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維屏
11月26日， “中央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表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通過人民日報發佈了擬表彰的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人物名單。
這份名單裡只有兩個作家，一個是路遙，一個是蔣子龍。
路遙已經去世，蔣子龍成了名單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這份名單重量很重，蔣子龍在裡面的出現，不能不說給人一點小小的驚詫。
因為蔣子龍顯然已經不是今日文壇上風頭最健的作家。
按既往的想象中，這份名單裡，不應該出現王蒙麼？不應該出現張賢亮麼？不應該出現莫言麼？
再往後退一步，以鄉村生活見長的，不應該有古華麼？不應該有賈平凹麼？不應該有陳忠實麼？
上述人員，悉數出現在不久前公佈的“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最有影響力40部小說”作家名單中。
然而沒有。
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子龍多打量幾眼。
如此深層一忖量，覺得列入這個名單裡，還非蔣子龍莫屬。原因有三：
首先，蔣子龍不是文體作家。
現在中國當代文壇上被吹捧得比較響亮的，都是文體作家。這些作家，都在花裡胡哨的語句中，被窩裡翻筋斗，相互傳抄著雷同的意象與象徵，製造出內容相同的作品。
文體作家裡，最有名的是莫言。他給當代文壇帶來一系列的源自《靜靜的頓河》的意象與情節變體，但是剝開他的文體上的創新，他對中國的現實，主要是基於他的包辦婚姻痛苦而派生出的萬年不變的內心傷痛，直到《蛙》裡達到了集大成的濃縮密度，但整個社會真面目不可能僅僅用作者舶來的文體就能夠揭示清楚。
所以文體作家被評論家所熱衷，但他與社會現實，的確有著很大的距離。這類作品不能真實地再現一個時代的最核心的最關鍵的部位。
其次，蔣子龍最接近地展現了中國經濟體制變革的關鍵力場。
城市經濟改革，是改革開放一個重點部位，中國經濟的癥結在哪裡？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裡，包孕著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們回過頭扒排一下，中國作家裡，究竟有誰寫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複雜的細部？
很遺憾，沒有。
只有蔣子龍寫過。還有一位描寫中國體制內幕的是當年號稱蔣子龍學生的柯雲路。
蔣子龍早在1976年，就以他的冷峻的筆調，描寫了工業體制中的弊端，後來在《喬廠長上任記》裡，展現了對工業體制改革的文學想象，本來是一部非常枯燥的工業題材小說，但蔣子龍卻寫有活靈活現，激昂起伏，快意恩仇。
能對中國現狀作出如此深刻的反映的，也只有蔣子龍。
一般作家碰到這種現實體制的揭示的小說的時候，往往是通過愛情故事與個人悲歡離合來遮蔽掉這種題材的刀對刀、槍對槍的硬碰硬所帶來的寫作的極大的難度。我們來看看，當年一些著名的改革小說，是如何展示自己在小說中的幼稚的思維的。
張賢亮儘管在描寫壓抑情感方面有著生花妙筆的天才展現，但他在號稱改革題材的小說《河的子孫》《男人的風格》裡，則顯示出他對現實中國體制的生疏與隔膜，不得不把大量的筆墨放在個人情感上大書特書，而對現實中很少滲入情感糾葛的體制之殤卻虛晃一槍，不置一詞。
王蒙儘管用他的意識流迅速而眼花繚亂地速寫了改革開放以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先聲，但是，他的花裡胡哨的語言，停留在事物的表象特徵上，而對社會的現實腠理卻永遠無法深入下去，這也是王蒙日後被人們遠避的原因。他用一套華而不實的語言體系，把他自己推到了現實的對立面，語言的龐大力量，把他自己的真實都給淹沒掉了。沒有人願意穿過語言的屏障，去觸摸他的本來就不願意一是一、二是二地明白無誤地表述出來的內心真諦的。王蒙成為他的語言的俘虜。
還有賈平凹，在《浮躁》裡描寫了社會變革，但是，它觸及到的社會現實，僅僅是一個報社記者旁觀到的皮毛，根本沒有觸及到體制變革中社會關係中人的微妙的矛盾。
後來的官場小說，實際上還是比較接近於蔣子龍的小說風格的，努力揭示出社會體制中人的生存因素這一個維度的存在，但官場小說裡提供的是一種被體制俘獲了的為了生存的個體，難以代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體制改革的正能量力場。
蔣子龍小說模式，後來轉化為官場小說，並以此種模式浩浩蕩蕩，強力地顯示出它的生存活力。
但是蔣子龍在小說裡展現出的改革開放的無堅不摧、摧枯拉朽的宏偉氣勢，官場小說是提供不了的。
在蔣子龍的小說《開拓者》裡，作者塑造出了一個副總理的形象，不可謂不說超越了中國當代小說“高緯度戰慄”的最高極限，能夠駕馭出如此級別的官員，並且在小說裡借敘述性語言，對這個官員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語重心長的勾勒，已經觸及了中國當代文學裡的無以復加的最敏感的高峰。
而在這之後，又有哪一位作家，寫出蔣子龍小說裡觸及過的這一個層次的官員？
倒是最近的洪晃所寫的一本表面上看是罪案小說+心理小說的《張大小姐》裡，寫到了一個公安部副部長級別的官員。
所以，蔣子龍是真正地讀懂中國的現實的，所以他才有勇氣在小說裡寫出如此高位的官員，並進行文學化刻畫。
他的弟子、不管他有沒有承認的柯雲路，在《新星》裡，其實比蔣子龍走的更為大膽而成功，揭示了中國現實體制裡“政治智慧”的客觀存在，並且展示了這種智慧。
只是蔣子龍與柯雲路，都沒有在揭示中國社會現實的路上繼續走下去，蔣子龍非常遺憾地後來去寫農村題材了，柯雲路一度時期陷入靈異世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蔣子龍仍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曾經最現實地揭示出中國體制改革深層肌理與變革的作家。
他是唯一的，而沒有第二個。
其實，兩獲矛盾文學獎的張潔，看起來她的第一次獲獎的《沉重的翅膀》是一部改革小說，但是小說裡對人際關係的描述，充斥著一種幼稚與想當然。可能女性真的無法去琢磨男人之間的那種微妙的勾心鬥角的交鋒及關係。後來張潔並沒有沿著這一條路繼續走下去，她的第二部獲獎的小說《無字》正可以看出，她撤回到了女性作家擅長的心理角度。
第三，蔣子龍對性愛刻畫的弱項，恰恰成了他的長項。
蔣子龍對女性沒有更多的考量，他更喜歡錶現男人心裡的溝壑，女性在他的小說中，也往往表現出男性的虎虎生風。
這是他的弱項。他不會像張賢亮那樣，專注於女性的心理研究，表現出男人對女人的外部體徵的樂此不疲的興趣，這使得蔣子龍難以在日後的“向內轉”的文學轉型面前能夠佔到優勢，也日益喪失了在文學上的彪柄地位，然而，這種弱項，恰恰成了蔣子龍無可挑剔的精神品格的沉澱。
那些沉浸在內心慾望的作家，展開了過分的對內心的挖掘，如張賢亮，展現的多是文字上的擷曲發微，是一種文字上的功力，但與社會無關。
蔣子龍缺乏對人物慾望心理與情感世界的深層挖掘，使他規避了這種心理刻畫可能導致的內心的過分賣弄與陰暗、狹邪，反而使得蔣子龍的文字裡，縈繞著一種凜然的正氣。
我們注意到，在這次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人物評選要求上，強調了政治標準，“凡政治上不合格的，堅決不予推薦。”蔣子龍的文學缺乏對卿卿我我的興趣，保證了蔣子龍不會深陷在令人非議、惹人爭議的情愛泥沼中，而可能將他的主要筆墨，放在社會現實的尖銳展示上。由此看來，蔣子龍對愛情的疏於挖掘，恰恰成了他的優勢所在。
實際上，依蔣子龍今天這樣的地位，他應該寫出更為壯闊的中國現實的宏偉畫卷，而不僅僅將他的筆墨一直壓向農村地頭，這個農村題材，實在不是他能夠獨擅勝場的地域。可以說，蔣子龍獲列100名最大貢獻的人員名單，應該是對他早期作品的肯定。他應該不負重望，以更溫暖的筆觸與更銳利的思想，寫出中國現實的經典的文本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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