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五分之一國人看過的電影

一部有五分之一國人看過的電影

《王的男人》上映於2005年,是當年韓國的千萬人次觀影電影之一。韓國時任總統盧武鉉據說也湊了熱鬧。韓國人口五千餘萬,這意味著大約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看過這部影片。按這個比例來看,大致與今夏的《戰狼2》在中國的氣勢相當。只不過《戰狼2》承載了太多國民的政治意淫和自我膨脹。這部影片很容易讓人想到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影片當初宣傳也曾以此為噱頭,畢竟《霸》的藝術性和商業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撇去這些非作品的因素,影片還是帶有韓國名族獨特的現實氣息和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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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別姬》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同名小說,李碧華的作品好講奇情,通過超現實的敘事講述不一般的情感。徐克曾改編其作品有《青蛇》,同樣也獲得了相當好的評價。不同原作的是,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已經不限於表現奇情了,而增添了他觀念之中的“沉重歷史”感。無論是從個人成長還是導演當時的所處社會環境來看,導演都無法避免在這樣一個世紀轉型的時期對時代問題在自己作品中作出自己的回答。因此,《霸》裡面可以清晰看到民國、中日戰爭、建國、文革等時代意境以及現實的關照。改編意味著再創造,即增添自己的東西,使其成為自己的作品。觀者從電影《霸》裡面看到的不僅僅限於主人公的悲慼一生,還有對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感嘆。這是導演的進入,但也反映了中國大部分導演的一個膚淺毛病:對於中國過往的歷史缺乏深刻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想要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表達自己對時代的感知,一方面由於素養的缺乏,導致最終作品只能是簡單的歷史要素堆砌而缺乏恰當的歷史意識。表現在作品上即是用膚淺的理解打動膚淺的觀眾煽動膚淺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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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片往往無法避免上述矛盾,但《王的男人》甩掉了《霸王別姬》的“苦大仇深”和沉重歷史感,而注重於表現人物。對於一部電影來說,人物的多樣意味著作品進入方式的多樣。從這一點來看,《霸》在人物上的進入角度並不開闊。相當一部分“扁平人物”存在反映了主題先行的保守創作傾向。此外,在今天看來,該片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它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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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看戲有這樣一種心態,女人看戲是因為她知道扮女人的是個男人,男人喜歡看戲是因為他想看看男人怎麼扮演女人。於此片,凡是以主角孔吉為探討對象的探討都無法擺脫這樣一個心理出發點。對於很多人來說,同性戀或者說耽美這些亞文化都是一種獵奇。每個人抱著不同的心態進入影院,又抱著不同的心態出來。叫好有叫好的方法,批評有批評的賣點,但都忽略了影片本身。獵奇是人的一種正常心理,宣傳方抓住這一點製造話題。話題之下,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個真話題,看了個假電影。所以魯迅常主張,保持與事件的距離。因而,不論是《霸》還是《王》,探討從影片和故事出發是一種基本的尊重和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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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優點在於人物的塑造。商業片不同於藝術片的一點在於,商業片會盡己所能地把創作者的意思傳達給觀眾而不晦澀。因此,人物的一舉一動每一個細節都成為了人物形象的註腳。孔吉和長生自然是影片主要想表現的人物,形象突出無可指摘,但創作者不限於僅表現他們兩個人,也因此有了多樣的配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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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君(王)是朝鮮史上有名的暴君,但在影片中,兒時的悽慘經歷造就了成年的暴君。糾結在其內心的“俄狄浦斯情結”與長期壓抑的情感,是其荒誕、暴虐、多變的內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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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綠水本是高級妓女,高下不論,妓女仍是妓女,本性難移,這是故事前半部分的形象。但燕山君再次回到她胯下的時候,她罵了句瘋子。影片最後,眾臣反叛,一太監來勸她離開,她不屑一顧。她是一個女人,但她也是皇帝真正的知己,對於皇帝來說,他沒有明白自己的人,張綠水允許他放縱給了他一種被理解的欣慰。理解,是不存在與宮廷貴族的,而張綠水來自社會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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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身處社會底層的六甲有著普通平民的諸多毛病,膽小、懦弱、短淺甚或有些貪婪,但最後捨身救了孔吉。普通人也有不普通的地方,正如妓女也可以有情有義,雜技演員也有他們的情誼和原則。對韓國觀眾來說,平民英雄比貴族精英更加令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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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太監處善為匡正皇帝,帶戲子入宮。勸說無果,只能離開宮廷。眾臣造反,有代表去遊說過他,但被他拒絕了。他和其他臣子一樣,面對暴政敢怒不敢言,但不同於大臣的直言進諫,他選擇的是曲線救國。隱藏在皇帝旁邊的人,看似幫兇,其實也是眾多忠臣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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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中譯名“王的男人”並不準確,但很充分,王的男人不僅僅指的是孔吉,還包括他身邊的一班臣子、太監以及他的先皇,整個故事就是王以及身邊一眾男人的矛盾糾葛。影片以兩個戲子的視角切入了一段歷史,在這一段歷史之中,兩個戲子並不是主角。他們只是處於皇帝和大臣的角力之中。不論是哪一方贏了,他們的結果都不會很好。長生有才華、有膽識、正義、獨立,這樣的人可以說是“民族的脊樑”,然而眼睛瞎了之後,正如他所說,“眼睛瞎了卻不能演瞎子”。英雄只有死了才能成為民族的脊樑,對這樣的人來說,世界只剩下虛無。無論在什麼時候,戲子的舞臺都只在佈置的舞臺,不在歷史的舞臺。正如大太監說的“戲子只是戲子”,人們只不過是找了個藉口來宣洩憤怒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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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樣一種影片,藉由話題進入從來都不是一種好的選擇。韓國民眾自建國以來就一直對政治保持著非同一般的敏感,對於他們來說,危害他們的不僅僅是來自北方的朝鮮,更令人心寒的是韓國易變政治下的陰霾。這部影片並沒有脫離政治探討的大框架。儘管它展現的是兩個伶人短暫的生活,但表現的是高壓政治之下,人的自由與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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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最後安排了一個似乎多餘的結尾,孔吉、長生、六甲已死,卻又說出了“我們都在”的話。國家怎麼樣,他們不知道,他們也不過是政治高壓下的犧牲品,但皇帝和大臣的爭鬥搭上了他們的性命。處於社會旋渦的人,談不上自我意識主導選擇。但就像他們說的,他們不過是提供歡樂的藝人,不應該“每次演戲都要死人”。奇情之下是平常的政治隱喻和宗法批評,政治解構之中喊出的是自由、尊重、生存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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