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站在新的歷史和時代節點上看國家級新區或者說中國大量的新區新城的發展，我們的基本研判是：包括國家級新區在內的中國新區新城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不僅需要進行新一輪的價值重估，也要進行新的風險評估。
關於價值重估的問題，與雄安新區的設立以及城市規劃的出臺有直接關係，關於風險評估，則與本輪中國經濟面臨的深度調整以及眾所周知的地方債有直接關係。
具體而言，關於國家級新區的價值重估，我們之前曾有專文論述，主要的背景和觀點包括：如果要對之前國家級新區的建設進行整體性分析的話，在促進區域改革開放這一整體戰略導向下，國家級新區的佈局和發展定位客觀上都體現了對四個目標的追求：
一是通過國家級新區這一新增長點的建設，帶動所在區域的崛起和國家整體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佈局。
上海浦東新區是第一個國家級新區
二是通過國家級新區的建設，對所在城市的既有城市空間進行重塑，並實現新舊城的互動式發展，在有效疏解老城區城市病的同時，推動一個更加現代化的新城區的建設，以新區新城的建設戰略性推動城市的現代化轉型。
三是，在國家級新區的建設中，充分體現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的融合推進，立足城市發展的本質進行新區的開發與建設。
四是，依託國家級新區的發展平臺，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區域和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
在我們看來，從雄安新區的誕生開始，包括國家級新區在內的中國存量的城市開發和建設，都將進入新一輪的自我審視。而且，新的自我審視更多是立足於未來城市發展常識和規律，同時，要對正在出現和已經出現的新的技術在城市發展的應用表現出更加開放的態度。
這至少代表了兩個新的價值指向：一是，對國家級新區的關注點不只是作為區域新的增長點背後所要求的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其區域內部的發展質量；二是，開始將更多立足於對未來城市的思考來重新安排新區新城的產業規劃、生態治理、社會治理、國際表達、技術導入等。
與所謂的價值重估同時發生的是，包括國家級新區在內的大量的新區新城也開始進入新一輪的轉型發展週期，因為這一次轉型，對很多新區新城來講，都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所以，我們姑且稱之為轉型闖關，其背景也是複雜和多元的。
大量的新區新城開始進入新一輪的轉型發展期
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就是產城融合的問題。今年上半年我們做了一個關於產業的變革和城市空間重塑互動機制的專題研究，我們的結論之一是：就中國目前來看，我們正處於新一輪產業劇烈變革和新一輪城市空間重塑的疊加期。在這個疊加期我們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很多地區都是普遍性問題。
以前，很多城市的空間拓展，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園區經濟（或者說產業集聚）的牽引，還有一類受到地產經濟的牽引，在有些城市有的發展階段兩者是重合的，但是，大部分城市和大部分時期內，兩者是分裂的，這就是之前的城市化過程中廣受詬病的產城分離的問題。
那麼，現在和接下來城市化進程中，無論是以前地產驅動還是工業園區驅動，都必須結合起來考慮，真正的產城融合必須是所有的工業園區、新區新城所要考慮的，對於西鹹新區而言，也同樣如此，構建產城融合的新機制，切實推動產城融合發展。
西安西鹹新區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級新區與都市圈的發展問題。劉世錦先生曾有一個論斷，認為中國的城市面臨的一個重大結構性調整就是，都市圈的發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對此我們很認同，並認為中國的國家中心城市和一些區域性中心城市都開始進入這個階段，那麼，這就為觀察包括國家級新區在內的新區新城的轉型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維度，那就是新區新城與都市圈的關係問題。不僅如此，我們看這一輪城市調整，往上看是都市圈的概念，往內看是很多城市都在進行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也是審視這一輪城市轉型發展的非常重要的維度。
這樣一來，再加上中國全面開放格局，應該說，從城市更新到新區新城，到都市圈，到中國新的開放格局的構建，等等，如何打通這些戰略和思辨維度對國家級新區發展的影響，是很多地方要面對的問題。
湖南湘江新區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國家級新區的產業集聚和創新問題。談區域創新當然要談區域新興產業的集聚和發展問題，但我們想要提示的是，並不是所有地區都適合做大家都已經注意到的最前沿的一些產業，而是要充分考慮當地獨特的資源稟賦、人力資源體系、金融服務體系等能不能支撐，需要結合這些方面找到最適合區域的產業發展方向。
而且，區域產業革新背後核心的驅動力正在發生改變，關於這一點，大家從西鹹新區的產業和城市規劃裡面也能夠鮮明體會到一個導向：未來所謂的產業的變革應該是依附人力資源結構的特點來完成的，無論是城市空間規劃設計，還是產業規劃和發展，都開始統籌在所謂的以人為本的邏輯之上，無論是產業創新還是城市營造，都需要以人為本，以人力資源結構關鍵考量。
第四個問題是數字城市和海綿城市建設的問題。以前的城市規劃大家比較注重的是空間，後來加入產業考量和文化考量等，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集成。接下來我們認為還應該三個“城市”同時推進。
天津濱海新區
所謂三個“城市”推進，一個是平常大家講的現實的城市營造，另外是海綿城市的問題，以及由此進一步延伸到城市地下空間的利用問題，也就是地下城市的概念，還有就是所謂智慧城市和數字城市的建設問題。關於這一點，在雄安新區的規劃裡面我認為體現的很明確，也是雄安新區城市規劃的亮點之一：明確將數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設納入到和我們傳統城市建設同樣高度，將來城市的迭代應該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數字化迭代——城市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進，可以由數據作為支撐，是一個動態化的博弈過程——動態化博弈成為未來城市更新和迭代非常重要的抓手和依據。
中國的城市發展和麵臨的問題，其實已經和世界上的城市站在同一個水平上，甚至更加前沿，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因為共享單車和共享汽車在很多城市的快速普及，帶來對城市規劃的適配性調整，比很多國外的城市還要迫切。這些問題的解決，已經很難再依靠所謂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城市規劃理念來解決，而是必須立足於中國城市發展的現實來構建解決問題的理念和方法。
未來之城，雄安新區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我認為更加迫切的問題，那就是，在新一輪城市化進程中，我們的新區新城，尤其是國家級新區，理念、規劃以及區域的戰略機遇都很不錯，但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對這一輪宏觀經濟和區域經濟的深度調整週期，對很多的新區新城來講，首先的是要活下去，到了一個新的闖關的階段。對於未來城市的發展，方向是明確的，比如，智慧化、社會化、生態化、文明化、國際化等是所有城市和國家級新區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城市品質化發展的必然路徑，但遺憾的是，這些都是需要花錢的，而且需要投入很多的資金，而很多新區新城裡面的產業集聚並不是特別理想，產生收益的能力並不是特別強。
這樣以來，大量的投資需求和較少的收益之間就可能出現不平衡甚至是斷裂，再加上之前積累的大量的債務開始進入還款週期，這將是包括國際級新區在內的很多城市的新區新城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所謂的“闖關”，首先需要闖的就是算術關——地區的收入能不能支持新一輪品質化發展的投入和存量債務的化解。如果完成這個闖關，未來風景獨好，如果完不成，我們所有理念的張揚只是紙上的理念而已，而且，危機可能比我們想象中來得要快，衝擊比我們想象中還要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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