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艾文报道
萨默尔坐在西格纳伊度纳公园球场的看台上，主裁判格莱菲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后，他站起来与身后的瓦茨克握手，庆祝球队3比2击败拜仁，两个人看上去非常高兴，又有谁能意识到他们曾经站在对立面呢？
要让一段破裂的友谊得到修复，特别是两个性格强硬的人，那是很不容易。20年前，瓦茨克与萨默尔就是朋友。那时萨默尔正在职业生涯巅峰，1997年为多特蒙德赢得欧冠冠军，而瓦茨克刚进入俱乐部做行政工作不久。
两个人很快熟悉起来并且相互敬重，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点：对成功的渴望。萨默尔曾在进行冠军庆典时，给主教练希斯菲尔德提建议，认为球队在某些地方需要改进，而瓦茨克一直批评俱乐部激进的财政政策。
2000年前后，前主席尼鲍姆的财政政策导致多特蒙德遭遇财政危机，濒临破产，瓦茨克成为俱乐部内部的“反对派”，2005年他取代尼鲍姆当上一把手。而萨默尔与尼鲍姆相交莫逆。自此瓦茨克和萨默尔出现矛盾，渐行渐远。两个前度好友的关系在2017年春天重新靠近，有了交流，萨默尔在采访中说：“我想我跟瓦茨克会再次握手。”
今年夏天，瓦茨克出人意料的宣布萨默尔重返多特蒙德，担任董事会特别顾问。瓦茨克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的专业分析能力，他的激情，他对俱乐部的认同感，以及他的形象。”瓦茨克没有说的是，他也需要萨默尔“挑刺”的能力。
萨默尔回归后，多特蒙德又任命前队长凯尔担任职业部门负责人。由此，多特蒙德形成了瓦茨克、经理佐尔克和领队凯尔的新领导层。他们定期与萨默尔开会或者打电话，平时还聊天群里讨论问题，偶尔新帅法夫尔会加入进来。德国媒体称，有些时候这种讨论非常激烈，而这正是瓦茨克想要的。
多特蒙德在过去的几年中“懒惰”了，或者说他们在拜仁的阴影中过的太惬意：没有争冠的雄心，又总能保证欧冠资格，球员们来了又去，教练也是如此，从2015年克洛普离开后，图赫尔、博斯、施托格尔都没有站住脚跟。安逸的环境让俱乐部缺少勇气和动力进行改变。
然而上赛季一路踉踉跄跄，最终幸运的获得欧冠资格后，瓦茨克意识到，俱乐部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有大动作带来改变。因此瓦茨克和佐尔克开始行动，原担任市场总监的克拉默被提升为第三名经理，分担更多的行政工作，凯尔管理球队，主要是近距离与球员沟通，保证管理层与球队之间的密切联系。减轻压力的佐尔克将注意力集中到转会上。
萨默尔、凯尔、法夫尔，这三名新人都不是应声虫，经常发出自己的声音。瓦茨克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想要的。氛围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我们相互信任，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进行讨论是非常有益的。”决定权还在佐尔克和瓦茨克手中，但做出决定的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
体现最明显的是转会——多特蒙德多年来奉行的策略是吸引那些最棒的年轻人，将他们培养成为一流球员。这给俱乐部带来了很好的名声，但也出现了新问题：越来越多的球员将多特蒙德视为跳板，最终目的地是超级豪门，这样的球员对俱乐部缺少认同感，没有为多特蒙德而战的意志力，比如奥巴梅扬或者登贝莱。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多特蒙德要对转会策略进行调整，佐尔克说：“我们决定引进一些成熟的球员。”德兰尼和维特塞尔的转会就是成果，尤其维特塞尔成为多特蒙德的关键人物，而萨默尔是签下他的主要推动者。
拜仁在本赛季竞争力下降，无法像过去一样统治整个联赛，其中有球队转会方面的失误和主教练的原因，但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可以追溯到俱乐部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决策路径与进行转变前的多特蒙德十分相似：权力掌握在董事长鲁梅尼格和主席霍内斯的手中，他们共同管理了这个俱乐部数十年，其他人没有置喙的可能性。
在多特蒙德选择法夫尔担任主教练，带给球队明确的指导方向和战术思路的时候，拜仁在夏天选择了年轻的科瓦奇，所谓“主少臣疑”，科瓦奇无法用权威来控制由老将主导的更衣室。
而应该在科瓦奇的背后提供支持的人同样缺少足够的力量：萨利哈米季奇的活动空间有限，无法从霍内斯和鲁梅尼格划定的圈圈里突破。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俱乐部三周前召开的那次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当记者向萨利哈米季奇提问时，做出回答的却是鲁梅尼格。
拜仁的决策途径单一，权力集中。霍内斯和鲁梅尼格其实意识到了问题，但他们始终没有能再找到一个强势人物加入俱乐部。要与霍内斯和鲁梅尼格共事并不容易，去年拉姆和埃贝尔就拒绝了体育经理的邀请，最后落在性子随和的萨利哈米季奇身上。
萨默尔也有经验，2012-2016年，他在慕尼黑担任体育董事，鲁梅尼格说他做了“出色的工作”，但萨默尔在两年前离开拜仁，一方面是因为生病，另一方面也是话语权不足。拜仁想像多特蒙德一样形成新的决策方式，从根本上给俱乐部的发展带来新想法和活力，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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