫”的痛苦，整個人處於一種恍惚狀態。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本人去世的時間正好是在這次事故五週年紀念，冥冥之中有種神秘感。其實，狄更斯早在1846年寫作《董貝父子》時就已經對火車產生了一些擔憂，他將火車看作一個掠奪成性的魔鬼，它吞噬掉倫敦的老城，用固定的線路和時間表強迫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並毫無區分地將所有人拉向同一個目的地——死亡。
我們從狄更斯的文字中感受到的是人類無法掌控機器的恐懼感，技術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但這個世界卻不再是為我們而創造的。一如我們闖入現代，會發現現代性並不都是美好的承諾，它甚至會是一場災難。
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的時候，個體完全暴露在風險之中，在求知與求定之間焦慮搖擺。火車加速了現代性的到來，“我們試圖冒險闖入，但很快就發現，進入這個世界需要某種我們所缺乏的構造，需要我們所沒有的器官。”弗洛伊德的研究展示了，在經歷一次次的創傷後，意識終會形成一個防刺激盾來保護自身，那在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裡，我們的社會是否也形成了相應的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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