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延禧攻略》大熱收官，魏瓔珞成功上位，獲得榮寵。觀眾也大呼過癮，“爽”，“升級打怪”，“黑蓮花戰勝白蓮花”，讚頌之聲不絕於耳。本文試圖對該劇之後的歷史脈絡做一個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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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也正是延禧攻略劇大結局發生的年份。
這一年，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
此時的清王朝正處於康乾盛世的鼎盛時期，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對帝國的掌控也達到了極盛。曾扮演過乾隆的焦晃老師有言，乾隆是在以“造園”的心態在管理著這個國家。造園是什麼？就是一切都要井井有條、安然有序，不要有任何不好看的浮在表面上。
從登基起，乾隆就一直不斷籌劃加強自己手中的權力。這從他剛登上皇位就廢除了父親雍正建立的軍機處制度，而後又迅速恢復便可見一斑。當時乾隆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父親留下的前朝老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各自結黨，把持朝政，年輕的皇帝缺少威信，而一旁的宗室還在虎視眈眈；二是隨著帝國功業的不斷積累，作為統治者的滿族階層逐漸風氣侈靡怠惰，失去了先祖馬背上奪天下的精氣神，而漢人官僚不斷進入權力的中樞機構，卻因為滿漢之防無法得到皇帝的徹底信任。
解決的辦法當然是培植忠於自己的力量，取代那些不被信任的臣子。最早受皇帝寵信的訥親就是如此不斷擢升位極人臣的。可惜他能力有限，在本來是奠定自己地位的金川戰役中進退失據，畏首畏尾，被乾隆砍了腦袋。於是，我們熟悉的富察傅恆登場了。
傅恆是乾隆一手提拔起來的心腹，又在金川戰役中成功鍍金，於是很快取代了訥親的位置，成為首席軍機大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對於龐大的帝國官僚機構，乾隆也有自己的辦法。從雍正朝建立的軍機處制度被乾隆發揚光大，只有自己信任的官員才能進入這個帝國真正的權力中樞，協助治理國家。通過密摺制度，整個帝國督撫以上的重要官員，都有權力直接向皇帝參奏，以便皇帝能夠直接掌握地方的第一手情況。
在這樣的制度下，整個帝國可以說被乾隆操縱於鼓掌之中，沒有什麼意外可以發生。然而就在公元1768這一年，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潛流卻在打破這種一切盡在掌握的幻覺。
事情的起因似乎微不足道：
“叫魂”案發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這種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陳兼，劉昶《譯後——翻譯札記及若干隨想》）本來是一件底層民眾愚昧和迷信造成的小事，似乎無足掛齒。但在一個“盛世”的背景下，這件事情漸漸發酵，不斷放大以致驚動了朝野。這就牽涉到事件的第二個層面，即一個龐大帝國的官僚機構運作的政治秘密。尤其在乾隆朝，軍機處和密摺制度的存在，使得這個帝國似乎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超出皇帝和官員的掌控的。而地方官員在執政中普遍有一種心態，一是不出事，顯得政績清明，一切盡在掌握。二是一旦出了事，又要迅速地有所反應。
於是官員們在這個席捲全國的事件中開始了他們神奇的表演。最初，他們試圖封鎖消息：
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侷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麼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裡，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陳兼，劉昶《譯後——翻譯札記及若干隨想》）然而，皇上畢竟是皇上，在地方上也有自己獨立的情報來源。“叫魂”一事終於傳到了皇帝耳朵裡，雷霆震怒不可避免。於是，地方官員們反過來開始賣力地 “捉拿妖人”、“清繳妖黨”。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開始圍剿，而事件發端的江南則首當其衝成為了清剿的主力。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有點眼熟的名字：
高晉。這位高晉正是《延禧攻略》中飛揚跋扈的高貴妃的堂兄，時任兩江總督。與劇中不同的是，歷史上的高貴妃並不飛揚跋扈，也不是死於燙傷。而這位堂兄也沒有受到高氏父兄的牽連，仕途平順。而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一案，無疑讓高總督有些焦頭爛額。不僅事情的起因撲朔迷離，到底誰是“妖黨”，誰在興風作亂，一時竟沒有頭緒。當時的做法是給嫌犯上刑，可很多原本無辜的人被用刑後反而胡亂攀咬，結果又牽扯到更多的人，而所謂的“元兇”卻始終不見蹤影。
出了事不及時上報，事發後又到處折騰卻一無所獲，皇上的震怒可想而知。於是高總督等一干官員受到了訓斥。基於地方官員在此事件中的糟糕表現，皇帝決定親自提審犯人。時值盛夏，幾名嫌犯被從遙遠的江南帶到皇帝正在避暑的承德行宮，跪在了大學士傅恆的面前。
然而，經過仔細審問後結果卻讓人大失所望，幾個嫌犯與妖術並無直接關係。傅恆在給皇帝的奏章中建議將他們放回原籍。皇上也只是在奏章上淡淡地批道：“知道了。”
經過連續幾個月的折騰後，真正的“妖首元兇”仍未浮出水面，而以傅恆為代表的軍機大臣們漸漸意識到，這其實是一樁冤案，很多人趁著清剿的名頭隨意攀咬，將一些不相干的或者有私人恩怨的無辜者牽連進來。此時，一些案件發生地傳來的最新消息也證實了這是一場鬧劇的判斷：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佈謠言併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並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樑的基礎。由於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便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紙條打進橋樁裡。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黴的傢伙受了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各個角落，並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互相栽贓，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醜惡的歇斯底里。（陳兼，劉昶《譯後——翻譯札記及若干隨想》）於是大臣們聚在一起商議如何收場。而經過這一場從上到下的折騰後，作為帝國的掌控者，乾隆皇帝是不會這麼輕易干休的。作為帝國的核心，叫魂案給他真正的衝擊並不在於這個事件本身，也不在於事件對於民間生態的衝擊。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在這個案件中的遲鈍、無能、失序和混亂才是讓他從心底裡感到震驚的原因。
儘管乾隆從來沒有從心裡放下他對漢人官員階層的戒備和警惕，但在叫魂案中，很多做出讓人失望表現的都是滿人官員。始作俑者富尼漢被皇帝降級續用，一干官員受到貶斥。而大學士傅恆和劉統勳（宰相“劉羅鍋”劉墉的父親）的努力讓撲朔迷離的案情得以雨散雲開，這讓乾隆很是欣慰，至少帝國核心中樞的幾位軍機大臣都是稱職的治世能臣。
但皇帝也無法高興得太久，僅僅一年後，傅恆便在遠征緬甸的戰役中身染重疾，於次年（1770年）病逝。而劉統勳逝世於1773年。真實的魏瓔珞逝世於1775年。此時，一個更為熟悉的名字：和珅登場了。
根據《叫魂》一書作者孔飛力的觀點——公元1768年，正是這個龐大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叫魂”一案，本身是場無足輕重的鬧劇，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帝國權力的兩極：
皇帝和官僚階級，對事件的不同反應。十五年之後，一個名叫喬治·馬戛爾尼的英國人帶領著龐大的使團到訪了當時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帝國，並拜見了當時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在所有想在兩國間開展經貿往來的要求均被乾隆皇帝以“天朝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為由拒絕後，馬戛爾尼只得悻悻離開。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就像一艘破舊的戰艦，它之所以沒有沉沒，全在於精明的船長。一旦一個無能之人走上指揮位置，它將無法承受暴風驟雨。”五十年後，大英帝國的堅船利炮叩開了中國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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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源於紫禁城中一個心機深重、堅忍不拔的女子一心想要復仇的執念。真是應了那句話：得罪誰也不要得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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