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佈《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係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71年7月中旬的一天，正在軍事院校上課的姚雲竹和她的同學接到通知，立即集合聽一條重要的新聞播報，也就是7月9-11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的消息。她十分錯愕——要知道她可是做好了和美軍在戰場上交鋒的準備的。原來，曾經為去朝鮮戰爭前線做過準備的父親，專門教了她一句英語：Hands up! No harm ！（繳槍不殺），以便她在戰場上與美軍交鋒時使用。
中美建交，使得一直被視為“敵人”的美國轉而成為中國的合作伙伴。姚雲竹這一代中國軍人學的英語，也從戰場用語擴展到了表達友好的祝酒辭。從1997年第一次訪美開始，姚雲竹有機會深層次接觸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她發現無論是學者、富商，還是學生、白領，美國人都關注中國的發展，對中國人基本上持友好態度。這堅定了她作為一名軍人學者，深入研究中美關係，致力於促進兩國軍隊瞭解的信心。
軍事關係被認為是中美關係的晴雨表，因為它最能反映雙方深層次的矛盾和難以化解的戰略互疑。在與美方軍界的頻繁交流之中，姚雲竹深切感受到美方看待中國崛起的矛盾心態，也深知風雨起伏之中，兩國軍事互信來之不易，事關重大。當前，中美兩國關係有加速惡化的風險，姚雲竹認為兩個偉大的國家不應相互為敵，兩國仍應謹慎管控風險，讓雙方關係早日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上。
從“繳槍不殺”到“舉杯同慶”
澎湃新聞：您1970年16歲入伍。中美兩國正式建交時已從軍9 年，您是否還記得當時是在怎樣的場景下獲悉中美建交的消息？
姚雲竹：1970年我入伍後，先在河南洛陽的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總參某部的訓練大隊接受新兵訓練，然後進行英語培訓。我還清楚地記得1971年7月的一天，天氣晴好，陽光燦爛。上午，我們正在上課，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全體人員立刻集合，到學院中央道路兩側的草地上等待收聽重要新聞。我發現，不僅我們訓練隊數百人，全學院數千名幹部戰士都已經在草地上整整齊齊地坐好。10點整，路旁大喇叭裡傳來中央廣播電臺的正點新聞播報：美國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訪華，表達了尼克松總統希望訪華的意願，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他於次年5月前訪問中國。這條“重要新聞”播出的時間不到一分鐘，但是它所帶來的震憾，我至今還能真切地感受到。
澎湃新聞
：尼克松要訪華的消息，在當時確實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憾。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給您的生活、學習帶來了什麼具體的影響？姚雲竹：我來自軍人家庭，抗美援朝戰爭時，父親突擊學習英語為上前線做準備。聽說我參軍後接受英語培訓，父親專門把他用了近20年的漢英辭典送給了我，囑我好好學習。他說：“我教你一句英語，‘Hands up! No harm!（繳槍不殺）’。在戰場上碰到美國‘鬼子’，就喊這個。”我們那時學習英語，是為了和美國打仗用的。突然聽到美國總統要到中國來，思想一下子轉不過彎來，美國可是一直想幫著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反動派，怎麼又要改善關係了？在其後數週，尼克松訪華都是我們熱烈討論的問題，最終大家一致認為，與美國相比，蘇聯是更緊迫的威脅，美國還是可以進行合作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專機抵達北京，周恩來總理親赴機場迎接。
還記得尼克松第一次訪華後，我們學習英語朗讀時用的一段磁帶錄音，是周總理在歡迎尼克松總統宴會上的祝酒辭的英語翻譯。擔任翻譯的是唐聞生老師，她英語優美、音色溫婉，只要一放她的錄音，所有的人都會屏息聆聽並小聲跟讀，心中自然浮現出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周總理致辭時的翩翩風度和唐老師翻譯時的優雅氣質。我在一次英語晚會中演出的節目，就是背誦祝酒辭。每當我模仿唐老師的語音語調說出祝酒辭的最後一個詞“cheers”時，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父親教過我的“Hands up! No harm!”，這是多麼大的反差！
從那以後，中美關係迅速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後，軍事合作發展到新階段，而中國也同時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伐，開始了民族復興的偉大旅程。
中美關係的改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助力。
澎湃新聞：1998 年，您成為中國第一位軍事學女博士，可以說見證了中國軍事學科發展壯大的過程。1997年7月您曾經陪同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李際均中將訪美，您還記得此次訪問的經歷嗎？
姚雲竹：那時我還在讀博士，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國。李際均將軍在訪問中反覆強調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面對200多名軍官學員發表演講時，他說：“合作比敵對好，協商比衝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視好，信任比猜疑好。對於我們軍人來說，用酒杯瞄準比用槍炮瞄準好！”那年，這位16歲參加朝鮮戰爭的老軍人已經到了服役的最高年限，演講結束時，他有些激動地說，“我的軍事生涯以與美軍打仗為起點，以訪問美國為終點。”我認為，他的經歷是中美兩國從交戰對手到合作伙伴的真實寫照。
澎湃新聞：此後您也曾多次與美國政界和軍界重要人士，如基辛格、鮑威爾等交鋒與交流。能否分享一些值得回味的故事？
姚雲竹：1999年，我還參加了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和美國艾森豪威爾交流基金會聯合組織的“中國學者交流項目”，在美國進行了兩個月的學習走訪活動。其間，我有機會與基辛格博士進行座談，不僅談了核戰略，還談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美國的態度和看法。我還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上將進行了採訪，談到了科索沃戰爭，談到了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事件。但是，這次訪美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有很多機會廣泛接觸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從主管中美關係的政府官員到一輩子埋頭研究中國的學者，從腰纏萬貫的富商到步履匆匆的白領，從校園裡對中國充滿好奇的大學生到街上主動帶路的老百姓，我看到的是一個渴望瞭解中國，視中國為機會，願意與中國交往，對中國友好的美國。這個美國讓我增強了對中美關係的信心，也堅定了我為增進兩國瞭解付出更多努力的決心。
1999年，姚雲竹訪美時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交談。
在波浪起伏中建立軍事互信
澎湃新聞：您認為過去40 年來中美軍事關係的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分別呈現什麼特點？主要成就有哪些？
姚雲竹：中美軍事關係大致可以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70年代，中美出於地緣戰略的考慮，為應對共同敵人恢復了兩國交往，軍事合作自然是早期交往的重要內容。但由於中美之間存在著臺灣問題，沒有正式建交，軍事合作也處於摸索試探階段。
1979年正式建交之後，中美軍事關係快速發展，進入了一段蜜月期。80年代中美兩國防長實現了互訪，開始了務實的軍事合作。軍事交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高層互訪、專業對口交流和軍事技術合作。1981至1989年，中國派出包括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海、空軍司令等9個代表團訪問美國，美國派出包括國防部長、副部長、助理國防部長、參聯會主席、太總司令、軍種參謀長等15個代表團訪華。高層互訪為軍事關係的發展確定了積極的基調。兩軍之間也有了頻繁的對口交流，包括軍事院校交流、訓練觀摩、條令理論研討、軍艦互訪、軍事設施參觀等活動，這對培養兩國軍人各層級的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軍事合作的最大亮點還是在軍事技術領域：美國國會放寬了對中國出口軍品的限制，給予了中國所謂非北約盟國的待遇，中美就軍品採購、軍事技術合作、技術轉讓等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然而，兩國軍事合作在1989年後戛然而止，此後再也無法達到80年代的水平。隨著蘇聯解體和華沙條約組織解散，中美軍事合作的基石不復存在。美國停止了所有對華軍事交流，不再執行軍售與技術合作協議，對華實施軍事技術封鎖和武器禁運。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2000年國防授權法》，嚴格限制中美軍事交流。臺灣“獨立”傾向加劇也激化了中美的軍事博弈。美國為牽制中國不斷對臺軍售並強化地區軍事存在，中國為應對“臺獨”積極進行軍事鬥爭準備。中美圍繞臺灣的軍事互動，使中美軍事關係具備了更多的零和性質。此外，中美之間連續發生安全與軍事危機，如90年代數次臺海危機，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2001年中國戰鬥機與美國偵察機在南海撞機，美國多次對臺灣軍售，都導致兩軍交流的中止和合作項目的取消。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近20 年的時間內，兩軍關係走走停停，始終處於低水平徘徊階段。
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後，中美軍事關係逐漸步入穩定發展的軌道，並一度成為兩國關係中的亮點。這主要表現在：儘管中美在臺灣、東海、南海和其他問題上有嚴重分歧，但雙方始終保持了高頻度的交往，維護了軍事關係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兩國防務部門和軍隊之間的對話機制日益增加並逐漸機制化，先後建立了國防部、聯合參謀部、戰略規劃部門和軍種之間的對話平臺。對口交流涵蓋了軍事教育、學術研究、軍事醫學、檔案合作、海上搜救、搶險救災、反海盜、危機管控等內容，並在繼續擴大範圍，每年交流項目多達數十項。
過去幾年，雙方認識到避免衝突和對抗符合共同利益，併為此構建了危機預防和管理機制，包括簽署了相互通報重大軍事活動和建立海空行為準則的諒解備忘錄，並以增加附件的形式，不斷擴大危機預防和管理機制的範圍。此外，中美軍隊開始在“東盟防長擴大會”、亞丁灣護航等聯合國授權的國際行動中進行合作，顯示了中美超越雙邊關係，在亞太地區和全球進行軍事合作的潛力。
澎湃新聞：90年代中美軍事關係幾起幾落，也經歷了許多危機時刻，您認為中美兩國軍方在妥善處理和管控危機方面有哪些經驗教訓？
姚雲竹：我覺得首先是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這對於在危機時迅速澄清情況、防止誤讀誤判至關重要。中美兩軍之間現有國防部熱線的使用已經機制化，這非常有利於管控危機。其次，建立各層級的對話機制，便於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和協調交流合作事宜。特別是在當前，中美關係處於下滑時期，互信降低，誤解加深，增加對話平臺，對於增信釋疑非常重要。第三，發展軍事關係還必須循序漸進，務實可行。要想辦法降低兩國安全利益的零和性，擴大合作領域和範圍。如果在雙邊框架中進行軍事合作有難度，可以先考慮就全球安全事務在多邊框架下進行合作。最後，中美兩軍的交流合作有必要走深走實。軍人之間合作，不能僅坐在一起談天論地，更重要的是一起訓練，一起摸爬滾打，一起承擔維護地區與國際安全的責任，在並肩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增進理解和互信，培養合作的習慣。
1999年，姚雲竹訪美時與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任國務卿鮑威爾合影。
直面矛盾焦點，有理有力有節
澎湃新聞：根據您的經驗，中美雙方在軍事領域交流時最大的難點和障礙有什麼？
姚雲竹：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始終是曲折艱難的，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很難做到順暢，這是由於兩國之間存在戰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衝突。而這種利益衝突，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安全和軍事領域，如臺灣問題，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的問題，在東亞部署針對中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和其他前沿軍事能力，對中國持續進行高強度海空軍事偵察，無端指責中國的南海維權行動並頻繁進行挑釁性“自由航行行動”，通過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制形成排斥中國的安全架構等。奧巴馬政府時期，其對華政策的官方表述是：“美國歡迎一個繁榮、和平與穩定中國的崛起”。而我與美國學者和軍人交流時，也總是問：“‘繁榮、和平與穩定的中國’是不是包括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接受中國的崛起是不是也同時接受中國軍隊的崛起？”我的美國同行往往會考慮片刻，然後小心翼翼地回答“It depends （那要看情況而定）”，如果中美成為真正的朋友和夥伴，美國不擔心中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如果美國不能確定中國未來是朋友還是敵人，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就不利於美國的利益。現在的特朗普政府已經明確中美是戰略競爭對手，對中國軍力的發展，當然更加憂心重重。
美國在如何界定中國的問題上，一直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美國國內總有一股勢力堅持要把中國定義為敵人。這股勢力現在似乎在逐漸增強並影響著美國的對華政策。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還是保持謹慎的樂觀。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眾所周知，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以中國為敵的政策，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與一個有14億人口、經濟蓬勃發展、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與自己有廣泛共同利益的大國為敵，絕不是明智正確的政策。
澎湃新聞：許多人對您2014年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與美國前防長哈格爾的“唇槍舌戰”記憶深刻。您能否介紹一下當時的場景？
2013年，姚雲竹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提問。
姚雲竹：其實，把那次交鋒說成是“唇槍舌戰”有點誇張。每年香格里拉對話會全體會議的第一個發言人都是美國防長，而且還是專場，只有美國防長一個人發言，然後是接受提問。這已經成為香格里拉對話會的慣例。2014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剛剛訪問過中國，並在與習主席的會見中表示要積極建立“新型兩軍關係”。中國代表團原來想利用香格里拉這個重要國際會議場合，與美國代表團進行積極互動，推動兩國兩軍關係的鞏固和發展。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哈格爾防長髮言時指名道姓指責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擅自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在領土爭端中單方面使用高壓和脅迫手段改變現狀等，把中國說成了亞洲地區潛在的安全威脅。面對這樣的攻擊，中國代表團只能做出反擊，而且在只有美國防長髮言的大會環節，反擊也只有用提問的方式進行。這是我當時提問的基本背景情況。
澎湃新聞：奧巴馬政府曾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政府則提出“印太”概念，並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顯然意欲加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您如何看待美國對華政策在軍事上的轉變？
姚雲竹：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制衡中國的崛起，避免美國喪失亞太的主導地位。其背後的戰略思維仍然是零和的，而不是雙贏的。現階段的特朗普政府，更進一步明確將中國定義為全方位的戰略競爭對手，不僅要在經濟上進行打壓，在地緣戰略上加以防範，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抵制，更要在軍事安全上進行遏制。中美關係正在加速向壞的方向發展。中國希望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也不願意看到兩國關係向壞的方向發展，包括美國的軍人，也不希望中美關係壞下去，特別是不希望中美成為戰場上的敵人。
“不應該用戰爭破壞和平，更不應該破壞孩子們的和平”
澎湃新聞：有一種觀點認為軍事關係是中美關係的晴雨表，您如何看待中美軍事關係在中美關係大盤子中的作用？
姚雲竹： 對於中美關係中不同的方面，我們的官方表達和學術討論中有各種各樣的比喻。比如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人文交流是兩國關係的地基；穩定的政治關係是發展所有關係的前提；軍事關係是中美關係的風向標、晴雨表等，這些比喻是非常形象的。中美軍事關係的內容並不是很多，但是由於涉及到雙方的核心利益，象徵意義很強，是具有指標性的關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美軍力差距巨大，美國不擔心中國軍隊，軍事關係也不是兩國關係的重點。隨著解放軍現代化的發展，美國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加之中美在亞太熱點問題上存在分歧，引發軍事危機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中美軍事關係在兩國總體關係中的權重不斷增加，一旦處理不好，有可能導致中美整體關係的迅速惡化。因此，中美雙方都越來越重視經營和管理好軍事關係。
軍事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美更深層次的矛盾，雙方在安全和軍事領域有深刻的戰略互疑，因此關係好起來不容易；但是再壞下去也是有限度的，因為中美都不願意走到兵戎相見的那一步。作為兩個核大國，任何規模的軍事衝突都有不斷升級、並導致核衝突的風險。關係壞到一定程度，雙方就有必要也有願望就預防危機、增加溝通渠道、管控衝突升級和進行軍事互信活動進行合作，軍事關係將在某種程度上得以穩定，並將穩定的效應擴大到中美互動的其他領域。
從另一方面看，中美作為全球大國，會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安全利益，特別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比如，中美兩軍之間一直進行軍事醫學合作，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國際維和與全球反恐領域，都有越來越多的合作機會。這也預示著中美之間有進行更廣泛軍事合作的潛在前景。
姚雲竹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與其他代表交流。
澎湃新聞： 中美軍事關係發展的推力還有哪些？
姚雲竹：在中國，搞好中美關係、包括中美軍事關係有著堅實的民意基礎。2004年6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院長大衛.亨頓（David H.Huntoon）少將率團訪華，我是中方的全程陪同。在北京訪問時，他們提出利用週末參觀軍事博物館的抗美援朝館。展品中有一張抗美援朝戰爭時的宣傳畫：掛滿枝頭的桃花在藍天的襯映下盛開，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懷抱和平鴿，胖嘟嘟的臉蛋兒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下方是“我們熱愛和平”幾個大字。亨頓將軍在宣傳畫前停留了很長時間，離開時對我說，不應該用戰爭破壞和平，更不應該破壞孩子們的和平。
我陪同美軍代表團還去了昆明，參觀了“飛虎隊”紀念館和“飛虎隊”總部舊址。中國人民對美國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給予的幫助一直心懷感激，而由於“飛虎隊”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的歷史，昆明民眾對美國軍人的好感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多次遇到昆明百姓主動上前詢問是不是美國軍人，得到回答後便要求合影留念，同時感謝美國抗戰時的幫助，這使美方人員既吃驚又感動。中美兩軍搜尋二戰期間犧牲在駝峰航線上的美國飛行員遺骸的合作，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並取得了不錯的成果。我們希望為中國人民貢獻了生命的美國人最終都回到自己的家園。
但是，隨著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防部宣佈取消邀請中國海軍參加2018年“環太平洋”演習，美國會通過法案要求提升美臺關係，增加在南海的軍事挑釁行動，與盟國協調針對中國的軍事演習活動，更加嚴格地限制兩軍交流活動。未來一段時間，中美軍事關係的發展將面臨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和強化兩軍危機預防和管控，將會是特別重要的。
澎湃新聞：在當前中美關係日趨緊張的背景下，您對兩國未來的信心緣何而來？
姚雲竹：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40多年前，周恩來總理在歡迎尼克松總統訪華的宴會上說，“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The peoples of both sides have long been friends.（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這句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永遠不會忘記。改革開放以來，中美民間交流是中國對外民間交流最多也是最活躍的。儘管特朗普總統採取的一些政策不利於民間交流，但我堅信，兩國“民相親”的紐帶會越來越結實，會推動兩國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同時，兩個偉大的國家不能相互為敵，以對方為敵的政策是不明智和不負責任的。習主席曾經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中美合作，這個世界更美好；中美對抗，對兩國、對世界都是災難。我真心希望兩國能妥善順利解決當前的問題，讓中美關係重新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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