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o De Biasi, The Italians turn around, Milan, 1954 ? Archivio Mario De Biasi
提及“意大利新現實主義”（Italian neorealism），人們通常會聯想起這些電影與導演的名字：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 ，1945年）、維斯康蒂的《沉淪》（Ossessione，1943年）、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年）... 費里尼的《大路》（La Strada，1954年），戰後一代在廢墟之上喊出了“把攝影機扛到大街上”“平凡生活即最高美學”的政治宣言，而複雜的時代背景發展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多個面向，遠不止電影單方面所見這麼簡單。
“新現實主義：意大利的新形象，1932-1960年”展覽現場，Photo: Nicholas Papananias，courtesy Grey Art Gallery
紐約大學 Grey Art Gallery 的展覽“新現實主義：意大利的新形象，1932-1960”（NeoRealismo: The New Image in Italy, 1932–1960），將這場運動回溯至意大利的法西斯時期，試圖通過攝影，呈現其如何從政治宣傳工具轉變為反映二戰後社會政局民族誌檔案的過程。展覽彙集73位攝影師的175件作品，從攝影到書籍、期刊、插圖，圍繞“法西斯時期的現實主義”“貧困與重建”“民族誌調查”“新聞攝影與插圖出版”“從藝術到檔案”幾個單元展開，基於策展人恩裡卡·維甘（Enrica Viganó）9年的研究成果，那個時代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對於外界乃至境內，至今依然存在著偌大陰影和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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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主義土壤上
意大利法西斯宣傳機構“L.U.C.E.”於1932年出版的攝影宣傳冊《進軍的意大利法西斯》封面
在墨索里尼統治時期，諸多藝術家、電影人和攝影師的工作圍繞戰時的民族主義宣傳運轉，伴隨世界範圍內的戰火，紀實攝影作為宣傳工具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力，在20世紀上半葉風雲激盪的世界格局中體現得分外明顯。墨索里尼政權在普遍存在文盲的社會背景下，通過電影、雜誌、宣傳冊及其他視覺媒介推動宣傳，“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o）正是發展於這樣的法西斯土壤之上。
意大利法西斯宣傳機構“L.U.C.E.”於1932年出版的一部攝影宣傳冊《進軍的意大利法西斯》（L'Italia fascista in cammino）內頁
展覽的起點是意大利法西斯宣傳機構L.U.C.E.（L’Unione Cinematografica Educativa，即“教育電影聯盟”，創立於1924年）於1932年出版的攝影宣傳冊《進軍的意大利法西斯》（L'Italia fascista in cammino），共收錄516張的紀實攝影，以展示墨索里尼執政十年來的“法西斯奇蹟”，內頁文字採用意大利語、法語、英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四國語言。書中錄有彭甸沼地在統治前後的對照，荒涼的景觀與搖搖欲墜的農舍被豐收的麥田和嶄新的房屋取代；《PIOMBO E ZINCO》（鉛與鋅）記錄了一位礦工的鑽探作業現場，在他的背後，一架煉油塔直聳雲霄。這在所有極權主義政治宣傳中屢見不鮮。
Federico Patellani, “Miners at Carbonia” (1950), Sardinia ? Studio Patellani，courtesy Grey Art Gallery
墨索里尼本人在為此書撰寫的序言中寫道：“（這些圖像）向真理致敬，併為民眾提供善意指導”。展覽試圖通過這些戲劇性的、英雄主義、過度樂觀，甚至有些滑稽法西斯宣傳攝影，來表現1950至1960年代“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形成的土壤，證明它的發展恰逢“意大利奇蹟”（Italian miracle）並非巧合，在意大利轉變為一個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度過程中，法西斯時期美化勞動的美學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隨著二戰終結，逐漸轉向表現勞動者和新興中產階級的浪漫化軌道。
Alfredo Camisa “The sickle” (1955), Tuscany (? Archivio fotografico Alfredo Camis)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也伴隨冷戰發展。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產黨（PCI）在1940年代後期的國家憲政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到了1975年，PCI已然成為大多數市政委員會背後的主導力量，儘管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政權面臨崩潰，這股力量一直延續至1991年最終瓦解。在阿爾弗雷多·卡米薩（Alfredo Camisa）1955年《鐮刀》的窗格內，一把鐮刀懸於一位老婦人的頭頂上方，透出對時代政局的隱憂。
Federico Patellani, Carbonia, 1950 ? Federico Patellani
在Pasquale De Antonis創作於1946年的《傻瓜之王瓜爾迪亞格雷萊》（Guardiagrele, the king of fools）中，錘子和鐮刀圖案一旁則是一位劊子手，其上寫著“fessi”（傻瓜），似乎暗指墨索里尼於1945年被共產黨槍決後在羅洛託廣場的絞刑現場，意味深長。費德里科·帕特拉尼（Federico Patellani）的《卡爾博尼亞礦工》（Miners at Carbonia，1950年）描繪了一群剛從礦井出來的男人們，身體被汗水和汙垢覆蓋，陽光驅散烏雲，塑造了英雄主義的氛圍。這一系列記錄了撒丁島卡爾博尼亞（Carbonia）煤礦工人的真實生活，而地名“Carbonia”在意大利語中意為“煤炭”，這是一座由墨索里尼於1938年創建的礦業小鎮。
墨索里尼於1938年宣佈礦業小鎮卡爾博尼亞建立，照片由L.U.C.E.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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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左派的民族誌調查
Franco Pinna，The Town Witch，1952， ? Franco Pinna
在這場運動中，支持攝影師創作的包括一批現已被遺忘的知識分子和評論家，例如人類學家、哲學家埃內斯托德·德馬蒂諾（Ernesto De Martino），他的著作啟發了阿圖羅·扎瓦蒂尼（Arturo Zavattini）、佛朗哥·品納（Franco Pinna）等藝術家在南部的創作。民族誌調查在1950年代開始流行，西西里、卡拉布利亞、坎帕尼亞等南部地區的成為了北方人為之著迷的話題，認為這些地區在同質化的現代性下保留了原始巫術般的真實與信仰。佛朗哥·平納於1952年前往意大利南部巴斯利卡塔（Basilicata）拍攝下其代表作的《鎮上的女巫》（The Town Witch），那是卡洛·萊維（Carlo Levi）在30年代中期寫下的政治流放回憶錄《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的重要背景地之一。
Sante Vittorio Malli, “When snow means bread” (1956), Milan ? Eredi Sante Vittorio Malli
雖然諸多攝影師的創作仍保留著政治宣傳舞臺式的表演性，例如桑特·維托里奧·馬裡（Sante Vittorio Malli）於1956年拍攝下6位農場工人在冬季風暴中扛起鐵鍬去勞作的現場，他為作品起了這樣戲劇性的標題《當雪意味著麵包》（When snow means bread）。還有一些攝影師試圖傳達經濟樂觀和嚴酷現實之間的矛盾，在馬里奧·卡塔內奧（Mario Cattaneo）的作品中，城市天際線外的貧民區與光鮮亮麗的新建築形成鮮明的反差，他在1951年至1958年期間拍攝下“那不勒斯街巷”（Alleys in Naples）系列，與明媚熱情的人群相對的是那個時代搖搖欲墜的建築物，戰後的快速復甦“奇蹟”未能治癒所有的創傷。
Mario Cattaneo, from the “Alleys in Naples” series (1951–1958) ? Eredi Mario Cattaneo
有評論家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民族誌調查脈絡與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美國農業安全局（FSA）組織的攝影調查項目相比較，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等攝影師們曾深入美國腹地，民眾的艱難處境導向了國家介入的合理性。而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者們大多是城市左派，他們去往由黑手黨、基督教民主黨和天主教會主導的南方，試圖重新拾起一個國家支離破碎的廢墟。
阿圖羅·柴伐蒂尼（Arturo Zavattini）是著名導演德西卡（以及後來費里尼）的攝影助理，他曾在1952年於巴斯利卡塔記錄下當地農民前現代式的生存狀況，在其拍攝的室內中，居民與牲口混居一室，與此同時，工業化進程之下，大量的農舍被硬生生搬進了現代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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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年代，不止是電影
Nino Migliori, Gente dell’Emilia, Emilia Romagna, 1959, ? Fondazione Nino Migliori
那是電視尚未普及的年代，外國的影響一定程度上通過書籍、電影、雜誌傳播，例如瑞士雜誌《DU》。Renzo Chini在1955年至1956年期間拍攝下禁慾主義的托斯卡納，讓人聯想起美國攝影師保羅·斯特蘭德（Paul Strand）的作品；Nino Migliori在1959年記錄了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ia-Romagna）地區夏日傍晚的一家咖啡館，當地人在可口可樂廣告牌下閒坐，透出一股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的複雜意味。
| 德·西卡《偷自行車的人》片段 |
該運動發展史上最重要的圖片雜誌是《Cinema Nuovo》（新電影）。與此同時，藝術史學家朱塞佩·皮納納（Giuseppe Pinna）在為展覽圖錄撰寫的文章中表明：不能盲目將這些攝影師與新現實主義電影導演們進行關聯，儘管這場攝影運動中的很多參與者都與著名意大利電影導演們有過合作。佛朗哥·品納在1965年之後擔任起費里尼的攝影師。在他於1955年在西西里拍攝的一幅作品中，天使一般的學童們蹲坐在拱門下，祭壇畫構圖的上方一張被剝落一半的海報上寫到：“Chi vota comunismo vota contro Dio”（投票給共產主義就是反對上帝），身後一位背光男子的剪影透出一絲不祥，彷彿過去的陰影或是未來的潛在威脅。
Franco PINNA，Sicily，1955
“工人階級的普拉達廣告，籠罩在謙卑的柔情之下”，《紐約客》的一篇文章這樣評論近期熱播的HBO劇集《我的天才女友》（My Brilliant Friend，改編自埃萊娜·費蘭特的系列小說“那不勒斯四部曲”），這句話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運動，見證了那個時代的“意大利奇蹟”，實則記錄下了這個國度最為脆弱又堅韌的一群人。1960年，Gianni Berengo Gardin拍攝下一幅的無題照片，一對夫婦騎著Vespa摩托車路過一座建築物，其外立面上印有一句褪色的法西斯口號：“Noi siamo contro la vita comida"（我們反對舒適生活）。歷史的畸變與斷章、政治的囚禁在生活的煙火味中漸漸顯得蒼白。（編譯/翁家若）
新現實主義：意大利的新形象，1932-1960
紐約大學 Grey Art Gallery
2018.09.06-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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