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進入重組階段的美國共和黨呈現立場極端化與反建制傾向的所謂“特朗普化”態勢。這一新態勢的原因包括當前美國負面民意持續發酵、共和黨政治週期變化以及特朗普本人的總統優勢。具體而言，“特朗普化”在選舉意義上塑造出了一定規模的“特朗普選民”和“特朗普候選人”，但並未在執政與決策意義上徹底主導共和黨，甚至“特朗普化”更像是完全可以與特朗普本人無關的共和黨整體持續極端化歷史趨勢的一種新體現。同步重組的民主黨也呈現出在女性和少數族裔等意義上的“身份認同化”態勢，並與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共同加劇了美國政治嚴重撕裂、對立隔絕、無法妥協的“部落化”趨勢。
在2018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共和黨初選中，唐納德·特朗普對參選者支持與否已成為左右選情的關鍵因素之一。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群體中保持了歷史較高的支持率（基本在80%以上），對任何在保守州競選的共和黨人而言，總統的影響無疑意味著一切。有統計顯示，截止到2018年9月4日，得到特朗普公開背書的50位各層次共和黨參選人中只有兩位最終與黨內提名失之交臂。甚至一些鼓吹白人至上的“另類右翼”（Alt-Right）參選人也能在特朗普的力挺下順利斬獲提名。相反，由於公開反對特朗普執政議程而招致他抵制的某些資深共和黨人在初選中慘敗，導致一些與特朗普保持距離甚至批評他的共和黨人不得不及時改弦更張，換取總統背書，才獲得本黨提名。
特朗普對共和黨初選結果的關鍵影響，被輿論稱為“特朗普效應”。在此效應驅動下，共和黨及其參選人似乎也愈發“比特朗普更特朗普”起來。或者說，作為一個政治圈外人，特朗普不但超出很多人意料地當選總統，而且似乎很快“接管”了共和黨。於是，關於共和黨所謂“特朗普化”的說法漸漸浮出水面。那麼，到底什麼是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共和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所謂“特朗普化”的態勢？原因何在？“特朗普化”是否只是共和黨的現象？民主黨是否出現了類似現象？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揭示出美國政黨政治怎樣的前景與趨勢？基於特朗普執政將近兩年來的美國政治現實特別是2018年中期選舉選情走勢，本文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一、共和黨“特朗普化”的現象與成因
在美國政治史上，以總統等重要政治人物來命名政黨政治發展關鍵階段或政黨內部不同派系的情況並不鮮見。前者如1828年主導形成現代民主黨的所謂“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20世紀80年代重塑共和黨的“里根聯盟”（Reagan Coalition）以及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幫助民主黨獲勝的“奧巴馬聯盟”（Obama Coalition）等；後者具有代表性的說法當屬“洛克菲勒共和黨”（Rockefeller Republican）即20世紀50-70年代殘存在共和黨黨內的溫和派力量。相比而言，所謂“特朗普化”卻更像是一種兼具這兩種傳統意涵的雜糅表達，即一種以完全不同於共和黨傳統或者在黨內並非主流的、反建制派的力量及其相對極端的政策立場引領共和黨政黨政治的趨勢。
一方面，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意味著特朗普正在重塑共和黨基層選民的主導理念。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從徹底的非共和黨精英，通過一次勝選就成為了在共和黨選民中擁有歷史同期較高支持率的政黨領袖。如此驚人轉變的關鍵就在於特朗普對共和黨基層民眾的巨大吸引力，或者說是對於基層選民理念的強大塑造力。一項基於問卷調查的研究顯示，自特朗普上臺以來，更多共和黨選民傾向於把在傳統意義上最具保守傾向、客觀上也具有保守立場投票紀錄的國會參議員弗雷克或者本·薩斯（Ben Sasse）視為溫和派，反而將具有相對溫和投票紀錄的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理解為國會參議院中曾經的最保守者之一。就其原因極可能是，共和黨選民已開始將政治人物是否支持、捍衛特朗普當作評價其在政治理念上是否足夠保守的關鍵指標。於這就意味著，特朗普帶給共和黨的或者正在強化的共和黨內部原本存在的某些理念，正逐步取代傳統保守主義而成為共和黨基層選民的主導意識形態。當然，在這種“重新定義”加劇的情況下，特朗普能夠提供或強化的理念事實上至今仍並不全然清晰，大概方向應為本土主義（nativism）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m），但如果共和黨基層選民最終接受了特朗普帶來的新定義，也就勢必意味著共和黨將沿著特朗普所引導的方向前進。
另一方面，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意味著共和黨不斷湧現出一些在理念上支持、在風格上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這一趨勢顯然與特朗普“重新定義”基層選民的主導理念相呼應：要在某些特定選舉中迎合正在變動中的保守主義理念，自然要支持特朗普、乃至“比特朗普更特朗普”。
這方面的“特朗普化”主要表現為某些共和黨政治精英的極端化與反建制傾向同步加深。以2018年州長選舉為例，在22個非在任共和黨州長謀求連任州的共和黨初選中，至少有9個州的共和黨州長提名人不同程度地符合這一趨勢。而在14場在任共和黨州長謀求連任的選舉中，也出現了沒有得到特朗普背書的建制派州長在初選中被特朗普支持的反建制派挑戰者擊敗的罕見情形。相應的趨勢也發生在2018年國會參議員選舉的共和黨提名當中。全部28個非在任共和黨人謀求連任的國會參議員席位中，至少在7個席位上共和黨提名了不具備從政經驗的商人，而至少在9個席位上共和黨人是因公開支持特朗普及其政策才得以贏得提名的。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態勢雖然與特朗普的背書關係密切，但也存在特朗普並未直接介入的情況。這就意味著，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的影響未必是直接的。
在基層選民和政治精英兩個聯動層面上的“特朗普化”背後隱含著較為複雜的成因，美國負面民意持續發酵、共和黨進入重組週期以及特朗普操縱總統政治優勢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至關重要。
第一，促成特朗普當選的民怨情緒不但沒有明顯緩解，反而愈演愈烈，為“複製”特朗普的成功創造了充分的動機與市場。2016年大選被認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多層次民怨情緒的一次集中宣洩。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下層群體經受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國家現實困境不滿，對美國政治精英的毫無作為深感失望，於是特朗普所鼓吹的所謂“本土主義”極端主張及其“反智主義”的反建制傾向得以大行其道。於在特朗普執政將近兩年的今天，經濟與就業、移民改革、全民醫療、槍支管制等仍被公眾認為是國家急需儘快處理的議題。兩黨政治人物在這些議題上卻依然勢如水火、毫無實質進展可言，特朗普的“本土主義”因為迎合民怨情緒而延續了確保共和黨競爭性的關鍵號召力。同時，也正是由於民怨情緒的繼續累積，民眾對華盛頓精英的信任度持續低迷，進而也就自然發酵出不斷滌盪共和黨政治精英群體的反建制傾向。需要說明的是，共和黨基層選民對華盛頓建制派精英的長期不信任，並不包括對原本應該作為華府政壇“最大建制派精英”的特朗普總統的不信任。事實上，入主白宮的特朗普仍以特立獨行的執政風格最大程度地在選民面前保留了反建制派標籤、保持了“特朗普化”的帶動效應。
第二，特朗普所帶來的基層選民理念和政治精英立場的變化符合長期以來共和黨在理念上持續極端化的特質，也是共和黨步入新一輪重組階段的標誌。相比於民主黨而言，共和黨往往被認為是更為明顯受到理念與意識形態驅動的政黨，即通常以新理念或對保守主義的新解釋來實現政黨生態的演變，從而贏得選舉、獲得權力。這就是“茶黨”勢力在共和黨內部崛起或者反建制傾向在共和黨內部更為活躍的原因之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共和黨更易受到特朗普的立場與風格影響即“特朗普化”的總體判斷。同時，從共和黨理念變遷角度看“特朗普化”，還需要在兩個層次上加以說明。其一，“特朗普化”迎合甚至強化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和黨持續極端保守化的歷史方向。由於在新政背景下民主黨長期對國會兩院的主導，共和黨內部相應地爆發了路線之爭。在將著重政策平衡的溫和派描述為“執政或毀滅”（rule or ruin）之後，以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及其“新保守主義”的崛起為關鍵節點，共和黨保守派不斷積蓄力量，並在1994年奪回了國會眾議院多數。這種保守化冒進被描述為“執政並毀滅冶，即雖然可以通過迎合並激化黨爭而贏得更多席位乃至白宮，但卻失去了謀求共識並推進務實立法的政治空間，只能淪為以黨爭為動員工具、鞏固部分選民基本盤的極化政黨。”換言之，“特朗普化”完全是共和黨歷史軌跡的接力式延續。其二，在“特朗普化”與共和黨極端保守化並軌的同時，特朗普的當選也意味著共和黨政黨重組拉開大幕。特朗普及其“本土主義”為共和黨吸引到了對於其執政至關重要的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從而引發了共和黨在關鍵基層選民和“區域主義”意義上的重組。而即便是在共和黨總體態勢欠佳的2018年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共和黨可能從民主黨手中奪回的有限幾個席位（如賓夕法尼亞州第十四選區、明尼蘇達州第一選區以及第八選區）仍多為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聚集區域。這也說明了特朗普及其“本土主義”效應仍在發酵，“特朗普化”在選舉意義上對共和黨仍至關重要。
第三，作為在任總統的特朗普具有充分權力空間對共和黨實現最大化塑造。與美國政治史上各類意識形態的崛起相比，“特朗普化”從一開始就擁有著頗為鮮見的起點——由美國總統來推動。事實上，在美國總統政治及共和黨政治的歷史當中，與特朗普具有某種相似度者有二，即194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和1964年的戈德華特。前者不僅也是缺乏政治經驗的商人，而且同為在當年共和黨黨內競爭者中唯一的標新立異者，只是其國際主義主張最終得到了兩黨主流的接受。後者所引發的“新保守主義”被認為後來成全了里根的勝利。正如當時那些“戈德華特派”所認為的那樣：1964年不是走向總統道路的盡頭，而是開始。但這也意味著，戈德華特的影響一定是慢慢沉澱和滲透的積蓄過程。與威爾基和戈德華特的最大不同在於，特朗普獲得了選舉勝利，並罕見地在毫無組織化準備的情況下就直接“接管”了共和黨、掌握了對共和黨有主導性的塑造能力，這也是所謂“特朗普化”的一個關鍵特質。此外，特朗普執政前兩年與由共和黨佔據兩院多數的第115屆國會所形成了的所謂“府會一致”，是自艾森豪威爾（1953年到1955年期間的第83屆國會）以來共和黨總統第一次在上臺之初的前兩年就面對一個本黨佔據兩院多數的完整國會會期的情況。在這種久違的府會關係下，共和黨人一定更傾向推進更多立法、兌現更多承諾，進而也就會對在決策中扮演關鍵引領角色的特朗普總統產生極大的期待。
二、共和黨“特朗普化”的限度
不可否認，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正在基層選民與政治精英兩個層面上同步暴露出某些侷限性，其最明顯的表現是，“特朗普化”在選舉意義上似乎相對顯著，而在執政與決策意義上卻處於極低水平。同時，即便是在選舉意義上，“特朗普化”也尚未成為當今共和黨的唯一邏輯。
在選舉層面，雖然基層選民在民調中表現出對特朗普的忠誠度，但這種對選民主導理念的重塑過程必然耗時良久，而且共和黨基層選民也正在發生分化。具體而言，仍舊存在某些傳統共和黨的基層選民無法接受甚至無法容忍特朗普及其理念與政策，而這種分歧未必能在民調中得到清晰表達。從2018年中期選舉的選情上看，在傾向於從共和黨轉向民主黨的國會眾議院席位中有很大比重是分佈在大城市周邊的城郊選區，比如俄亥俄州第一選區、科羅拉多州第六選區或者加州南部多個選區以及新澤西州各選區等。這些地區出現政黨鬆動的關鍵原因即相對比重較高的受過一定教育的白領階層白人群體對特朗普極端政策的累積不滿。當然，這些不滿很難轉化為對民主黨的支持，但極可能降低這部分群體的投票率，從而也就壓低了共和黨的勝算。這些區域的變化，說明了在“特朗普化”或者特朗普以總統權勢重塑共和黨理念時，其基層選民中也存在著反彈乃至反抗。這種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前文中提及的共和黨作為理念與意識形態驅動政黨定位的“雙刃劍”效果：雖然特朗普的理念可以很快對共和黨產生重要影響，但也一定會與黨內其他理念及其支持群體之間爆發長期的分歧與衝突。
就選舉中政治精英的選擇而言，進行一場“特朗普化”的競選也並非唯一決勝之道。或者說，在傳統保守州中競選的共和黨人無疑要重視如今在黨內支持率頗高的特朗普。這種狀態其實不是“特朗普化”，而是一般規律。在一些選區訴求、核心議題乃至個人定位與本黨總統及其理念存在一定差異的情況下，任何政黨的提名人還是會相應地選擇與總統保持某種或近或遠的距離，如今的共和黨候選人對特朗普也不例外。比如，在猶他州國會眾議院第四選區謀求連任的共和黨人米婭·洛夫（Mia Love）因為自身的海地後裔身份而公開反對特朗普單方面否認現行移民立法的極端做法。又如，再度獲得羅得島州共和黨州長提名的華裔政治人物馮偉傑（Allan Fung）也因所在州相對自由政治氛圍的約束而在移民、生命權等議題上毫不掩飾溫和立場。於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初選研究項目進行的截至2018年8月16日的統計，在非共和黨謀求連任的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只有33.1%的共和黨提名人正面提及或支持了特朗普，55.2%的共和黨提名人對特朗普隻字未提，也算是刻意保持了距離。如此對比，也可以看出共和黨所面對的所謂“特朗普效應”並不是“靈丹妙藥”，而是在某些特定選區中才有效的競選戰術選項而已此外，還有必要說明的是，即便是“特朗普化”最直接體現的行為，即特朗普本人的背書支持行為，在現實中也存在著一定的侷限性。最為典型的例子即特朗普對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參選猶他州國會參議員的無懸念背書。羅姆尼在2018年2月16日宣佈參選，三天後特朗普就公開表示了絕對支持。這種背書的目的顯然是在羅姆尼勝算難以撼動的情況下，提前爭取羅姆尼未來在國會中的支持，至少不希望羅姆尼成為反對特朗普的國會建制派領袖。此動機再次驗證了“特朗普化”在共和黨內部的有限性。更為諷刺的是，在隨後4月舉行的猶他州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包括羅姆尼在內的所有參選人因無一得到60%以上支持而難以確定提名人，而且羅姆尼的得票率竟不敵具有反建制派標籤的州參議員邁克·肯尼迪（Mike Kennedy）。這一事實再次說明“特朗普化”是一種可以與特朗普本人態度無關甚至相左的共和黨極端化或反建制傾向的整體趨勢。當然，面對這種漸強的黨內趨勢，後續投票中最終贏得初選的羅姆尼也在改變堅決反對特朗普的立場，對特朗普的態度趨於溫和。
在執政與決策層面上，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應該說停留在較低水平。雖然前文提及了第115屆國會期間共和黨對白宮與國會兩院多數的難得控制燃起共和黨人的更多期待，但過去將近兩年中，府會互動基本上證明了特朗普總統與國會共和黨人之間的配合難以令人滿意。當然，也有數據顯示，國會兩院共和黨議員在投票中表現出與特朗普較高的立場一致度：截止到2018年9月17日，本屆第115屆國會參議院中的51位共和黨人有49人的立場一致度在80%以上，佔96.1% ，241位共和黨國會眾議員中的231人的立場一致度在80%以上，佔95.9%。不過，這種高一致度態勢遠不足以說明共和黨在立法或決策中的“特朗普化”。其一，高一致度更多發生在特朗普對共和黨傳統議題給予支持的情況下，即並非是共和黨“特朗普化”，而是特朗普“共和黨化”。比如，生前曾公開抨擊特朗普的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與總統的立場一致度也竟然可以到達83%。這就是說，高一致度本質上是與本黨一致，而非與特朗普一致。其二，那些較為有限的非一致議題，往往是特朗普極力推進但在黨內尚未形成統一意見的，或者是共和黨為了維護政策傳統而約束特朗普的議題。前者如移民改革，後者如美俄關係和美對俄羅斯追加制裁等立法動議。共和黨議員在這些議題上與特朗普不一致，恰恰是對共和黨在決策意義上的“特朗普化”的消極回應。
套用美國政黨政治分析的三個基本維度，政黨的功能有社會動員、選舉及執政。淤在社會動員和選舉意義上，共和黨的“特朗普化”作為一種趨勢無疑是存在的；但在執政意義上的共和黨“特朗普化”卻尚未呈現出趨勢性。即便是在社會動員和選舉層次上即基層選民和政治精英兩個層面上，“特朗普化”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只有基層選民被特朗普個人特別是其“本土主義”理念影響加深，政治精英才更有可能為了回應選民訴求而自主地“特朗普化”。而這個過程如果得以順利延續，最終結果應該是在執政意義上（比如在國會兩院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特朗普化”的政治人物，進而引出共和黨全面的“特朗普化”。這也是前白宮策略師史蒂芬·班農（Steve Bannon）2017年開啟的所謂劃的終極目標，但該計劃的出師不利已足以說明其中的難度。在這個漫長積累的過程中，對共和黨特朗普化也更為準確地描述是，共和黨內部出現了一定規模的“特朗普選民”和“特朗普共和黨人”，但遠遠沒有變異出一個所謂的“特朗普共和黨”。特別是在共和黨可能2018年中期選舉中失去一定席位甚至失去國會（眾議院）多數的情形下，共和黨內部也正在醞釀更為鮮明地反對特朗普現有政策的聲音，進而在政黨理念和執政決策層面上“特朗普化”的深入都可能遭遇重大的挑戰與逆轉。
三、 民主黨內相對應的趨勢
幾乎與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同步，民主黨也正在呈現出某些極端化與反建制傾向。有觀點認為，這就是民主黨相對於共和黨的所謂“桑德斯化”。客觀而言，“桑德斯化”與“特朗普化”在各自政黨政治發展中所發揮的影響值得比較。
不可否認，在強化本黨自由派極端觀點，鼓動反建制力量挑戰政治精英方面，“桑德斯化”與“特朗普化”可謂異曲同工。甚至與“特朗普化”相似，“桑德斯化”也未必需要桑德斯本人的直接介入。有統計顯示，在2018年國會眾議院選舉層次上，民主黨至少提名了158位首次參選的非建制派候選人，其中不乏反建制派立場的表達，但並非所有人都得到了桑德斯本人的背書。這就意味著，“桑德斯化”本質上也是一種與桑德斯本人未必存在密切關聯的政黨態勢。但與此同時，與“特朗普化”正在為共和黨提供新理念或強化了共和黨內部以往的非主流理念不同，所謂“桑德斯化”在理念意義上只是加速了民主黨已有理念衝突的新一輪爭奪。特別是在民主黨更為強調在不同社會身份群體之間謀取利益統合這一判斷之下，黨內的理念衝突與嬗變並不會在某一時間段內劇烈發生。
事實上，當人們提及民主黨的所謂“桑德斯化”時，其實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意涵，即民主黨“身份認同化”的加劇，即民主黨在性別、族裔等意義上的強化，具體體現為加強對女性、少數族裔乃至性別少數人士人選的招募，以此來提振相應群體的投票率與支持度。而在“身份認同化”加劇的前提下，具有身份認同標籤的民主黨候選人往往持有類似於桑德斯的激進立場、並具有類似於桑德斯的反建制傾向。比如，就女性候選人規模而言，2018年中期選舉在國會參眾兩院以及州長層次上都創造了歷史紀錄：分別有22位、235位以及16位女性候選人。其中民主黨人的“身份認同化”提供了主動力：分別為15位、183位以及12位，這一規模刷新了美國任何政黨在這三個層次提名女性候選人參選的紀錄。又如，就少數族裔候選人規模而言，民主黨在2018年國會眾議院選舉中至少已確認提名了133位少數族裔候選人，顯著保持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濃厚傾向民主黨“身份認同化”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身份認同化”旨在在短期內有效彌補選民投票率短板。事實上，在奧巴馬兩次獲勝的大選中，女性與少數族裔群體的投票率都達到了較高水平，但在2016年大選中卻同步下滑。榆民主黨如果在短期內可以通過招募女性和少數族裔候選人、推進在社會議題上的自由派主張來提振這部分群體的投票率，也就能鞏固並抬高該群體對民主黨的傳統支持力度，有助於充分實現選民支持最大化。不過，這也說明民主黨人至少在目前並未重點強調需要長期政策調整才能實現的針對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的吸引力重構。其二，“身份認同化冶在推進選民分類動員中可以發揮”逆特朗普化冶的效果。自展開競選以來特朗普在女性（30%~35%左右）和少數族裔群體（20%）中所獲得的支持率不但明顯低於整體支持率（40%上下），而且也相應地低於其在男性（40%-50%左右）和白人群體（50%上下）中所維持的水平。這就意味著，民主黨的“身份認同化”正在利用“特朗普化”促使女性與少數族裔群體將對特朗普的不滿轉化為對民主黨在投票中的支持，從而達到逆向效果。
值得說明的是，“特朗普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廣義的“身份認同化”的一種體現。“身份認同”成為政治標籤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某群體的被忽視感，而回應至少迎合這種感受的政黨或理念自然可以實現對相應群體的極大吸引。這就是說，“特朗普化”迎合了陷入深度被忽視感中的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從而實現了共和黨的執政以及特朗普自身在黨內的高支持率。相應地，民主黨的狹義“身份認同化”所要迎合的自然也就是長期在美國社會生活中處於劣勢、且在特朗普執政之後處境雪上加霜的被忽視群體乃至邊緣群體。這就意味著，所謂的“特朗普化”與“逆特朗普化”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廣義“身份認同化”內部不同向度之間的競爭。
無疑，兩種“身份認同化”的分化與疊加正在刺激著當今美國政治出現“部落化”（tribalization），即參與政治的基層選民因為性別、種族族裔、地域文化、固化階層乃至性別取向等無法或難以改變的身份認同標籤而產生不同政治理念與政治行為，從而形成相互之間具有對立隔膜、無法合作或妥協的參政群體的過程。傳統上，美國從立國之初就面臨著所謂“部落化”的挑戰，但這個國家基本上採取了在兩個層面上構建多元主義的努力，即在國家層面上所謂“合眾為一冶”的國家認同構建與在個人層面上對個人權利的保護。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作為個人的平等權利與作為群體成員之一的身份認同之間不斷顯現重大裂痕，其結果並非從“多”到“一”的“合眾”，而是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意義上湧現了眾多個“一”。導致這種多個“一”，即“部落化”的原因眾多，其中美國政治中既有制度與既有行為體對特殊群體利益與認同的袒護髮揮了重要作用。於從這個意義上講，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和民主黨的“身份認同化”正在進一步導致美國政治與社會在族裔、階層乃至性別等多個維度上的嚴重撕裂、對立隔絕與妥協失能。白人群體內部正在高度分化，進而導致共和黨內部出現嚴重分裂，支持“特朗普化”與否逐漸成為界定這種分裂的標準；而民主黨雖然仍會接納自由派乃至溫和派白人，但對“身份認同”的過分追求也促使其不斷蛻變為由女性、少數族裔以及其他少數群體利益主導的多元文化主義政黨。
四、結語
西方政黨政治的發展過程也是為了回應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而形成新的身份認同、從而實現執政的過程。而如今的“特朗普化”或者“身份認同化”，都是作為一個群體的政黨對當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一種本能回應。縱觀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其政黨政治的流變是驚人的。英格蘭的託利黨從一個“鄉紳黨”轉變為支持統一國家與民主體制的現代政黨；美國的民主黨曾擁抱奴隸制和“三K黨冶，如今卻高舉起民權的旗幟。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如何，“特朗普化”都會將共和黨帶向全新的方向，當然未必是更好的方向。
這個全新的方向與其說是特朗普個人的選擇，不如說是歷史使然。在政黨政治演變層次上，“特朗普化”是共和黨政治的必然延續與強化，更是共和黨面對全球化挑戰時進入重組階段的關鍵特徵。於是，“特朗普化”雖然看似因特朗普而起，但遠非屬於特朗普個人，甚至從長週期看不但是他個人無法駕馭的，而且還可能形成反對他的力量。在現實政治運作層次上，“特朗普化”並沒有確保特朗普對共和黨政策議程的絕對主導。雖然存在篤信特朗普的選民和支持乃至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但至少目前仍不存在由特朗普完全主導的共和黨政治。相應而言，民主黨的“身份認同化”不但有所謂“逆特朗普化”的回應意味，也是民主黨進入重組階段過程中希冀實現短期獲益的必然選擇，更為逐漸“部落化”的美國政治生態再次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命題，即應該採取何種形式的多元文化主義。
美國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曾對“特朗普化”發出這樣的感嘆：里根去世了，只能追憶。如今，那樣一個宣揚自由、鉗制大政府、支持生命權、抵抗“邪惡帝國”的人（里根）已經被一個痴迷於軍事力量、鼓吹國家主義、廢除家庭規劃項目（Planned Parenthood）以及讚賞普京的人（特朗普）所代替。面對如此強烈對比的“特朗普化”，無論是與共和黨政黨政治發展的契合，還是與共和黨建制派之間的齟齬，這種變動無疑是迎合、利用乃至煽動足夠多的民意，而非在提供解決方案意義上的有效回應，從而強化了美國黨爭極化政治走向極端的原因與後果。
作者：刁大明，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文章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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