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山西談及最多的話題，毋庸置疑是民企和民營經濟，雖然這是自上而下的安排部署，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視程度此前少見的。
在11月26日召開的山西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大會上，省委書記駱惠寧強調“要堅信，民營經濟強、山西經濟才能強，民營經濟轉、山西經濟才能轉，民營經濟活、山西經濟才能活”，看似簡單的幾句話，山西為體會這些所費時日可足夠長。
眾所周知，煤炭是山西經濟的晴雨表，煤炭強則山西強，而“煤老闆”，這個稱呼略顯諷刺意味，但不可否認山西煤老闆“響徹全國”的時候也是山西經濟指標相對較好和民營經濟充滿活力的時期。
可之後，山西省為加快培育大型煤礦企業和企業集團，從2008年便開始掀起“關小上大”、“國進民退”、規模空前的煤企兼併重組浪潮，眾多“煤老闆”大多乘勢套現甚至“出走”山西，確實美錦、永泰、聯盛等選擇“堅守”的民營煤企也因此做大，但以大國企為主導的山西經濟格局加速形成，無論是“話語權”還是各類優勢資源可謂全面向國企靠攏，民企“話語權”大不如前，尤其金融市場稍有波動便“危機”頻現。
自2011年以來，隨著煤炭、鋼鐵市場的轉向，無論是山西經濟還是企業業績壓力都比較大，從邏輯上來說，負擔最重、負債較多的當屬煤炭兼併重組主體——山西七大省屬煤企，但實際上最先倒下的卻是聯盛能源、海鑫鋼鐵等原山西知名龍頭民企。
箇中原因確實離不開集團的過度擴張和經營不善，可關鍵時刻缺乏政府和金融機構的足夠支持也是主要因素，以海鑫鋼鐵為例，在建龍集團對其“輸血”後，短時間便迅速“恢復元氣”，這顯然不在於建龍具有“點石成金”的能力，而是其能夠在關鍵時刻給予基礎本就不弱的海鑫鋼鐵以“雪中送炭”，但代價便是實控權旁落。
同樣，前段時間A股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危機也真切感受了山西部分上市民企的“無力”：無論是率先爆出債務危局的永泰能源還是緊隨其後宣佈有可能易主的美錦能源和當代東方，從資產規模和財務數據來看，都算“質地”不錯的民營上市公司，不過由於近年來大力度的併購重組，資金鍊都相對緊張，且這三者無一例外大股東都深受股權質押危局之痛。
雖然這種局面與上市公司的產業鏈擴張有一定關係，但是在不能獲得金融機構足夠信貸（即便獲得融資利率也一般相對較高）的情況下，大股東通過股權質押的方式來進行融資也在情理之中，這也符合公司上市的初衷，但今年國內金融監管政策的突然變向，當地金融機構便從民企中迅速“抽身”，使得上市民企和大股東陷入孤立無援狀態，公司日常經營也因此大受影響。
上述民企為了解決眼前的危機最好的方式只能是尋求“外援”，本來國企是理想選擇，但近年來山西國企雖然規模明顯增大，可市場競爭力卻並未隨之有較大提升，加之山西省政府加速推進省屬國企“瘦身”，所以此輪眾地方國資“入市潮”中，罕見山西國資“身影”，這也是三大上市民企控股權都擬轉讓給外地國資的關鍵因素或者說無奈之舉。
山西資本圈注意到，除了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外，包括安泰集團、振東製藥等在內的另外幾家上市民企大多也面臨類似困境，而反觀省內上市國企，由於背靠大國企加上無太多資產運作，所以無論業績好壞均無太多資金壓力，且大多數控股股東所持股權沒有質押，可謂與上市民企境遇形成了鮮明對比。另外，“30條”中強調要大力度加快推進民企上市，但如果已有的上市公司實控權卻不能很好保持，這豈不和政策出臺的初衷相左？
本就規範經營和信用支持相對較強的上市民企如此，可想而知其他未上市的民企會是怎樣的處境，另外我們也清晰看到近年來以大國企為主導的經濟格局並沒有使山西經濟“脫胎換骨”，反而形成了“國企大而不強、民企力不從心”的局面，所以紓困民企、盤活民營經濟，已然成為山西省在大力推進山西國企改革的同時，盤活山西經濟必須要下的“另一盤大棋”，要不然僅“唱獨角戲”的國企改革亦很難真正“落地”，這些年的“學費”豈不白交？！
也正是如此，山西召開此次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大會看似是乘勢之舉，但從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的表態及“信息量”十足的支持民企“30條”，皆可以清晰看到此次山西省希冀民營經濟“破局”的決心所在，畢竟這種力度和“動靜”是此前不曾見的。
當然再好的政策如果僅在文件上體現，那麼這類政策就是空頭支票，所以還是希望此次被各方寄予厚望的“30條”能夠儘快落地，尤其關於“2019年全年為民營企業減免稅費275億元以上”、籌資50億元組建山西省民營企業政策性紓困救助基金、省市縣共形成50億元接續還貸週轉資金等這些需要拿出“真金白銀”政策的加速兌現，這樣也會起到“事半功倍”的示範效應。
另外，山西資本圈覺得，山西省政府為推進國企、民企合作，加速進行混改的決心和力度有目共睹，但推出的項目也應該注意民企的接受程度，無論是體量還是項目前景都要體現“誠意”，只有這樣的合作才會真的擦出“火花”。
東風已吹來，但願山西民企發展的春天亦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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