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經濟》:費孝通,念念不忘的,是新婚妻子死去的地方

《江村經濟》:費孝通,念念不忘的,是新婚妻子死去的地方

《江村經濟》:費孝通,念念不忘的,是新婚妻子死去的地方

這是一本寫於七十多年前的書,它經常被人錯誤的放在農業書籍這一欄,而事實上,這是本人類學的著作,而且和張五常的《佃農理論》一樣,這是一本博士論文集。然而這本書完全沒有一般學術論文的苦澀乏味。那個時候,民國仍然在混亂中探索著三民主義,而日本人已佔領東三省,並且覬覦著關內。

費孝通剛從清華畢業,作為一個人類學專業的碩士,他知道繼續研究或許是對他這個苦難的國家最好的交代。一九三五年秋天剛畢業的他拿到了倫敦大學的入學通知書,走之前,他忽然覺得作為人類學家,在出國前進行現場勘察是必要的。於是那一整年他決定和她妻子,一個叫王同惠的女人一起去廣西大瑤山考察。那年冬天的雪下的特別大,意外發生了,新婚妻子死了,而他也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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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的是肉體,但毫無疑問,沒有什麼能阻擋他對學術的執著,畢竟,這是祭奠亡妻的最好方式。於是多年以後,每當我們翻開他的著作時,第一頁上總會寫著”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感情生活,在二十五歲時就結束了。

馬林諾夫斯基在評價這本書時說:” 此書雖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然而它並不滿足以複述靜止過去。它有意識的緊緊抓住現代生活最難以理解的一面,傳統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江村不在是一個普通的江南小村,費孝通在這本書裡,試圖通過對農民生活狀態、經濟狀態、家庭關係的詳盡描述,來解釋西方文化科技與本土文化的交鋒與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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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現代人看起來愚不可及的習俗,都有其歷史的根源。比如,通常中國的家庭,在訂婚前總會測算男女之間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時辰。媒人把女方的紅貼送到男方家裡,而男方父母則拿著它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在這裡並不起什麼實際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選擇,他們給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縱著最後的結果。

然而算命先生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因為婚姻是包辦的,從一些不瞭解的候選人裡,要想選出一個合適的女孩子無異於賭博。每戶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婦,這個好,意味著能生,能幹活。算命先生不僅是充當作出決定的一種工具,同時,也被用作把錯誤的責任推卸給上天意志的一個辦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麼這是命運,這實際上有助於維持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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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村到城鎮再到城市,人們的居住環境變了,但根本的思維模式仍然有很大的相似處。文化就是這樣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之人都感受不到並且難以敘述,但又不得不順著它生活,比如我們依然會喜歡男孩、我們會保持父母子女間的親密感,我們會走親訪友,雖然已經沒有了”族”的概念。

後來的那個時代,上層在說:”百花齊放”,而事實上是”萬馬齊喑”。自此中國沒有社會學、沒有心理學、沒有人類學,沒有了一切”資產階級”的學科。事實上大部分社科學者的重要作品都在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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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費老那時候寫的《重訪江村》,言簡意賅,雖然少不了那個時代的文字烙印,但依稀保有著一些批判的精神,他觀察,二十多年過去了,江村的生活似乎比二十年前還要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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