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張藝謀才38歲，還沒人喊他“國師”；三十年前，莫言33歲，還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在這一年，1988年，張藝謀和莫言的人生髮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導致這些變化的關鍵因素，就是這部電影：《紅高粱》。
電影開場的時候，屏幕一片漆黑，觀眾只聽到姜文的聲音出現：“我跟你說說，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這段事兒。這事兒，至今還在我老家流傳，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這一年，女主九兒才19歲，出落得亭亭玉立。十八里坡開酒坊的姓李的用一頭騾子作為聘禮，九兒的爹就把九兒嫁了過去。她爹說：“閨女，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嫁過去！人家多大的氣派，張口就給咱家一頭大黑騾子！”出嫁那天，一頂氣派的花轎，四個強壯的轎伕，六個歡天喜地的樂手，他們載歌載舞地去迎接九兒。從九兒家到要去的姓李的家，“青殺口”是必經之路。說來也怪，這地方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長出了將近百十畝筆直的高梁，當地的人都說這是野高梁，還謠言說這兒常鬧鬼。1988年，這部《紅高粱》火遍了全中國，這部電影是由莫言的同名中篇小說改編而成，當年《紅高粱》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中國金雞獎、百花獎，還獲得了十幾個國際電影節的各種獎項。如今30年過去了，這部《紅高粱》仍然是觀眾心中張藝謀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當年《紅高粱》上映沒多長時間，就引來國內觀眾的巨大非議。有人認為，這部電影用醜化中國人來取悅國外的評委和觀眾。如今，30年過去了，當我們再一次認真審視這部偉大的電影，用現在的人的思想來看待，大部分人都不會再將它和“醜化中國人”聯繫在一起。有觀眾在影評中寫道：《紅高粱》自始至終充盈著勃勃生命力，它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它塑造的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一個世界的理想。把這部電影放在當時的背景下，《紅高粱》的確有很多讓觀眾難以接受的地方。大家想象一下，在那個年代，幾百人坐在影院裡，目睹一個強壯的男人，扛著別人的新娘，鑽進一片鬱鬱蔥蔥的高梁地，以天為被，以地為床。雖然沒有很露骨的畫面，但是電影的配樂和不斷晃動的高梁杆足以讓那個時代的觀眾面紅心跳，尷尬不已。除此之外，電影裡那些赤裸裸的“粗俗”臺詞：“你這小娘們兒，脫了褲子還可以，提了褲子怎麼就不認人了！”這部電影和莫言的原著小說相比，張藝謀已經很剋制了。在原著小說中，有大量的粗俗的語言和黃段子。也正如莫言在書中所寫：高密東北鄉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做愛的地方。張藝謀的電影，拍出了莫言小說中的那種生命力。鞏俐和姜文，演活了那兩個自由自在自愛的人。
在莫言的原著小說中，“奶奶”有這樣一段獨白：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電影雖然省略了這段臺詞，但張藝謀拍出了這樣一個敢愛敢恨的“奶奶”，鞏俐也憑自身的演技演活了這樣一個率真又潑辣的“奶奶”。在這個電影裡，男女主人公光明正大的談情說愛，他們自由自在，坦坦蕩蕩地活，轟轟烈烈地死。他們敢愛、敢恨、敢生、敢死，這不是醜化中國人，這分明是一曲獻給中國人的讚歌。莫言在小說中寫道：他們劫富濟貧，精忠報國，他們的英雄壯舉，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汗顏。張藝謀為了拍出高粱地的背景效果，他借了三萬塊錢種高粱，在這部酣暢淋漓、激情四溢、勢如破竹的電影裡，張藝謀導演、作家莫言、演員鞏俐、姜文和顧長衛，他們相互成全，為中國電影史留下了灑脫的一筆。如今30年已經過去了，再看《紅高粱》，耳邊還能聽到一群活得豪爽自在的人在唱著：“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殺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這樣的豁達開朗曠、揮灑自如、熱情與悲壯同時出現的意境，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中國電影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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