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來，廣西大學櫛風沐雨、篳路藍縷，絃歌不輟，薪火相傳，西大今日的辦學成就建立在無數先賢嘔心瀝血砌就的基業之上。廣西大學在建校90週年之際，特推出“歷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文章，介紹不同時期對西大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代表性人物，展現不同歷史階段的教育者為西大發展進步所作的艱難探索。
陳煥鏞：我國現代植物分類學奠基者
古人說：“士可死，不可辱”；又曰：“慷慨赴死易，從容負重難”。在古代的士大夫看來，死為一時之痛，而辱則比死更難以忍受。在死與辱之間，為了心中最神聖的事業，他決然選擇了受辱。他在二十九歲那年，去海南五指山採集標本，摔傷左手，加上身患瘧疾，被人抬著出山來，可謂不怕死；抗戰期間，為了保護收藏的珍貴標本，抱定“人在物在，物亡人亡”的決絕之念，寧可擔當漢奸罵名，可謂不怕辱。他視植物分類學研究為生命，並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他在我國的自然科學家中，所受的委屈與磨難，少有人能比。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現代植物分類學奠基人之一的陳煥鏞教授。
立志改變中國植物學科研落後面貌
陳煥鏞，字文農，號韶鍾，廣東新會縣潮蓮人。他出身名門，父親陳言是香港第一家華文報紙——《華字日報》的創始人，與啟蒙思想家、晚清名流王韜有過合作關係，與伍廷芳等人頗有交道。陳煥鏞年幼喪父，與母親居上海，十五歲（一說十三歲）那年，他隨母去美國就學。
1911年陳煥鏞在美國讀書時，就在中國學生會刊物《中國學生月刊》上發表文章，論述“森林學在中國的重要性”，說“不加選擇地砍伐森林，已使整個省份變成荒野”，中國因而需要大量的森林學者來教育民眾，並利用西方科學的長處恢復生態，以免“洪水氾濫和不良氣候”毀了中國。高中畢業後，他先入馬塞諸塞州立農學院學習森林學，後入哈佛大學植物學系，選讀樹木學。
在美國哈佛大學求學時期（1915—1919）的陳煥鏞。
清末民初，歐美許多國家的傳教士、探險家、植物學家到中國四處採集大量珍貴植物標本，在世界許多著名的植物園都可看到中國植物。陳煥鏞在哈佛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建於1872年的阿諾德樹木園度過的。這個園收集到的中國植物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要多。陳煥鏞目睹這種現象，心想：中國人研究本國植物，反而要到外國去查對，作為一箇中國人，真是覺得恥辱。於是他立志要改變中國植物學科研落後面貌。1919年，他獲得林學碩士學位，以成績出眾獲得哈佛色爾登旅行獎學金。畢業後，被派回到中國，開始植物和昆蟲的採集調查。
應邀到西大創辦植物研究所
從1928年陳煥鏞轉教中山大學農學院林學系、創辦植物研究室起，幾年時間，不僅發現了許多新的物種，還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並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尤其是所裡的科學管理經驗，引得國內專家教授與英、美、德、日等國家學者先後前來參觀，無不稱讚其管理完善。
在眾多來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的參觀者中，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叫馬君武，時任廣西大學校長。
1934年馬君武來所裡參觀時，對比自己小九歲的陳煥鏞非常賞識，對陳的一套管理經驗深為佩服，於是，陳煥鏞教授遂與廣西大學結緣。馬君武校長對植物學也不陌生。早年在德國留學時，他曾翻譯過《植物學》。 1934年，他親自到中山大學考察。在參觀農林植物研究所時，由陳煥鏞主持接待，兩位學者相見甚歡。馬君武認為廣西的植物資源遠沒有開發，有在廣西建立一個植物研究所之意；而陳煥鏞也認為處於北迴歸線以南的兩廣地區，植物種類十分豐富，在該地設立以植物分類為主的植物研究所非常必要，便慷慨允諾給予支持。於是，馬校長遂邀陳煥鏞訪問西大。
當時，廣西大學設在梧州，離廣州很近。陳煥鏞應邀赴梧州訪問時，受到馬校長的熱烈歡迎，親自迎至碼頭，在北山的中山紀念堂召開盛大的歡迎會，會後在紀念堂攝影留念。1935 年，西大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陳煥鏞被聘為所長併兼該校教授。這樣，陳煥鏞同時兼中大、西大教授，同任兩個植物所的所長。（有書說馬君武“五顧茅廬”相邀，併為陳在西大建別墅一座）
陳煥鏞創辦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付出了辛勤勞動，取得了顯著成績。華南地處熱帶、亞熱帶，植物種類繁多，資源豐富，兩廣地區在其中所佔地位尤為重要，在此區域研究植物學科非常必要。陳煥鏞教授認為，研究植物學科不能只憑標本，而應建立植物標本園。
但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成立時，一切從零開始。陳煥鏞的學生、也是著名的植物學家的李樹剛先生曾有文章回憶：該所成立時一無所有，陳煥鏞慨然從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撥贈柚木標本櫃二十套，植物標本約三千號，連同出席世界植物學會議期間為該所購得的一批珍貴植物圖書和顯微鏡等儀器設備，為該所進行現代廣西植物學研究打下了基礎。陳德懋先生也有文說：西大所於三月間成立，“為互助桂所，以該所（中大所）近年來在廣東所採之重複已貼標本六七千號，贈送給桂所，以樹其基。”
陳煥鏞任西大植物研究所所長之後，也雄心勃勃，“擬在三年內將本省森林植物調查完竣”，即派出高錫朋、梁向日、黃志、鍾濟新等人，率四隊往柳州、桂林、天保（今德保）等處工作。同年10月，又派出兩隊前往南寧、十萬大山、龍州、百色、那坡、隆林、大瑤山等地調查採集，共得幹標本四萬多份，浸製標本二百餘瓶，種子三十餘袋，秧苗百餘件。
當時，中大與西大兩個植物所尚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的經費補貼，前者為一萬元，後者為五千元。1938年，日寇南侵，梧州受到空襲，植物研究所隨西大農學院遷至柳州沙塘。隨著廣州淪陷，西大繼遷往貴州省的榕江。該所全部標本、圖書、儀器慘遭厄運：一部分沿湘桂鐵路西遷時毀於戰火；一部分雖然到了榕江，值抗戰勝利之後，突發大洪水，可謂全部喪失，蕩然無存。抗戰勝利後，陳煥鏞又慨然從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撥贈蠟葉標本五萬號，成為該所的珍貴資料，一直保存至今。
學術交流，蜚聲中外
陳煥鏞不但是我國植物學科的權威，也是世界頗具聲望的學者。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就被國際學界公認為“華南植物學研究的一流人物”。1929年，他被推選出席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召開之太平洋科學會議。翌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五人代表團團長，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之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在分類學小組會議上，發表題為“中國近十年來植物科學發展概況”的演講，博得與會者莫大興趣與重視，以至《中國植物研究》被列為大會重要議題之一。1935年，他又被選為四人代表團團長，出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之第六屆國際植物學會議，被選為植物命名法規組副主席。
任代表團團長的陳煥鏞教授。
1936 年，陳煥鏞被選為中國植物學會會長。這一年，英國愛丁堡植物園之格蘭植物學會特聘陳煥鏞、胡先驌教授為該學會名譽會員。同年英國唐蒲學會授予陳煥鏞該會名譽副會長之稱，陳後又被聘為美國麻省園藝學會通訊員。
正當他的聲譽如日中天之時，一場全民族的災難讓他的事業和人生走入最低谷——1937 年爆發的盧溝橋事變，中國的全面抗戰爆發。
由於戰爭來得過於突然，陳煥鏞的老友胡先嘯教授在北平的靜生生物所，還有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等機構，因為事先缺乏準備，致使許多標本資料不是落入敵手，就是被戰火焚燬。在廣州的陳煥鏞得知情況後，心急如焚：研究所珍藏的一切，是他與全所同行費盡十餘年的心血蒐集建立起來的，決不能讓它毀於戰火，更不能讓它落入敵手。他自行決定（一說是經過中山大學批准。這裡依前說），立即採取行動，1938 年春搶在日軍進攻廣州之前，冒著殺頭的危險，把農林研究所七萬多號標本和圖書、儀器，租用廣九鐵路車皮六輛，分批運往香港九龍。
遷港之後，所裡運出來的標本資料保存在陳氏家族的一個倉庫裡面。為以策安全，陳煥鏞不僅私人出資，還動用其家族資產，為植物所在荒地建築一幢三層樓房，用於珍藏標本及辦公之所，名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陳德懋先生有文章說是“當時資金匱乏，連陳髮妻的姊妹把房子都抵押了，以解燃眉之急”。
在短暫的戰爭空隙，農林植物所在陳煥鏞的領導下，“國際聲譽日隆”，研究者紛紛與農林植物所聯繫，欲就植物所從事研究。只是植物所地方狹小、經費拮据而一時難以接納，這讓陳煥鏞倍感抱歉。
讓他沒有料到的是他人生更為艱難的抉擇，此時正在前面等著他。
走投無路，唯願標本存中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也被日寇佔領。日本兵亮著刺刀，闖進植物研究所九龍的住房，辦事處被包圍搜查。由於標本、圖書均有“國立中山大學”標誌，被日本兵認為是“重慶敵產”，辦事處遭日軍封閉監守，所裡的 人員也不得進出。
在此危難關頭，陳煥鏞本可率領員工混於難民之中，逃離香港，然而他念及費盡心血所蒐集之珍貴植物標本和中西文圖書及儀器等物，不忍捨去，最後抱定“只有物亡我也隨物亡；物存未敢先去”的決心。就在這一籌莫展的困境中， 1942年3月，汪偽政權的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林汝珩到港，要求陳煥鏞把植物所遷回廣州，答應協助將運返這批標本、圖書，並允將前留廣州原所之公物一併發還交植物所管理。
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當時陳煥鏞面臨著一種兩難選擇：困守香港，所中標本很可能會被日寇掠奪；返回廣州，標本雖然能夠保存，自己則會背上漢奸的罪名。萬難之際，陳煥鏞與全所員工共商後，認為：“與其徒慕清高之行為，而資敵以珍藏，曷若利用權益之措施，以保存之實物。名城棄守，光復可期；文物雲亡，難謀歸趙。為山九仞，豈虧一簣之功；來日大難，當抱與物共存亡之念。赴湯蹈火，生死不辭；譭譽功罪，非所敢顧。”［見《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經過記載》（1945年1月），廣東省檔案館檔案］
與忠孝不能兩全一樣，經過反覆思考，他做出了犧牲個人名節、保護珍貴科研資料的選擇，於1942年4月底，把搬到香港的珍貴標本、書籍又搬回廣州，被安置在舊嶺南大學（其時改名為“廣東大學”），在校園裡設立植物研究所，避免珍貴公物落入日本人之手。並聲明植物所是一個純粹科學機構，拒絕涉及一切政治。（見何貽贊先生文章，載《陳煥鏞紀念文集》第307頁）
對於這件事，陳煥鏞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材料中說，當時陳所長表示：“目前只有先將本所物資設法脫離日寇掌握，將其運回中國大陸任何地方，才有歸還祖國的希望。他本人願將名譽生命做孤注一擲，作最後掙扎。所中同人有願留者則聽之，但須準備殺頭處分；不願留者，設法籌集川資，送返內地。”看來大家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
八年浴血奮戰，終於迎來了勝利，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陳煥鏞以“如釋重負”的愉快心情，帶領員工清點公物，報請中山大學派人接收，並將公物歷挽救之詳情，報請農學院轉中山大學。
沒有想到的是，早在一年前的1944年春，陳煥鏞因得“文化漢奸”之名，已被中央研究院開除評議員（即後來的院士）資格。
雪上加霜的是中山大學因為抗戰前期遷校雲南時，陳煥鏞沒有隨校搬遷，而是遷去了香港，學校已將他予以解聘。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知識分子素來敬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氣節，崇敬蘇武牧羊，持節不變，也敬崇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和文天祥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對於附逆之叛徒則視為不齒。國難當頭，民族危急之際，即使不幸身亡也流芳後世；若苟且性命於敵，則為歷史罪人。當然，話好說，事難做，當一個人面臨生與死的考驗時，“士可死，不可辱”，看來受辱之難，遠難過於死。“死有何難，尸解而去”，比起一死了之，無窮無盡的恥辱與心靈的折磨，更為難受。中央研究院在抗日戰爭期間，對陳煥鏞作除名決定，也在陳煥鏞意料之中，且此前他就曾主動辭去中山大學職務，準備“下地獄”。
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廣州接收大員控告陳煥鏞是日偽政權的“國際宣傳局”主任，應以“文化漢奸”罪論處。後來，陳煥鏞請律師辯護，並出示美國友人米利爾和其他同事的來信，表示陳的行為保護了標本室等貴重文獻資料；加上當時教育界、法律界等社會名流如許崇清、金曾澄、沈鵬飛、鄧植儀等，出於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並願擔保。三年以後即1947年，法院以“不予起訴”了結此案。
陳煥鏞在此期間遭遇不公，身心受到刺激，心情抑鬱之際，閉門謝客，潛心向學，讀古文，習漢字，精研拉丁文。儘管心情不好，每日一醉，但他卻摯愛著中國。1947年，美國母校的導師 E.D.Merr 極力邀其去美國講學，並示意可攜全家老小移居美國，但他婉言謝絕。
重掌廣西植物研究所
當年日寇入侵廣西時，廣西大學疏散，植物研究所停辦。1947年，西大農學院復遷回桂林。此時，在西大的北方教師紛紛離職回鄉或回原校，西大教師奇缺。時任農學院院長孫仲逸（著名農業教育家、作物栽培育種學家，1941 年起在廣西大學任教）與林學系教授鍾濟新（著名的植物學家，廣西植物研究所原所長。 1935 年西大畢業即留在西大植物研究所任助教）向時任廣西大學校長陳劍修進言，邀請陳煥鏞來桂，恢復該所。於是，陳煥鏞被聘為西大林學系主任。
陳煥鏞來西大僅半年，一方面發展林學系教師陣營，聘請名師；另一方面說服校長和廣西當局，恢復廣西植物研究所（一度稱廣西經濟植物研究所）。劫後重生，植物所一無所有，他的學生謝福惠回憶，為了補充植物標本採集經費，陳煥鏞親自率領學生到雁山附近的山上，採集百合鱗莖，運到廣州銷售，聊補不足。
陳煥鏞的高足李樹剛先生也回憶：陳師重回桂林，當時物價飛漲，“米珠薪桂，物質條件極差，煥鏞老師在雁山所住的宿舍，一處為原科學館三樓的一個大教室，一處為農學院原農場辦公室。尤其是原農學院辦公室為三間房的平房，四周樹木鬱鬱蔥蔥，環境比較陰暗潮溼，蚊蟲頗多，煥鏞老師有風溼病，本不宜居，而煥鏞老師坦然處之，毫不介意。”
1947年到 1948年，陳煥鏞在廣西大學農學院開了兩門選修課，即植物分類學和植物學拉丁語。他是名教授，選這兩門課的卻只有園藝系梁疇芬一人，其餘都是森林系的學生，而旁聽的教師卻有六七人之多。
著名的植物學家徐燕千先生回憶道：
先生講課嚴肅認真，對學生相當嚴格，但對待學子平易近人。講課從容不迫，言簡意賅。有時穿插幽默小品，引得滿堂大笑生輝。所以課堂上總是鴉雀無聲，聽者全神貫注，下課鈴聲已響，猶想多承教益。實行理論與實踐統一，要求學生採集野外開花植物，回課室自己解剖查檢索表，力求融會貫通，告誡切忌死記植物種類。為了提高學生外語水平，先生親自講授英語和拉丁語。講授樹木學時，闡述中國地跨熱、暖、溫、寒四帶，喬灌木不下八千種，為世界林木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森林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對自然環境保護、國民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我當時是學生，親聆教誨，使我決心學林，遵循師訓，畢生從事林業及林業教育，以期能步吾師後塵於萬一。
1949 年，陳煥鏞寓居香港，環顧國內外形勢，總結大半生坷坎經歷，他像當年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用英文賦詩兩首，發表在香港《南華早報》上。有一次，他從電臺裡聽到廣州得到解放、珠江鐵橋卻被國民黨炸燬時，他說：“太可惜了，很好的一座鐵橋炸了，打敗了還要炸橋，太無人道。”是年，他聽到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遂於9月28日毅然搭香港飛昆明轉桂林的最後一趟飛機，回到雁山，身上還帶著五星紅旗的式樣尺寸。
10月1日，廣西尚未解放，位於良豐雁山的廣西植物研究所組織聚餐，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國民黨敗退之際，為防學校被破壞，廣西大學在中共地下黨組織之下，在學校周圍安裝上電網，組織武裝保衛，當時，院長、教授輪流值班，陳煥鏞雖然年邁也堅持參加，同其他教授一樣，佩戴著紅色的值班袖章，冒著冬寒值班，有時通宵達旦。
廣西植物所在五十年代由梁疇芬、覃灝富、鄧先福、李萌昆、李中提等採集的大量標本，都是由陳煥鏞教授親自安排的。在雁山植物園的標本園中，經常可以看到陳教授身著工作服，手握枝剪到處轉悠，指揮工人種樹、栽花、移植、修剪樹木的情景。他親手種下的珍稀植物觀光木，如今已成為參天大樹，被列為桂林市的古樹之一。1952 年秋，西大農學院受林業部的委託，培養林技班（中專）學生一百名，該班的成立，就是陳煥鏞教授赴京開會時，親向林業部長梁希力陳廣西林業技術人才缺乏，才委託開辦的。
1953年12月，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劃為華南植物研究所廣西工作站。華南植物研究所在陳煥鏞的領導下，編寫出版了《廣州植物誌》（侯寬昭主編）；四卷的《海南植物誌》，凝結了陳煥鏞數十年的勞動和心血；又與錢崇澍教授主編《中國植物誌》，1959—1989 年已出版了四十四卷五十一冊。
1958 年春，陳煥鏞 （左一）、侯過（右三） 率隊在自然保護區採集。
陳煥鏞教授不但是傑出的植物學家，也是優秀的教育家，深知要發展利用祖國的植物資源，首先要有精通熟悉本國植物的人才，所以應從培養人才著手。半個世紀以來，他不僅在金陵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培養出一批知名教授，而廣西鍾濟新、李樹剛、陳德昭、梁疇芬、蔡燦星、李治基、謝福惠等著名植物學專家，都是他在廣西大學培養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種思想運動比較多，廣西農學院孫仲逸院長回憶：“廣西大學校長楊東蓴告誡群眾，切勿驚動先生（陳煥鏞）。但先生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自動要求參加思想檢查。群眾極為感動，婉詞拒卻。”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陳煥鏞在劫難逃。別有用心的人將他與國外同行機構進行標本及書刊交流說成是“裡通外國”，以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又翻歷史老賬，說他曾是“文化漢奸”，使他身心受到摧殘，1971年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一歲。粉碎“四人幫”後，恢復名譽。1996年12月2日，華南植物研究所在植物標本館樹陳煥鏞院士銅像以紀之。
來源丨廣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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