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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輩福清人的眼裡，出國賺錢的孩子，總要被人高看一眼。從前，當地人管從海外歸來的人稱為“番客”，而現在，“番客”則成了“有錢人”的代名詞——不管在國外是收廢品還是刷盤子，回來的都是“番客”，該蓋房子的蓋房子，該討媳婦的討媳婦。
我也算是番客。
2007年，我前往澳洲留學，第一份工作是在華人餐館烤羊肉串，工資每小時6澳幣，比當時澳洲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10澳幣還要低上很多。為了讓我出國，家裡前前後後花了20多萬，父母為我借來的錢是要還的，所以我只能又找了一份給水果店理貨的工作。要考雅思、要上學，加上打兩份工，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兩年。
2010年，我把家裡的債還清了，也拿到澳洲身份，專心在一家超市工作，工資變成了一天200澳幣。在我的擔保下，哥哥和表妹都來了，後來旅遊工作簽證開放，兩個表弟也辭掉工作來澳發展。
2012年，建築行業大火，我又改了行。到2017年，工資已從一天120澳幣漲到400澳幣了。
這一年年底，我帶著自己的全部存款10萬人民幣回了國——我討厭澳洲一成不變的生活，想要完成自己兒時的夢想，當一個作家。
在家鄉所有人眼裡，我是屬於“在金山面前臨陣脫逃的”，受到非議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事，也有等著看笑話的。
2 男人這輩子就兩件事：起大厝，討媳婦
“這哪裡像一個村莊。”田融融看著狹窄的村莊小路旁一座座極不協調的別墅，“我終於理解了你當時說的那些壓力了。”
我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於我家那座飽含著兩代人心血的別墅——它在兩年前剛蓋好，4層。那一年，我和哥哥將在澳洲工作的所有積蓄全部寄回國內，每人大約45萬，加上父母的積蓄，最終耗資120萬，蓋起了這座別墅。
福清人對於在出生地建造一座別墅有一種執念，不管人在哪裡生活，在家鄉要是沒有房子，尊嚴就無從談起。按照當地人的說法，男人這輩子就兩件事：起大厝，討媳婦。“你要是沒有房子，沒有女人願意嫁的”。
第一次帶田融融回家的那天，也是下著雨。我媽聽到車子停在門口的聲音，拿著我哥哥結婚時接新娘用的紅傘，在田融融的頭上打開，夾在傘裡的禮炮的餘屑落了她一頭。
事後田融融問我，這是不是風俗，我說不是。但我想，我媽等這一天，應該等了很多年。我今年33歲，她在我這個年紀，我哥已經12歲了。
印象中，這位前印尼首富是個滿面紅光的慈祥老頭，步履緩慢地夾在陪同的人員裡往前走，也許他不曾想過，在這些列隊的孩子裡，會有多少人跟在他的身後，越過大洋，到另一個陌生的國度不情願地開始一段新的人生。
“他們那時候偷渡，真是命搏命，去日本，貨輪裡藏幾百人，一兩個月不見陽光，死的丟海里，活的繼續走，到碼頭，纜繩一掛，一人一條白毛巾搭著滑下去。去阿根廷，去英國法國，穿過邊境時，就躲著那些兵的子彈跑。現在啊，一張機票就到了。”姑丈說這些話似有所指。我知道他在提醒我，要珍惜得來不易的綠卡，別一時頭腦發熱，葬送了大好前程。
“巧燕高考考得怎麼樣？”我岔開話題，問道。
巧燕是我堂哥的孩子，我的侄女。堂哥這些年一直在做留學中介，去年7月，全市打擊黑中介，被人在辦公室摁住。被拖累的，還有在那裡打工的姑丈的三兒子鵬強。今年6月，兩個人的判決書都下來了，堂哥因偽造材料謀取利益獲刑4年，鵬強作為從犯緩刑3年。宣判的時候姑丈去法院旁聽，律師是從堂哥的動機為他辯護的：“出國向來是福清人民就業的一大方向。”
“聽說考的不好，她要是沒說，我們就不要問。”
“有沒有說以後要怎麼安排？”我問。
“還能怎麼樣？出國唄。”姑丈答道。
眼下，出國的形勢似乎也不太好，特別是像巧燕這樣高中畢業就出去的孩子。
“你什麼時候去四川？”姑丈問我。
“7月7號，還剩3天。”
“從長樂機場過去要多久？”
“我沒買機票，想試試綠皮火車，要38個小時。”
姑丈想說些什麼，卻明顯欲言又止了，也許在老一輩眼裡，我這種行為真是不可理喻。
“今年打算結婚嗎？”
“打算是打算，不知道那頭同意不同意。”
“禮金，酒席，聘禮，怎麼說也得二三十萬，不容易啊。”姑丈壓低聲音，“有沒有後悔，從澳洲跑回國寫東西？”
“沒後悔。”我笑起來，給自己添滿茶。
“還沒後悔啊！等你要用錢的時候，估計就該後悔了。”
我不說話。
姑丈看出我臉色的變化，訕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做人不要後悔才好。”
他把餘下的茶喝掉，站起來要走，我送他到樓下，臨出門前，他又遞了一根菸：“你說林文鏡死了，是從哪裡看到的？”
3 留在家鄉打工，總有人說你“沒本事”
然後再往前走，就是姑丈家，按習俗，父母住一層，在英國的大兒子鵬成住第二層，在澳大利亞的二兒子鵬生住第三層，和我堂哥一起被判刑的鵬強住第四層。
這裡的建築幾乎只有兩種：建於一百多年前的土夯的祖屋，受徽派建築影響，紅牆青瓦；另一種則是新建的別墅式樣的樓房，少則四五層，多則七八層，就孤零零地建在那裡，門口坐著一對看家的老人。
鎮上幾乎看不到什麼年輕人，在這裡，留在家鄉打工的人，都被認為“沒本事”。而從國外回來的年輕人寧願在外租房子，也要傾盡全力，甚至不惜借錢在老家蓋一座別墅，這是面子。在這個南方小鎮，面子大過一切。至於裡子，誰在乎呢？
從村裡穿出來，走在縣道上，在鎮子的環島邊上，是我同學劉斌的家。劉斌在我高中的時候輟學去法國，先坐飛機到鄰國，再沿著國境線，被邊境的士兵在後面開槍追著，玩命地跑。
蛇頭怕這些人反抗，一天只給一個麵包一瓶水，還不讓他們打電話回家。一群人邊走邊等機會，整整奔波了一年，才終於進了法國，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她媽接到電話的那一刻，就嚎啕大哭起來——她以為自己的孩子早就沒了。
據說劉斌現在黑在了法國，娶了個媳婦，跟他媽媽矛盾很深，很多年不回來了——到頭來，他媽媽的孩子還是沒了。
再往前走，我終於找到了那家牙醫診所，出國前，我曾來這裡拔過牙，以前診所裡的老頭子是四里八鄉有名的牙醫，現在診所裡是個小年輕，聽我媽說，老頭子死了，他的兒子接過診所和儀器，就像所有的傳承一樣。
鑷子在嘴裡的時候，我心裡一直想，只剩一天，我就要踏上從未踏過的旅途，那個衰老的綠皮火車會帶給我什麼樣的風景我不得而知，但在中國的西南，有我未來的妻子——我堅信這一點。
我跟田融融是在回國後的一個寫作群裡的認識的，那是5月的事情。“好像一整個春天的花蕾都在那一刻綻放，又好像二十隻毛茸茸的小奶貓同時癱成一片等待撫摸。”田融融這樣形容我們的相遇。
我們很快就陷入愛河。她那時候剛好辭職，我們約定在廈門見面，一起相處了8天之後，6月1日，我帶她回到我福清的家。
4 你所厭惡的，恰好是你的救命稻草
弄完牙齒回家，我正在收拾明天要帶的行李，田融融發了微信：“我跟你商量件事。”
這語氣讓我預感不詳，放下東西，走到樓上，那頭又發來：“你能不能過一陣子再來？”
我打電話過去，響了四五聲，田融融才接了起來。
“怎麼忽然變卦了？我都在整理行李了。”
“家裡有點忙，我怕你來會影響到我的工作，還有他們也怕招呼不周……”
“他們是怕我把你帶走吧？”我打斷她的話——田融融給我說，她這次回美姑，著實被那裡的環境嚇了一跳——縣城是全國貧困縣，這麼多年過去，還是又髒又亂，小得就像一個村莊。她想走，但親戚苦口婆心地勸，我們之前的計劃就是，先去見見她的父母，再好好跟他們說說。
“你別這樣。再等一個月，好吧，就一個月。”
“這麼正式的場合，怎麼就改了，而且還改得這麼突然？”
“你等下打給我，他們叫我了。”
田融融掛了電話，我媽就上來了，看我行李收到一半，問：“怎麼不收了？”
“那邊說，再等一個月。”
我媽當即就暴躁起來，絮絮叨叨地說個不停：“當初就說別讓她回去工作，現在好了吧，他們把她栓在那裡了，哪裡有請不到的人啊，非要這麼遠請她回去。我當時就跟你講了，肯定是先騙她回去，然後現在啊，都不知道施的什麼計。”
“你別說了！”我吼起來。
媽媽叨叨著下樓了。
我點了一根菸，站在陽臺的洗衣池邊上。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田融融又打電話過來，聽語氣，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靜了一下，告訴田融融：“你別怕，我可以養你，我還剩3萬塊錢，可能到9月10月我可以拿到兩三萬的稿費。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那邊，不要考慮錢的事，我可以養你的，省著點過日子，總不至於熬不出來。你也別怕沒有事情做，你要是不想寫也沒事，我還有很多稿子，你可以幫著我看看，網上有很多投稿的地方，稿費都挺好的，你就幫我投。如果我寫出來了，我們就留在成都或者福建，如果我沒寫出來，你要是願意，我們就一起出國，悉尼至少比涼山環境好。”
電話那頭沉默了許久，問：“澳洲一年能賺多少錢？”
“我們這樣的，在建築工地做彈線，或者大工，一個小時40澳幣，一週大概2000左右，一年幹滿，差不多40萬到50萬吧。女生的話，一般的工作在十幾塊澳幣肯定有，一個月一兩萬吧，你放心，只要你到那邊，就什麼都不用擔心，我會為你安排好的。”
田融融似乎在考慮。
我想起她上次跟她媽視頻，先是告訴她我在國內寫作，她媽媽臉色一下子變了。後來又說我之前是在澳大利亞工作，每天收入人民幣近2千，她媽馬上就問，能不能帶她的弟弟出去。
過了一會兒，田融融壓低聲音說：“我考慮一下，你說的出國。”
我站在窗臺邊，身後是整理到一半的行李，心緒久久不能平靜。
田融融勸我，先把票退了，她跟那邊再商量一下，看看什麼時候適合我過去。我重新回想，發現田融融的確是對出國更有興趣——這真是諷刺，起初你所厭惡的、只為活著而活著的生活，在你需要的時候，就忽然成了你的救命稻草。
眼下，綠卡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晚上剛過了9點，村莊就沒有什麼人走動了。
夏天的晚風最適合乘涼，一對一對剛過半百就早早退休的老人，在裝修精緻、立著石柱子的院子口搖著蒲扇，院子裡幽幽的光，照著旁邊數百年前古舊建築飛簷的輪廓。
這種視覺上的違和似乎也印證著這片土地上怪相：孩子讀大學，大多都是因為出國容易。他們忘掉所學的知識，從一架一架的飛機上下來，投身進入異國的工地、餐館和小超市。而數年之後，他們因為沒有合法居留被遣返的時候，那些在異國的籍籍無名，就全都變成了光宗耀祖的資本。
因為買的是綠皮火車，要去始發站拿到車票才能退，我不得不去一次福州。
到車站退了錢，只買到了晚上7點回福清的票。我坐在進站口的角落，問田融融：“我什麼時候再去？”她沒有回我，也許是沒看到信息，也許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電話忽然響了，是巧燕的媽媽，問我一大堆澳大利亞出國的情況。
我忽然回想起姑丈那天離開我家時，又一次問我：“林文鏡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說是的，他死了。可是現在回想，林文鏡哪裡會死？他以另一種形式活在所有福清的孩子身上，將生的、已生的，只要你在這個地方，身上或多或少會有那個東西，它平時隱蔽起來，或者只是在你的耳邊嗡嗡鳴響。
而當你走投無路或者無所事事的時候，年老的總是會說：“出國去吧。”多少年來，這句話帶動著家鄉的經濟，多少也毀掉許多年輕人的青春。
5 我現在才明白，外國錢也不好賺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田融融做的第一個設計單子上，一個彝族學校需要設計校徽，校長只要結果，也不給方案，田融融設計出一個，校長就推翻一個，她感覺很受挫，也完全沒法交流。
另一個原因也許更為關鍵，美姑縣的環境確實讓田融融很難適應，落後、骯髒，幾乎沒有什麼娛樂設施，交通極其不便，包裹能送達的快遞公司寥寥無幾。她問了好幾個朋友，大家都勸她趕快離開。
終於，這個從未忤逆過家庭的女孩決定反抗一次，過程當然並不順利——那個地方能招到設計師的概率極低，他們自然不願意放走這個親戚。
田融融還是定下了離開的時間，我幾乎沒有猶豫地定了去成都的票——這一次，我選了4個小時就可以到的飛機，綠皮火車窗外的風景，下次吧。
7月12號，出行的前一天，我的朋友陳俊明過來看我，他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賺不到錢就從國外回來的人。一年前，陳俊明和他的妻子花了12萬，以旅遊的名義去瑞士，合法居留只有3個月時間，他去了快一年才回來，妻子還留在那邊。
我們坐在大廳泡茶來喝，陳俊明把整個後背貼在紅木沙發上，全身癱下來，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快速地解掉工作一整天的睏乏——眼下，他在隔壁鎮的一家玻璃廠做臨時工，一天工作14個小時，170塊錢。喝下一口茶，他轉過頭說：“我現在才曉得，你以前說的，外國錢也不好賺。”
“日子還長，賺錢也不急著一時。”我寬慰道。
陳俊明剛到瑞士時，暫住在一個遠房親戚那裡，之前說好的工作試了一兩天之後，就不要他再來了。他們兩口子住了幾天，情面上過不去，就搬到郊區的一個僅有10平方米的住屋。他的妻子先是在餐館洗碗，沒做多久就因為手慢被辭退。陳俊明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只能搬家的幹兩天、清潔的做兩天，沒有穩定收入，什麼錢都不敢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才終於在一個飯館裡安下腳。
幹了十來天，一個繁忙的週六，執碼（配菜工）沒有來，陳俊明臨時頂上。由於沒有配菜的經驗，一時手忙腳亂。大廚忙不過來，大罵：“你這蠢豬怎麼這麼蠢！”陳俊明應了一句：“這是我第一次做執碼！”
就這樣，他唯一的一份穩定工作也沒有了。
陳俊明佝僂著腰，端起茶送到嘴邊，並沒有喝：“要是我能去你那邊就好了，至少不用受這份氣。幫我再問問澳洲那邊有什麼門路吧。”
“我有兩個表弟是做旅遊工作簽證，需要雅思和本科畢業證書。很划算，過去就花了不到2萬塊，但你考不了英語，也沒畢業證書。做旅遊的話，這段時間好像沒有什麼人願意做。”我說，“剛開始去的時候，誰都是苦的。我最苦的那陣子，沒比你輕鬆。”
“至少不用為工作發愁吧。”
“那倒是，工作的事不用太擔心。”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澳洲？”
“過陣子吧，先把這邊的事弄弄清楚。”
6
只要舊路返回，就能安全上岸
飛機是晚上8點，天空又下著雨。
田融融剪短頭髮去機場接我，成都也剛下過雨，天還不至於熱，到酒店剛放下行李，田融融就告訴我，她的父母知道我勸她從小姨那兒離開，暴跳如雷，現在已經下了死命令——不准她再去福建，也不准我來成都。也說到了出國的事，他們覺得太遠，想見也見不到，想去也去不了，受了委屈，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
“之前還問我弟弟能不能去那邊幹活，現在又忽然變卦了。”田融融埋怨道。
我理解這種擔憂，從他們那個村到縣上火車站要兩三個小時，火車站到成都七八個小時，成都到悉尼又要十幾個小時。也許數百年前，那些看著子女登上船離開家鄉的福清人也有這樣的擔憂，那時候能交流的只有書信，一去一回，半輩子就過去了。
不像川府自古富饒，福建多丘陵、耕地少，在紅薯和玉米傳進中國之前，經常有人餓死——也許這就是那個年代的人不要命地往外跑的根本原因——在死亡面前，背井離鄉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田融融的姐姐也在成都，在家裡說話也算有分量，我們決定先見見她。那天晚上8點多，我們吃完飯，田融融去洗碗，她姐姐就問我：“我聽人說，寫作的收入很不穩定。”
“我只是回來試一年，如果不行，今年11月份就會重新回澳大利亞。”
“你在澳大利亞做什麼？”
“做建築。”
“你是學這個的？”
“不，我學的是工商管理。”
“那你去的話，融融可以一起去的嗎？”
“如果結婚證辦好了，就可以一起申請。”
姐姐似乎得到了滿意的答案。在接下來的交流裡，我們聊狗、聊食物、聊疫苗事件。晚上10點，姐姐打電話給田融融：“跟家裡商量好了，他們不再反對了，婚禮要是可以，下半年就辦了，禮金就隨那邊的，15萬。”
在姐姐提禮金之前，我就已經給自己算過賬了。我帶來成都的2萬塊，1萬給了田融融，用來支付房租和押金，1萬買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已經剩下不到5千。
就算也有稿費，田融融還是擔憂，害怕兩個人賺的錢不夠維持生活的費用。我寬慰她：要是實在不行，我們可以一起去國外，賺一年回來，夠花兩三年了。
我很清楚，現在，去澳大利亞賺錢已經不是救命稻草了，它像一個涉水者轉頭就可以見到的島嶼，只要沿著舊路返回，就能安全上岸。而如今的我，又有什麼立場去憎恨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呢？田融融說，從成都到越西縣，需要坐綠皮火車，那裡有許多山，鐵路就穿山而過。現在這段時光，就是我的“綠皮火車”在穿越幽暗的隧道。
家裡人時不時地打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回澳洲。
巧燕沒考上本科，她母親希望她學一門手藝，再去澳洲；我建議她先報一個專科，等3年之後再打算出國的事，或者復讀，再給自己一個機會。巧燕說，她想學習美甲，一個同學在悉尼的美甲店工作，一週800澳幣；我的姨丈和阿姨前陣子拿著澳洲的探親簽證去了那裡，暫時還沒有找到工作，姨丈給我打電話，要我幫忙留意工作的事，掛了電話，他給我發來幾張澳洲天空的照片，問我：“想不想悉尼？”
我們在機場旁邊租了一處便宜的小房子，每夜都有飛機呼嘯的聲音。
一天夜裡，田融融快睡著了，還迷迷糊糊地說：“也許這架飛機是去悉尼的。”
也許這個聲音，在她的心裡也是一聲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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