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樹
從“臺灣駐德辦事處”看完邱妙津的傳記片走出來，天空藍得透明，陽光燦爛，街上的人們正在午餐，沒人知道我們剛看過一部令人悲傷的片子。
我和友人走進幾條街外“老佛爺”百貨，在地下食品區分別買了沙拉和三明治，我甚至還買了奶酪、幾塊顏色鮮豔的馬卡龍和一把小蔥。我們在草地上和當地人及遊客一起，邊吃午餐邊聊天，有些人在曬太陽，有個年輕的女孩在看時裝雜誌，不遠處走過幾個衣冠楚楚的午休的年輕白領。這是典型的一個秋日的中午。
邱妙津死的時候26歲，我是在臺灣出版了她的書之後才知道她的，後來在臺北的“誠品書店”買了她的《鱷魚手記》和《蒙馬特遺書》，帶回北京，卻一直沒有看進去。她的書我看不下去，她的名卻一直留在我記憶裡。26歲在巴黎自殺，真的是妙齡，也是個絕妙的好地點。
邱妙津（1969-1995），作家，臺灣彰化人
邱的《鱷魚手記》裡的女主人公“拉子”，後來成為了全臺女同性戀的自稱，而大陸的“拉拉”亦脫胎於此。她無意中引領了臺灣的同性戀運動。2015年，蔡英文發facebook支持婚姻平權。2017年，臺灣發佈條例，保護同性戀結婚的權力。
邱是位高才生，也是位知識份子，她去巴黎留學是因為“長期喜歡法國的文學電影，同時嚮往法國的學術素側重知識論的思考傳統”，她在巴黎的教授是作家及哲學家Hélène Cixous，她1975年發表的《梅杜莎的笑聲》是關於女性寫作及用寫作顛覆男性話語權找回女性力量的一篇文章。
終其一生，我們都要鬥爭去擁有自己的身體，這也暗含了邱妙津在生活裡的困境。當時她說起臺灣，感到的是“想到臺灣的一切，很悲傷，在整個生長的過程中，臺灣自身沒有傳承，沒有遺留下任何東西，生長過程裡也沒有被提供任何精神靈魂的材料。”其實這話有失偏頗。生長在“小島”上，確實會有種無根之感吧。她說“根本不想回去”。是邱妙津自己的性格及她對“自殺”的作家的迷戀造成她的結局，包括當年的臺灣生活環境，同樣給不了她支持。
紀錄片裡提到了幾位女作家，說她們在歷史及文學寫作中被大浪衝擊，沒有完成夙志，唯一的例外是張愛玲。
張愛玲赴美后生活及寫作又何其艱難，又怎是一句“唯一例外”就能概括的。
我總是想起張愛玲。尤其是搬到柏林生活後，我與張愛玲就面臨同樣的問題：遠離母國，遠離母語，遠離熟悉的創作題材。愛玲英語那麼好，她是自閉，不願意跟人打交道。我語言不行，跟人接觸上沒什麼問題。只是想到若當年去美國的是自己，也難開闢出一條新道路來。
總有事後諸葛亮，評價起愛玲來指點江山，彷彿去的是他們自己就能揚名立萬，實際上張愛玲的難處，到今日依然不減。有幾個移民美國的中國作家真能寫出代表作來？可能哈金算一個，可當年愛玲還有家庭的拖累。
身為女性，陷阱總是特別多的。伍爾芙說寫作的女人必須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和一年500鎊的收入。張愛玲在美國為了掙錢生活吃盡苦頭，她為了掙錢，寫自己不感興趣的文字，不得不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賴雅病後，她成了家裡的經濟支柱，同時也必須要照顧賴雅。
張愛玲本身就是個不擅長個人生活的人，她不是那種去菜市場買菜回家然後照著菜譜做菜的那種家庭型人才，她應該是一輩子都沒有學會炒菜。料理家庭、看護病人對她這樣的性格來說難於上青天，而她居然真的照顧賴雅直到他死。有時候我也在想，若當年她沒有嫁給賴雅，而是經胡適介紹在美國找到一份收入優渥的工作，她之後的日子會否截然不同？
張愛玲與賴雅
胡適在1955年寫信給張愛玲，盛讚其新作《秧歌》：“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這封信對正背井離鄉且進攻美國文壇失敗、新書銷量慘淡的張愛玲來說，不啻於莫大的安慰。作為五四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第一位提倡白話文和新詩的學者，又曾擔任駐美大使，胡適無論是從文學鑑賞力的角度還是從仕途發展的角度，都是一位絕佳的戰略伙伴。若能得其助力，或許張愛玲的後半生會因此改寫。
當然張愛玲絕不會看中其仕途上的發展，她根本不是那種庸俗的人。張愛玲出身名門，祖父為清朝大臣張佩倫，祖母為李鴻章的長女李菊藕，若她真在意那一點點的前途發展，她也不會“淪落”至此。我常感慨張愛玲的至真至純，她要的是與其白頭到老，歲月靜好，她要寫作的自由，除此之外她統統都不在意。
與胡適最後一次見面的十幾年後，張愛玲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來回顧當年那次短暫的會面：“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時她心中已感悲哀，或許已經預感到她與胡適沒有機緣再走近，甚至成為朋友了。
《我的鄰居張愛玲》一文的作者，那位曾住在張愛玲家隔壁、翻張愛玲垃圾箱的臺灣《聯合報》女作家戴文采，曾在文中感慨當年張愛玲應該去日本，至少文化相近，翻譯起來文筆也不至於失去那麼多。夏志清感慨張愛玲應該住紐約，她愛時尚，若能讀書做生意就好了。
他們兩個共同點是都無奈於張愛玲去國後的“苦”。前者替胡蘭成背書，認為張愛玲到了美國變成了“無源之水”，好好一口井榦枯了；後者認為胡蘭成和賴雅拖累了她，尤其是賴雅，身體不好，時常中風，婚前竟不與張愛玲說，害她為了酬錢而寫劇本，白白浪費她的才華和大好時光。
如何避免這種“悲劇”，我實在是想不出法兒來。正如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也常常無能為力。或者才華就是一種負擔，有才即有罪，終生需為自己的才華尋一個出口。上帝給了你才華也就少給了你其他，用於平安度日的那些技能就沒有了，若大環境不如人意，又沒有一整個家庭在背後扶持（突然想起了郎郎），天才面對起生活來難免張皇失措。
我對於張愛玲也是有過不同的態度。在看到她的後期作品之前，我並不欣賞她的寫作。我以為她的小說裡只見絕妙的描寫，充滿人與人之間的內心鬥爭，陰冷可怖，作者自己躲在故事後面，不見真心，簡直讓我厭倦。直到我看到了《小團圓》。我這才明白我看錯了她。
1995年，張愛玲在洛杉磯去世，去世前曾將遺物全部轉交其好友宋淇夫婦，包括幾經打磨的《小團圓》手稿。由於擔心張愛玲的名聲受損及其他原因，宋淇一直阻止出版《小團圓》。直到2009年，《小團圓》才分別在港臺和大陸出版。
2010年早春，我坐在紐約China Town的小餐館裡，讀到這一句“捲簾梳洗望黃河”，是龔自珍詩裡的一句，當時外面下著瓢潑大雨，我坐在異國他鄉讀著關於曾經中國的故事，一時居然呆了。書裡的蒼涼是我當時並不能體會的，正因為此書，她成為我最喜歡的華語作家之一。她讓我看到，她後期的作品才是集大成之作，才是“先鋒”之作，直面內心，向自己下手。在美國，無論貧苦還是避世，包括她不講究生活上的舒適，不跟人打交道，但至少她過的是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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