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高中畢業的我回到闊別13年的家鄉常州郊區紅梅公社紅星大隊後林莊生產隊，插隊落戶當了知青。
對於我回鄉，鄉親們是很歡迎的。一是因為當時我23歲，年輕力壯，頂個強勞動力。二是生產隊的社員一般只有小學文化甚至是文盲，唯一一個高中生因為家裡是富裕中農而被打入零冊，我的到來使隊長有了一個寫寫弄弄的幫手。最重要的原因是隊裡沒有自己的會計。原來的隊會計是個私塾先生，因為年紀大，不肯幹了，隊會計一直由鄰隊會計兼著，極不方便，所以隊裡想讓我回鄉後當會計。
誰知辦回鄉證明時我竟捱了當頭一棒，差點回不了鄉。
一開始，生產隊、大隊、公社一路綠燈，但最後一關常州郊區革命委員會（即現在的郊區政府）卻就是不給我蓋章。我問為什麼？郊革會辦事組組長說，“沒有為什麼，這個章就是不蓋”。於是我氣得和他吵了起來。當時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跟他據理力爭，他但卻根本不把我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放在眼裡，結果兩人越吵越兇，驚動了周圍的人。其中一箇中年人跑過來看了我的三級證明，然後對辦事組長說，“這個小佬不懂親頭（常州土話，意為不懂事），請你原諒。他們隊田多人少，缺少勞動力，請你把印蓋給他”。就這樣，辦事組長雖不情願卻順水推舟蓋了印。這個有菩薩心腸的人是誰？！他就是紅梅公社革委會許副主任。他之所以出來幫我打圓場，是因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幹部，對於全公社99個生產隊的情況瞭如指掌，知道我們生產隊在全公社灣薩底裡（最邊緣），一窮二白並且缺勞動力。當時我們村140多畝田僅有二三十個勞動力，他多麼希望我這個高中生能回鄉為生產隊出點力啊！
“大鬧郊革會”讓我和許副主任結下了不解之緣，從那以後他始終關心著我，到我們隊轉田頭碰到了總要問我苦不苦，是不是吃得消？鼓勵我“年輕人不能怕吃苦，一天干下來累了沒有力氣了，睡一覺，第二天力氣又來了”。有一次，他帶著一大批隊長、大隊長來我們隊檢查生產，我正在秧田裡下秧（播種），因為是新手，縮手縮腳的，他不顧田裡和田埂上一百多號人怎麼想，大聲說“維興，膽大些，放開手腳，下疏了就再補撒一點，下密了手握緊一點少撒點就行了”。幾句話說得我心裡暖暖的。在田裡實篤篤幹了五年後，我被調去公社搞掃盲，估計也是他點的將。1978年我考上大學去向他辭行，他只問我一句話，“你去了南京讀書，美英（我妻子）一人在家既要帶小孩，又要上班，家離醫院又那麼遠，怎麼辦哦？”我回答:“只能苦苦她了”。誰知，我剛到南京，他就將我愛人從離家十幾裡的公社醫院調到離家二里多的下屬保健站。“急百姓之急，幫百姓之難”，現在的幹部能夠有幾個做到哦！後來他升任常州郊區法院院長，任前來南京培訓，還利用休息時間專門跑到南師，帶給我關心和鼓勵。
再說，當初郊革會辦事組長為什麼不給我蓋印呢？原來，我初中語文老師當了校革委會主任，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他，還是他的語文課代表，就是因為文革中我和他派別不同，他“耕田耕不到你（我已經打好了生產隊、大隊、公社同意接收的證明，這幾個地方他管不著），耙田也要耙到你”，去郊革會歪了歪嘴，不讓我回常州郊區缺勞動力的老家，想逼我去金壇農村插隊。
前後對照，幹部怎麼當？幹部好不好？怎樣對待老百姓是個試金石。受這件事的啟發，我暗暗告誡自己：對人要友善，解人所難，幫人所需。決不能害人謀利，這才是做人之道。（作者：維興）
201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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