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人聊天發現，即使一些學過經濟學的人也對貧富差距、福利也存在誤解，而這些誤解又促進他們實施了一些既損人又損己的錯誤反對。我以為這是很大的浪費——雖然我尊敬他們的勇氣。之前我多次談過這個話題，但是很多人仍不理解。
一道簡單的經濟習題
現在，無論你有無學過經濟學，先把你的腦袋清空，回到“常無”狀態，然後看下面這道習題。之前以稍為不同的形式敘述過此例子，這裡我給出簡潔版。
北京五環外的地鐵口有三類出租車，一類是三輪車，一類是低端轎車，還有一類是高端轎車。這三類車都是沒有出租牌照的“黑車”。
現在問：這三類司機的收入從高到低會如何排序？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解釋下為何五環外的黑車並沒有受到多少打擊。
由於五環外人口流通量沒有內城那麼大，絕大多數正規出租車不在五環外拉客，因而這些“黑車”並不影響正規出租車的生意，所以，“黑車”變成了存在即合理的存在。
注意，我們要摒棄一個錯誤的慣性思維：以為所有不合法的東西就是真的黑。比如，“黑車”，“黑戶”並非真的“黑”，他們“黑”只是因為不合理的法律定義。為何要控制行業准入（“黑車”的來源），要控制城市戶口呢（“黑戶”的來源）呢？主要原因是為維持城裡某些人的壟斷收益，這些人才是真黑。
現在給出上面題目的正確答案。這三類司機的收入從高到低的排序為：高端轎車司機，低端轎車司機，三輪車司機。我簡單解釋下。
一個人的收入等於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之和。若沒有Z·F管制且沒有黑社會干預，一個市場會趨向於完全競爭或近似乎完全競爭（Z·F管制和黑社會干預的實質是暴力干預市場，它們會扭曲市場），那麼我們有以下兩個原理：
1. 某種勞動技能越稀缺，越具有壟斷性，其勞動收入越高。如果一些勞動技能沒有“壟斷性”，它們之間容易相互轉換，那麼它們勞動收入會大致一樣。
由這個基本原理，我們能理解NBA大中鋒姚明的收入為何比世界大多數人高，而在地鐵口做手機貼膜和開三輪車的勞動收入會差不多——因為它們之間容易相互轉換——如果做手機貼膜比開三輪車賺得多得多，那麼一些開三輪的人就會轉去做手機貼膜。
2. 門檻不高領域中的各類生意，其投資回報率相差不大。這個道理也容易理解：如果一種門檻不高的生意投資回報率很高，很多資本就會爭相進入，從而降低這種生意的投資回報率。
進一步我們可得，在這些領域，資本收入的差異主要決定於資本投入，資本投入越大，絕對回報（回報的絕對值）越多。
由原理1，我們知道三類司機的勞動收入相差無幾，因為這三類司機的勞動技能門檻不高，三類司機工作容易相互轉換。
由原理2，我們三類司機的資本收入相差比較大。一輛三輪車投入幾千塊，低端轎車投入幾萬塊，高端轎車投入幾十萬，所以，資本收入的差別會比較大。
勞動收入加上資本收入等於司機的總收入，所以，我們得到三類司機的收入排序。讀者朋友可以去實地考察下，看看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對理解貧富差距的啟發
由上面的例子容易知道，社會具有自然的強者越強的趨勢——因為資本收入的差距非常巨大。相比一箇中等聰明、中等勤奮、中等運氣的窮人，一箇中等聰明、中等勤奮、中等運氣的富人的財富絕對值增加的更多。
舉一個例子。假定在第一年，一箇中等富人的資本投入為100萬，一箇中等窮人的資本投入是10萬。兩人相差90萬。再假定，兩人的資本回報率都為10%——約等於近40年中國GDP平均增長率。第二年，中等富人的財富增長了10萬，而中等窮人的財富只增長了1萬。所以，財富差距的絕對值拉大了——拉大了9萬。
那麼，窮人就沒有可能拉近與富人的差距嗎？ 並非如此悲觀。
我們可以合理的假定，窮人和富人兩類人的智商相差無幾，運氣也相差無幾，資本投資回報率也相差無幾，那麼，在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窮人要拉近與富人的差距就需要：
1. 比富人更勤奮。窮人可以更努力學習，更努力工作，縮小勞動收入的差距。
2. 比富人的消費比重更少，投資比重更大。窮人可以縮衣節食，更少旅遊、娛樂、休閒等消費支出，把省下來的錢更多的用於投資。
讀者朋友想到了什麼？你應該想到了中國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縮小的過程。中國人正是比歐美人更勤奮，比他們消費更小投資更大，才拉近與他們的差距。其實，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的韓國臺灣早走過了中國近40年的路，它們是此種發展模式的先驅。
注意，這裡其實還隱含了一個重要因素。窮人只要努力，可以模仿富人，向富人學習，為自己節省大量的摸索成本，這會降低窮人致富失敗的概率。而富人處於“生產技術”的前沿，沒有現成的經驗可模仿，失敗的概率相對較高。
上面只是粗略的提到一個“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概念。但在中國這樣落後的後發國家，一些具體的制度安排會拉大貧富差距。
拉大貧富差距的制度
最重要的拉大貧富差距的制度是金融制度。後發國家的金融制度會實施“獎勵投資”的傾斜戰略。
這種傾斜戰略使得富人比窮人能獲得更多的各種形式的貸款、創業補貼等等，這使得本就資本不足的窮人在資本投入上更加不足。我以為這是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最大的結構因素。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金融制度的改革，大力發展針對小微企業、農民、低收入者的普惠金融，使得肯幹的窮人也能獲得投資性的貸款。茅於軾先生之前做的小額貸款項目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實踐證明，這些貸款的回報率並不低。
另外，針對貧困人口的一個重要的投資性貸款是助學貸款。助學貸款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項目。比如，茅於軾先生的保姆學校（富平學校）項目可視為一種變相的助學貸款項目。顯然，在快速產業升級的中國，人力資本也需要快速的資本投入，窮人孩子若能獲得足夠的助學貸款，投資回報率肯定是豐厚的。比方說，窮人的孩子若能獲得10萬元助學貸款上大學，帶給他/她未來的額外收益（相比沒有獲得助學貸款的情況），是50萬元，那麼，助學貸款的投資回報率就是5倍。那麼，若貸款方收取5倍一下的利息收入，將使得貸款方和窮人都受益。
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因素就是人人皆知的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是一種歧視性的福利制度——在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補貼大城市居民的福利。但這個反向補貼導致的最大危害不是補貼本身，而是因這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支持控制外來人口的荒唐政策。
大城市的服務業——吃喝玩樂、快遞、保潔、保姆、教育、醫療……等行業存在大量的工作機會，如果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完全放開控制人口的政策，而是反過來，積極降低農民工進入大城市的成本，幫助他們在大城市紮下根來，那麼，更多邊遠農村的農民得以大量的進入大城市，他們的收入幾乎可以“瞬間”提高几倍（提高的倍數約等於大城市人均GDP對窮地區的倍數），中國7千萬貧困人口在幾年內可以降低很大的比例。不必說，他們的下一代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貧富差距的代際“遺傳”也會大大降低。目前著力於發展農業，讓農民紮根於農村的“精準扶貧”只能越扶越貧。
最後說說危險的錯誤扶貧方式——建立福利制度。
我曾寫過幾篇文章批評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也寫過幾篇文章批評最低工資制度和罷工權——它們其實是勞動力價格管制，並非福利。篇幅關係，這裡不再詳細展開。
我支持國家為老弱病殘建立兜底的福利制度——當然我並不認為這是最高效的方式，強烈反對國家救助健康人的福利制度。可把福利制度的禍害總結如下：福利制度加大了窮人的失業率，不僅不能幫助到窮人，反而會害了窮人，它降低了人的進取之心，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變成懶人。
讀者朋友只要深入思考下面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的邏輯荒謬。
教育醫療比吃飯穿衣更重要嗎？不吃飯會餓死，不穿衣會凍死，顯然，教育醫療並不更重要。改革開放使得吃飯穿衣完全市場化，無需政府搞免費吃飯免費穿衣， 我們大部分人現在吃得飽穿得好，那麼，不比吃飯穿衣更重要的教育和醫療為何不能完全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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