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英每天眼巴巴守著家長群，任何細節都可能成為情緒焦慮的導火索，例如老師發來照片的數量和家長準備禮物的價格。
作為家委，張曉滿感受到了不易，“老師說我花時間看了，音樂老師也說好，難道你說不好？”
周芳一週要上14節課，教學帶班、跟家長學生溝通、教研充電、做報告材料檔案。2014年之前，她感覺自己還有時間看新聞、聽音樂，“但這幾年，坐下來就是拼命工作”。
黃英學習“當家長”，是從放棄一組鐵皮櫃開始的。
黃英的女兒剛上一年級，今年9月開學後不久，女兒班上打算添置儲物櫃和書櫃，家委們在群裡徵集家長意見。黃英點開圖片，一個標價不菲的木櫃子。
她沒多想就回復：“唉呦，不要買木櫃子吧，再好的木頭都有味道，放在教室對孩子身體不好。”她還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法——買鐵皮櫃，幾百塊錢一個，又便宜，又沒有甲醛。
“你在群裡胡說啥。”一名家委馬上發來私信。
她覺得無辜，認真解釋自己的建議，隨後被告知木櫃子已經得到老師的“拍板”。
黃英想了想，沒再吭聲。
那一天起，大學老師黃英開始學習如何在家長群裡“當家長”。
黃英不知道的是，這個由普通家長、家委和老師組成的三角組合，當中卻各有委屈。
9月開學後以來，各地家長群裡炫富、戲精、拍馬屁等為人詬病的異化引發一波又一波關注，熱度持續一個多月不減。近日，杭州、西寧、衡水等地教育部門專門出臺了針對家長群的“新規定”，試圖減輕家長群對各方帶來的負擔。
為了孩子的一張照片
女兒開學兩三週後，李斌不堪其擾，退出大半群聊，“太吵了”，把妻子留在群裡。
黃英和丈夫李斌加入了近十個家長群，這當中，有班級範圍內的禁言通知群、分享聊天群、沒有老師的八卦群，以及學校百人群、小區家長群、居住區域家長群、居住區域所在板塊家長群等。以多種主題排列組合而成的家長群，動輒產出幾百條未讀信息。
李斌的煩惱，城市家長都有。
演員馬伊琍加入了十幾個不同主題的家長群，在拍戲期間也不停拿著手機回覆群內信息。“不回確實不行。因為我的孩子是普通人，不能讓別人覺得我的孩子很特殊。”2018年9月17日，她在某電影發佈會現場說。
網上流傳著這樣的家長群“潛規則”：老師的通知是必選項，家長的討論是可選項，向老師獻殷勤是備選項，可一旦關係到自己的娃，所有不滿和無奈都要放下，這一切，都成了必選項。
儘管隱形負擔很重，黃英依然每天眼巴巴地守著家長群，女兒入讀的是寄宿學校，老師會不定時在群裡發孩子們的動態。開學第一天，黃英看到孩子們端著盤子排隊打飯、集體刷牙、裹著小被子躺在床上。過了兩天半，老師又“賞了一張”女兒坐在床上看圖畫書的個人照。
任何一個細節都可能成為情緒焦慮的導火索，例如老師發來照片的數量和家長準備禮物的價格。
這是黃英學當家長的第二個難題。
“你們教師節打算送什麼？中秋節送什麼？”開學不過幾天，家長張曉滿打聽，開學首日，她就給宿管老師送了張購物卡。
黃英壓根沒有準備。班級合送的禮物是杯子和花，班主任、任課老師以及宿管老師人手一份，花了接近三千元班費。她以為這樣就足夠了。
“你看到沒有，某某家長為什麼老曬孩子的照片？”張曉滿指點她，這些照片不是老師之前發在群裡的，說明是私下發給他的。“那老師為什麼發給他，不發給你？你自己想想什麼原因？”
說這番話時，張曉滿也收到了宿管老師額外發來的照片。
黃英開始在意，有些家長不斷“曬照片”，在她眼裡成了炫耀孩子，也像在炫耀自己跟老師之間的關係。無形之中壓力倍增，她冒出一個念頭：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老師才對我的孩子不夠好？
“我跟老師發微信，她從來不回我，一條都不回我。”黃英有點埋怨，她自覺問的都是正事。她的孩子是教職工子弟，可以直接入讀這所競爭極為激烈的重點小學。
張曉滿一開始也沒等到回覆，這位全職媽媽決定做點什麼吸引老師關注——她報名當了家委。
黃英總結，家長與老師建立友好關係，可以通過“送禮物”“說好話”“當家委”三種方式，分別幫助老師省錢、省心、省力。
黃英的覺悟是從開學時一篇刷屏文章《“開學第三天，我退出了家長群”》裡學來的。文中，家長群裡的馬屁派、戲精派、炫耀派、攀比派紛紛上線，在群裡爭取存在感。黃英這才意識到，第一次家長會，為什麼會有六個成年人在講臺前收材料，這些家長提前到校整理材料、佈置教室、打掃衛生，不過是通過殷勤提供服務的方式，希望孩子能夠得到老師更多關注。
而她當時只是心裡發笑，覺得這群人效率太低了。
“有心無力”的家委
“老師以前從沒給我打過電話，也沒給我回過微信，這時候還跟我打電話談閨女，說事情。”張曉滿有點受寵若驚。她當上了家委，負責班級採購。
採購櫃子之前，老師特別跟張曉滿強調了尺寸問題——講臺底下的儲物櫃要足夠長，方便放置體育課使用的網球、羽毛球拍。
張曉滿挑了半天供應商，到處打聽，比價。幸好隔壁班有個家長提供貨源，別的班級家委也有意找其購買，她想，隨大流總不會出錯。
不料，她剛在群裡發佈了添置櫃子的徵集意見信息，鄰居黃英就提出異議。她偷偷告訴對方，在群裡徵集意見，是為了事後有人嫌貴時推卸責任——老師拍板的櫃子大約八千元。
她截圖給黃英看，對話中，班主任說，不用管那些人的意見，家委會通過了就行。“那些人”，指的是普通家長，他們開學時各交了1000元作為班費。
“你得在安撫好學生家長情緒的情況下，把老師交待的事情給辦了，也挺難的。”張曉滿感嘆。
很多時候，張曉滿都是接到老師的直接指令。她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執行者，對於家長們寄予厚望的“反映問題”、“商議事件”職能有心無力。張曉滿的新任務是幫老師籌備即將到來的一年級唱歌表演，演出要穿的裙子是老師定好的，直接發鏈接出來，要大家報尺碼。
“老師說我花時間看了，音樂老師也說好，難道你說不好？”張曉滿反問。
根據2012年《教育部關於建立中小學幼兒園家長委員會的指導意見》，家委會的職責是參與學校管理，參與教育工作，溝通學校與家庭。家委擁有“執行”的義務，也擁有“溝通學校與家庭”的權利。
被老師單獨留下商議事情時，全職媽媽李濤行使了後一種職能。
李濤女兒所在的幼兒園中班，不知何時形成了一種風氣，過生日的小朋友要給班上另外32個孩子送禮物。家長備禮“費勁”，要準確瞭解班級人數，部分細化到男女生數量，每個孩子都不能落下。剛開始是每人一根棒棒糖或者奇趣蛋，後來發展到了整盒水彩筆或者一套書。
到了李濤女兒的生日，李濤沒有“遵照傳統”給其他孩子備禮。小姑娘當時沒有表現得在意，事後卻問媽媽，自己今年怎麼都沒有過生日。“她覺得給小朋友分了禮物，才叫自己過了生日。”李濤無奈。
她將此事跟老師和盤托出後，家長群出現了老師提出的送禮“禁令”。接下來的一個月，沒有人再分發禮物。
李濤的家委工作是老師委派的。張曉滿則是將自己的“簡歷”發給了老師競選家委，整個過程私聊進行。
與李濤和張曉滿擔任家委的方式不同，曾經引發風波的上海某小學班級家委選舉，要求家長在群內公開自薦。20號媽媽是“公司大管家”，17號爸爸是名校博士，14號媽媽出身國際知名學府。三張競選截圖流傳出來，引發了家長們對於學歷、工作、家境、人脈的比較和輿論討論。
“發揮家長的資源優勢，為學生開展校外活動提供教育資源和志願服務。”教育部指導意見中寫道。
很多時候，家長使出渾身解數參加競選、提供資源，是希望孩子在學校受到老師的“照顧”。“我們希望付出能有回報，但肯定得先付出。”張曉滿舉例說，教女兒畫畫的老師也做了家委，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畫黑板報。
至於她的新任務——籌備唱歌節目，家委中有人請了化妝團隊，有人自費叫了跟拍，打算給孩子們的首次活動做個微電影。
“家委真是出錢出力，”張曉滿說，“但其實誰有這麼多閒時間做這些，也都是為了讓老師多去了解一下孩子。”
不想看手機的老師
小學班主任周芳開始刻意無視一些手機信息。
晚上，有家長拜託她“點評一下”孩子的作文。周芳不好回覆，索性就當沒看到。
到學校以後，她針對這篇作文進行點評，並拜託孩子向家長轉達，作業的批改點評會在學校完成，不要讓老師做重複的工作。“整天回覆家長信息，其實我們老師也挺煩的，增加工作量。”周芳說。
也有家長專挑放學時間給周芳發微信，“老師，請你告訴我的孩子，我在學校後門等他”。
周芳通常無暇看手機，往往很遲迴復。她向家長委婉建議，給孩子買個電話手錶，或者讓孩子放學後到辦公室打電話。家長不太情願，她就明確告訴對方，老師沒有義務每天幫忙傳達消息，“如果全班45個孩子，每個人都要我這樣提醒，我就不要做事了”。
周芳一週要上14節課。教學帶班、跟家長學生溝通、教研充電、做報告材料檔案，時間和精力全部被佔據。
根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中小學老師每週工作時間達到52.5小時，遠超勞動法規定的每週40個小時。2014年之前，周芳感覺自己還有時間看新聞、聽音樂，“但這幾年，坐下來就是拼命工作”。
家長群誕生前，周芳跟家長的接觸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託學生轉達通知；每學期一次家長會；特殊情況電話或見面溝通。而現在，學校通知、溫馨提示、優秀作業展示、發佈表揚鼓勵或者喜報都轉移到了家長群裡。
家長和老師的交流界限在社交軟件中被打破，沒有空間與時間約束，分寸也變得模糊。
李濤從不在家長群“冒尖”，她很想問老師，給兒子佈置每天一篇讀後感的作業會不會太多，但她沒有開口，“不自覺地會想，我這樣說會不會對孩子造成影響”。
大部分家長都會像李濤這樣謹言慎行，偶爾發生衝突，通常也是因為“護子心切”。
“我的孩子九點多鐘就崴到腳了，一直到十二點，老師都沒有一個電話，怎麼那麼不負責任，對孩子漠不關心。”周芳在校外聽課，突然在家長群看到這樣的指責。
她馬上去了解情況。事件很簡單，一個孩子體育課上崴了腳，體育老師帶他去擦了藥，但沒有及時聯繫家長。周芳趕緊在群裡發言平息怒氣，然後給當事家長打了電話，說明情況及道歉。同時提醒其他老師，類似這樣的情況，要趕快聯繫班主任，以便迅速通知家長。
她更怕遇到的是不願溝通的家長，直接將孩子受傷的照片發到群裡，或者公開孩子在學校遇到的情況，擴散恐慌和憤怒情緒，“搞得影響不好”。
矛盾即將爆發前，具有群主權限的老師可能會“踢家長出群”，捻滅導火索。
上海浦東新區教育局2017年發佈通知，要求加強學校班級微信群管理，當中對家校雙方皆有規定：老師不得與家長髮生爭執，當家長在群內出現負面情緒時，應當引導家長通過其他途徑解決。家長對學校、老師的意見和建議不要在群內發佈，如有需要應直接聯繫相關老師，或來信來訪向校方提出。不得發佈帶有煽動性、過激性的言論。
同年出臺的《靜安區中小學班級微信群建設公約》也要求，杜絕群內通報點名、批評學生、公佈成績或排名等，以此減少攀比和傷害。
而在教育部門出手規範班級微信群的同時，更多老師也意識到了“群規”的重要性，“老師的通知不必回覆”，“禁止發佈商業廣告、集贊、拉票信息”，“晚十點到早六點間不要聊天”。有的班級乾脆將陣地轉移至家校互動類APP，剝離多餘功能。
採訪過程中，黃英還會不時提及女兒的幼兒園老師。這位老師幫助孩子解決了性格孤僻的問題，對女兒多有照顧，“所以我們也真心把她當朋友，有時候會邀請她吃個飯”。
不過這次不一樣。黃英再三琢磨，決定不像其他家長那樣給小學班主任和其他老師準備禮物。“送不過來的。關鍵還是靠孩子自己的成績。”
“都是為了孩子。”張曉滿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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